生、老、病、死，是所有人一生中都无法逃脱的命运。只是相对于无法控制的诞生、衰老与死亡而言，疾病算是唯一能够通过人类的治疗手段，实现控制或扭转的存在了。尽管很多时候，医生面对那些疑难杂症都束手无策，却也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求生者一丝希望。

不过，良医尚可有寻处，想求得良药，却是难上加难。

2018年大火的《我不是药神》，就将这样一个直击患病家庭的社会难题，呈现在了所有人眼前：疾病有药能治，可是正版买不起，盗版也难买到。一群处在城市边缘的小人物，站在阴暗处对阳光下的社会，发出了求生的呐喊：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

艰难独自养育患癌女儿的舞女母亲，为了妻儿百般求生的患癌父亲，孤僻却富有侠义之心的“杀马特”青年……这些人的生命从来由不得自己。而最后将这些底层小人物凝聚到一起的，正是那个从油腻落魄中年男子，一步步蜕变为“药神”的程勇。

《我不是药神》无疑是一部好的电影。这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作品，将现实社会中人们最为关心的看病买药问题，借由原型人物的经历，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在众人面前，也给现实题材影片提供了成功的改编范本。

“艺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在针对现实题材进行影视改编之时，总需要取舍与润色，令其更加符合大银幕的表达习惯。尤其是对于故事讲述的逻辑与人物塑造上，更需要仔细斟酌，因为很多在现实中看似合理的事情，搬到荧幕上，就显得极其虚假。

例如总被人诟病的抗日神剧，那些看起来极其降智的场面，其实比起真正的抗日传奇而言差得甚远，可就是无法令观众信服。

这不仅与导演的镜头语言设计以及演员的演绎有关，更与改编时剧本的取舍和润色有重大的关系。说到底，电影是虚实相生的艺术，很多看似天马行空的电影画面，其实是能够找到出处的。

《我不是药神》是根据2014年湖南沅江市陆勇案为原型进行创作的，不过在进行具体情节设置时，导演和编剧首先将主角程勇的身份和形象进行了改编，使得整个主角形象更加接地气。而且不同于患病的原型，影片中的程勇是一个落魄但健康的中年人，就连被嫁接给其老父亲的病症，也并非贯穿影片的慢粒白血病。

这样的改编，无疑能够为故事的矛盾冲突与人物复杂的内心，以及之后的蜕变埋下伏笔：一个本来健康却落魄猥琐的中年人，缘何会与那些汲汲求生的病友产生关系？

当然是家庭困境与利益的诱惑，这令程勇的所作所为变得极为合理，让观众不至于有出戏的感觉。

在影片很多剧情设置以及改编上，都能体现出虚实有度的改编效果，也正是这种半真半假的真实改编，让影片呈现出一种十分接地气的真实感。但想要实现这一点其实难度非常大，据说导演文牧野与编剧光剧本撰写与打磨就用了近三年的时间。

整部电影看下来，相信很多观众都有一种感觉：这并非一部纯粹的文艺片，没有常见文艺片那种伤痛与沉闷感，反倒带着些商业影片的爽感，最后成就了一部以悲剧为内核的喜剧大片。

《我不是药神》是一部典型的文艺与商业相平衡的作品。

这部电影从选题和核心内容上来说，其实更富悲剧性，也更加像文艺片，只是导演在表达时套上了商业片类型化的外壳，同时压制了整个影片摄制组、美术组等的个性与表达欲，将所有的焦点聚集在了故事以及人物本身上，观众的注意力并未被独特的摄制风格与华美的影片场面所分散。

这也是所有剧情类电影作品应该注意的，因为此类型的影片，观众想要看的就是故事以及故事里的人。这就如同秀场上优秀的模特，应该通过自身特点与表现，突出服装的优点而非大秀个人好身材，是同样的道理。毕竟看秀的人应该看的是衣服，而不是衣服架子。

什么都想表达，最后只能是一团乱麻。导演很好地克制了自己旺盛的表达欲，同时在人物情绪的表达上，也同样很克制，却给了观众无限的遐想。

比如影片中，那位面对警官质问时，真切地表达自己求生欲的老奶奶。她平静地叙述着自己这一路倾家荡产求生存的经历。所有的描述都很真实，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夸张的动作，甚至最后连泪水都没有落下。可是那一句戳人心肺的“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却让闻者无不伤心。

这样恰到好处的克制与留白，其实是一种与观众的良好互动，那些话语描述中没有呈现的画面，观众在没反应过来时，恐怕都已在脑海中补全了。

所以《我不是药神》的成功，并非意外，而是顺理成章，这是一次成功的改编。在戏剧化的真实中，导演用极为克制的镜头语言，演员用生动却克制的表演，呈现了一个感人却又没有刻意煽情的“真实”故事。

也正是在这种看似轻巧与毫不留痕的表达下，观众的情绪却是不断起伏。甚至在走出影院的那一刻，都会对故事中的某个场景、角色或台词记忆犹新，这当然离不开影片视听语言的刻意设计。

一部好的作品，是需要能够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的。文学作品是通过写作手法与较强的文字表现能力，来实现文字共情；而影视作品相对而言，则更加直白与生动，它通过选题方向、声音配乐与镜头语言的共同作用，将观众代入营造好的环境中，令其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我不是药神》这部作品，在选取社会热点问题作为故事主题时，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令本来游离在外的观众，有了些许感同生受。这世上，没有人会一辈子不生病，也没有人能够永远不需要面对疾病带来的无力感。

这种极具现实意义的选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令影片未曾上映就有了一定的受众基础。而这也是很多翻拍与影改作品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它们本身就有一定的受众群体，只要作品不太差，自然能够实现预期的播放目标。

此外声音作为烘托影片情绪的最佳选择，自然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影片中一切恰如其分响起的背景音，无论是音效还是配乐，都是影片情节自然推进与转场过渡的利器。

影片一开始时，通过街道上的车铃声、巷子里穿过的脚步声、嘈杂的机械声以及人们不太清楚的交谈声，勾勒出了主人公程勇的小市民形象。这种忙碌却又不见任何收获的奔波，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现实社会中疲惫而平庸的普通人。

在进行人物身份转换过渡时，除了程勇本身的衣着与出入住宅的环境变化，导演通过一开始滴答的廉价打火机声音，到后来转轮型打火机啪嗒的机械撞击声，以及程勇所处居住环境由嘈杂喧闹变得清幽，来暗示了他身份的不同。

在人物的语言声音上，为了显示病友的虚弱，他们说话的声音都相对较小且无力，这个在吕受益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说话总是很小声，也总是有气无力，时不时还伴随着咳嗽声，而这无疑令观众加深了他是个病入膏肓的癌症患者的认知。

作为其中极为叛逆的病友代表，黄毛是特立独行的。他的声音相对其他病友而言，极为有力，且语言极富攻击性。

在抢夺救命药瓶时，那种突然炸响在观众耳旁的撞击声，将他极强的求生欲表现了出来。而影片末尾黄毛保护程勇时，激烈的车子撞击与玻璃的碎裂声，将黄毛悲壮的命运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些伴随着人物命运与故事推进时，或激昂或舒缓的配乐，尤其戳人耳朵。不管是宣传主题曲《生如夏花》，还是极为催泪的《只要平凡》，都凸显了影片人物渴望活下去的呼喊，将观众的情绪一次次推向顶点。

另外在镜头调度上，导演运用许多中景与近景，同时画面色调与光线也随之发生改变，由此凸显出人物当时的状态与内心变化。

最为典型的，就是影片最后一幕中，程勇被警车带走的画面。这本该是一段灰暗的路，可是近景下的程勇脸上，在惊奇之余又露出几分感动，冰冷的押运车上也有阳光笼罩。路两旁是他帮助过的白血病患者，他们自发为他送行，本该病气缠身的他们同样沐浴在阳光之下，整个画面充满了生的希望与感恩的温暖之色。

而且导演很擅长用那种对比镜头表达人物与所处环境的反差，并且从影片一开头，这种对比就存在了。

比如同处一个镜头下的程勇店铺与隔壁宾馆老板的店铺，前者店中灰暗一片，而后者则是灯火通明，就连走到门口准备催债的宾馆老板，整个人都是明亮的，而瘫坐在昏暗店内的程勇，则显得颓败多了。

正是这些富有人气的镜头语言，令《我不是药神》这部作品，感人却不煽情，能够引起人们的思考却又没有说教意味，一切都是点到为止。

《我不是药神》相比起很多类型鲜明，主配角分界明显的影视作品而言，其实更像是一部群像剧，而主人公程勇的存在，既非脸谱化的串联工具人，也并非遮挡配角光彩的“戏霸”。

这是一部相互成就的剧，有吸引了绝大部分关注度的中式英雄，也有令人无法忘记，在社会边缘苦苦挣扎求存的边缘人物。

相比起好莱坞电影中那种孤胆英雄而言，程勇并非一开始就拥有作为英雄的品质与能力的。他最初其实就是个婚姻失败，父亲突患重病，自己却又一事无成的“保健品”店小老板，这似乎也是很多中国普通中年男性的写照。

直到为了求药的吕受益找上门，陷入生活困境的程勇才算是找到了致富的“商机”。

他选择走私抗癌药“格列宁”的仿制药，之后五人小组组队成功，开始了卖药之路。而这里也明确点出了，程勇等人的这一行为，是违法的，只是暂时并未被发现，直到卖假药的张长林出现，这种走私药品的风险才被程勇转嫁出去。

程勇的药神之路，是从其成功转变为服装店小老板，被吕受益自杀而受到冲击开始的。完全没必要再搅合进去的程勇，为了帮助病友，开始联系印度工厂，原价销售仿制药。此时的他，不图名利，只是为了寻得内心的安宁。

之后黄毛的护卫式死亡，病友与警察的对峙，程勇与曹警官的冲突，都将程勇推上了英雄的高台，让这个落魄的中年男人，染上了一丝神性。

程勇经历了由落魄中年人，到暴富土豪，再到英雄药神的变化，而这种蜕变并不突兀，是完全合乎情理与逻辑的。这也是很多普通人，其实拥有更为丰富的同情心与道德感的一种具象化表现。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式英雄，有着国人特有的集体责任感，也有着一股侠义之心。

在将程勇推向“神座”的路途中，有很多人参与了这项造神之旅。

第一个，就是开启程勇贩药之路的病友吕受益。他自己患有癌症，整个人病弱不堪，可是他还有妻子，还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因此他不愿意死，想要听到孩子叫自己一声“爸爸”。在塑造这个形象时，导演用到了两个典型的道具：三层口罩与橘子。

这两者其实都是身为患者的吕受益，强烈求生欲和胆小性格的集中体现，而这也是促使他找上程勇的契机，因为他想活，但他不敢走私药品。

第二个，就是五人小组中，唯一的女性：身为钢管舞女郎的单身母亲刘思慧。

她个性坚强，为了患病的女儿，在饱受白眼与嘲讽的夜总会跳舞为生，还要接受客人与管理者的各种羞辱。因此当这个上海各大医院白血病患者QQ群的总群主，和程勇等人成功走私药品暴富后，第一时间邀众人到自己打工的夜总会消费。

通过金钱的力量，那个曾经高傲不可一世的经理，代替刘思慧成为了舞台中心的焦点。在他那有些滑稽的动作中，刘思慧双眼沁满泪水，得意大笑着让对方脱裤子，这样的呼声中不难让观众联想到她往日的辛酸。

而看起来就像不良少年的黄毛，其实是几人中难得的侠义之人。他外表看起来桀骜而叛逆，但其实出生贫困家庭的他，为了不拖累家人，在得知自己患病那一刻就离家出走，四处飘荡。苦苦求生的他，最后更是为了被重新拖进走私假药泥潭的程勇，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这也促使了程勇的爆发，他疯狂地在印度零售店搜罗药品，将2000元一瓶的进口药以500元低价卖给病友。

就连戏份极少的五人团队中的刘牧师，都十分具有个性。他慈悲善良，却在大闹假药现场时，少有地暴怒，颇有怒目金刚之感。其他诸如卖假药的张长林，质问警察的老奶奶，坚持律法的曹警官等，都成为了推动程勇“成神”的重要奠基石。

这样一部电影，所有的人物都在或多或少的戏份中，站住了脚，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一举一动极其牵动人心。影片个体与群体角色的成功塑造，最终成就了这部作品。

经常有人说，要是到了活不了的时候，就自我了结，早早脱离痛苦，但事实上，很多人小看了自己本能的求生欲望。在等待死亡降临的时间里，你的思想与心态变化之快，是自己无法掌控的，因为很多人并非孤立的个体，也并非每个人都有自我了结的勇气，而这也是《我不是药神》令人动容之处。

生命本该是自由且自主的，可是这群被疾病裹挟，游走在生死边缘的人，却只能戴着镣铐艰难向前。而正如影片中所呈现的那样，当合乎情理的求生与象征公平正义的法律产生冲突时，正义之锤究竟该如何落下？

这也是影片留给观众最后的思考，毕竟好的作品，总能给抽离出电影情境中的人，一些思考与感悟，甚至给整个社会带来些改变。

参考文献：

1、 浅析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张丽君

2、 电影中视听语言的设计——以电影《我不是药神》为例—贾博麟

3、 好莱坞叙事策略的本土化——以《我不是药神》为例—孙可佳

4、 《我不是药神》听觉语言研究—庞芷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