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一女子到三野驻地被哨兵拦下，报出姓名后政委亲自迎接

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清晨，一位身着旗袍的中年女子来到了第三野战军入城部队35军驻地。她想要进入军部，却被一名年轻的哨兵拦下。这名战士本能地认为，一个穿着如此讲究的女子不像是什么好人，更何况军事重地岂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

当哨兵询问她的来意时，女子平静地说道：＂我要见你们政委何克希。＂哨兵顿时警惕起来，但女子接着说：＂我是陈修良，你们跟何政委说我的名字就行。＂

这个名字似乎有着魔力，哨兵立即去通报。不一会儿，35军政委何克希竟然亲自小跑着出来迎接。更让人惊讶的是，正在办公的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也赶来与这位女子打招呼。

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能让如此重要的军事领导如此重视？这位看似普通的旗袍女子，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传奇经历？

陈修良，这个名字在中国革命史上或许不如其他著名领导人那样家喻户晓，但她的革命生涯却同样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她的故事始于浙江宁波，一个富有商业传统的沿海城市。

1904年，陈修良出生在一个旧式商业资本家家庭。与同时代大多数富家女子不同，陈修良从小就展现出了超越时代的叛逆精神。这种特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母亲的开明思想。在那个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年代，陈修良的母亲却支持女儿接受新式教育，为她日后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年少的陈修良进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就读。这所学校不仅为她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进步思想。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这些新思想如同一颗颗种子，在陈修良年轻的心灵中生根发芽。

1925年，21岁的陈修良已经成为宁波女师自治学生会主席和宁波学联代表。她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在报纸上发表进步言论。这年7月，她在报纸上发表了《救世刍议》一文，文章大胆批评社会现状，呼吁改革。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校当局的警惕，他们将陈修良视为＂赤化分子＂，最终将她开除出校。

但这次挫折并没有打倒陈修良，反而坚定了她追求进步的决心。她辗转来到杭州女中继续学业，随后又考入上海国民大学文科。在上海，陈修良的思想和行动都有了质的飞跃。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真正的革命生涯。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号角吹响，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陈修良追随这股革命洪流，来到了广州大学。在这里，她担任了共青团广东省委宣传部委员，并兼任团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的编辑。这段经历让陈修良深入接触了革命理论和实践，为她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7年初，陈修良随少共中央书记李求实前往湖南长沙，在共青团湖南省委工作。同年4月，她有幸列席了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经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推荐，陈修良成为了时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部长向警予的秘书。在向警予这位杰出的女革命家的指导下，陈修良的革命意识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同年，她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27年7月，汪精卫发动了震惊全国的＂七一五＂反革命事变。面对白色恐怖，党组织为了保护陈修良这样的青年干部，安排她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陈修良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日后的革命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

1930年7月，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陈修良满怀热情地回到了祖国。此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益膨胀。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刘少奇的直接安排下，陈修良被派往华中地区，负责妇女工作。她深入基层，组织发动妇女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陈修良担任了华中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负责隔江指挥南京地下党的工作。这段经历为她日后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奠定了重要基础。她对南京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有了深入了解，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此时的南京，作为国民党的首都，成为了中共地下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南京的地下党组织在此前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急需重建和加强。

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华中局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又慎重的决定：派遣陈修良前往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这个决定充分体现了党对陈修良的信任，同时也显示出任务的艰巨性和危险性。

南京当时的形势可以用＂铁桶＂来形容。蒋介石为了巩固这个最后的政治堡垒，在南京部署了大量的军政人员和特务。据统计，当时不足100万人口的南京，拥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就多达11万，在册的警察数量近一万。这意味着，平均每十个南京市民中就有一个是国民党的人员。

更为严峻的是，国民党在南京采取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高压政策。自1927年国民党第一次＂清党＂以来，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受了8次重创。在陈修良到任之前，已经有8位南京市的主要地下党领导被国民党逮捕并残忍杀害。

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陈修良毫不畏惧，接受了这个几乎等同于＂九死一生＂的任务。她深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越是在艰难的时刻，越要挺身而出。

1948年12月，陈修良化名＂张蕙芳＂，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悄然进入南京。为了掩护身份，她精心设计了自己的背景故事：她是一个从上海来南京投奔亲戚的寡妇，丈夫在抗战中牺牲，自己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生活。这个身份既不引人注目，又能解释她为什么是一个人来到南京。

陈修良深知，在这个风声鹤唳的环境中，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暴露身份。她小心翼翼地选择了居住地点，先是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巷里，后来又搬到了一个人口密集的区域。这样的选择既能避免引起邻居的怀疑，又便于她与其他地下党员接头。

为了更好地隐藏身份，陈修良还和几名地下党员组建了一个＂家庭＂。她扮演＂母亲＂的角色，其他党员则扮演她的＂儿子＂和＂儿媳＂。这个＂家庭＂不仅为她提供了更好的掩护，也成为了地下党的一个重要据点。

在这段时间里，陈修良还在一家名为华德电料行的商店担任＂老板娘＂。这个身份不仅为她提供了合法的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为地下党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掩护。电料行成为了地下党员联络的重要场所，许多重要的情报和指令都在这里传递。

尽管环境险恶，陈修良仍然坚持开展工作。她首先着手重建南京地下党组织。在她的领导下，南京地下党召开了重组会议，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她强调要扩大组织网络，发展新党员，但同时也要严格保密，确保组织安全。

陈修良还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秘密联络系统。她利用各种巧妙的方法传递信息，例如使用预先约定的暗号、在特定地点留下记号等。这套系统确保了信息的安全传递，大大提高了地下工作的效率。

在陈修良的领导下，南京地下党组织逐渐恢复了元气。他们开始收集重要的军事情报，组织工人和学生的抗议活动，甚至成功策反了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这些工作为后来解放军顺利进入南京奠定了重要基础。

然而，这段时期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陈修良和她的同志们时刻面临着被发现的危险。有一次，国民党特务突然搜查华德电料行，陈修良临危不乱，冷静应对，成功蒙混过关。这样惊心动魄的经历在她的地下工作中并不罕见。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号角已经吹响，南京这座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堡垒即将迎来历史性的时刻。在这个关键时期，陈修良领导的南京地下党组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行动直接影响了南京和平解放的进程。

首先，陈修良和她的同志们加强了对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策反工作。他们深知，如果能争取到一些关键人物投诚，不仅可以减少解放军的伤亡，还能为接管南京提供宝贵的内部信息。在这项工作中，陈修良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谈判技巧。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们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军官。这位军官原本对共产党抱有敌意，但在多次接触后，逐渐被地下党员的诚意和共产党的政策所打动。陈修良亲自与他见面，耐心解释了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特别强调了对投诚人员的宽大处理政策。最终，这位军官同意在解放军进城时协助维持秩序，并提供了大量有关南京防务的重要情报。

其次，南京地下党组织加强了对重要目标的保护工作。他们深知，南京作为六朝古都，拥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和重要的工业设施。为了防止这些宝贵资源在战争中遭到破坏，陈修良指示地下党员秘密组织了一支＂护城队＂。

这支＂护城队＂由工人、学生和一些爱国人士组成，他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密切关注着重要目标的动向。例如，在南京博物院，几名地下党员以工作人员的身份潜伏，时刻准备阻止国民党军队可能的抢劫行为。在重要的工厂，地下党员则组织工人成立了自卫队，防止设备被破坏或搬迁。

第三，南京地下党组织还积极开展了舆论工作。他们秘密印刷和散发大量传单，向市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澄清国民党的谣言，稳定民心。在陈修良的指导下，他们还巧妙地利用了一些合法的报纸和广播，通过隐晦的方式传递信息，引导舆论走向。

这项工作的效果非常显著。随着解放军的临近，南京市民的恐慧情绪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对新政权的期待。这种舆论氛围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抵抗意志，为南京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解放前夕，陈修良和南京地下党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保护城市免受破坏。国民党军队在溃退前往往会实施＂焦土政策＂，破坏重要设施，烧毁重要文件。为此，南京地下党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他们首先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号召市民自发保护家园。在地下党的组织下，许多街道和工厂都成立了自卫队，昼夜巡逻，防止破坏行为。同时，他们还秘密接触了一些有良知的国民党军官，劝说他们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国民党军队计划在撤退前炸毁长江大桥，这座桥梁不仅是南京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交通要道。陈修良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了一支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护桥队＂。他们日夜轮流守护在桥边，密切注视着桥上的每一个动静。同时，地下党员还成功说服了负责炸桥的工兵连长，最终使这座大桥幸免于难。

在解放军即将进城的前夜，南京地下党组织开展了最后的冲刺。他们一方面继续稳定民心，防止发生混乱；另一方面则积极为接管做准备。陈修良亲自带领一批地下党员，秘密潜入各个政府部门，保护重要文件和设备，为接管工作做好准备。

就在这紧张忙碌的时刻，陈修良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她要亲自前往解放军驻地，向即将进城的部队汇报南京的最新情况。这个任务既重要又危险，因为此时国民党军队仍在城内，她随时可能被发现。但陈修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她知道，这可能是她为南京和平解放做出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贡献。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百万雄师开始渡江。这一天，对于南京来说，注定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陈修良和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成员们，此时正在紧张地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在解放军渡江的同时，陈修良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她需要立即前往解放军的前线指挥部，向即将进城的部队汇报南京的最新情况。这个任务既重要又危险，因为此时国民党军队仍在城内，她随时可能被发现。但陈修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她深知这可能是她为南京和平解放做出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贡献。

陈修良化装成一个普通的农妇，带着一篮子蔬菜，悄悄地离开了城市。她沿着小路，避开了国民党的哨卡，最终成功到达了解放军的前线指挥部。在那里，她向指挥官详细汇报了南京城内的情况，包括国民党军队的部署、重要设施的位置、以及地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等。这些信息对于解放军制定进城计划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南京城内的地下党员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在工厂里，地下党员组织工人成立了自卫队，防止设备被破坏或搬迁。在重要的政府机关，一些潜伏的党员则暗中保护重要文件，防止国民党在撤退时销毁证据。

在这个关键时刻，南京地下党组织还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如何阻止国民党军队在溃退前实施＂焦土政策＂。他们得到情报，国民党军队计划在撤退前炸毁长江大桥和其他重要设施。为此，地下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首先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号召市民自发保护家园。在地下党的组织下，许多街道和工厂都成立了自卫队，昼夜巡逻，防止破坏行为。同时，他们还秘密接触了一些有良知的国民党军官，劝说他们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

在保护长江大桥的行动中，地下党组织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组织了一支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护桥队＂，日夜轮流守护在桥边，密切注视着桥上的每一个动静。同时，地下党员还成功说服了负责炸桥的工兵连长，最终使这座大桥幸免于难。这不仅保护了这座重要的交通枢纽，也为解放军的进城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23日晚，解放军开始向南京城发起总攻。在这个紧要关头，南京地下党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利用之前建立的秘密联络网，及时向解放军传递城内的最新情况，帮助解放军避开了国民党的主要防御阵地，从薄弱环节突破。

同时，地下党员们还在城内展开了一系列行动，配合解放军的进攻。他们组织工人罢工，瘫痪了城市的交通和通讯系统，使国民党军队的指挥系统陷入混乱。在一些关键的路口，地下党员还悄悄地移除了路障，为解放军的进军扫清了障碍。

在解放军进城的过程中，南京地下党组织还肩负着另一个重要任务：保护重要的文物古迹和科研机构。他们事先已经在南京博物院、图书馆等重要场所安排了人手。当解放军进城时，这些地下党员立即亮明身份，协助解放军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防止在混乱中遭到破坏或抢劫。

4月24日凌晨，解放军主力部队进入南京城。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成员们终于可以公开亮明身份。他们迅速集结，协助解放军接管各个重要部门和设施。在市政府大楼，地下党员们早已等候多时，他们迅速接管了政府机关，确保各项工作能够平稳过渡。

在接管过程中，南京地下党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他们长期潜伏在各个部门，对南京的情况了如指掌，因此能够迅速找到关键文件和重要设施，大大加快了接管的速度。同时，他们还协助解放军甄别和处理国民党留用人员，确保新政权的顺利运转。

4月24日上午，南京正式宣告解放。在这一天，陈修良终于可以以南京市委书记的身份公开露面。她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协调各方面的工作，确保城市的秩序和居民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成员们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协助新政府稳定局势，恢复生产，安抚民心。他们的努力，为南京这座古都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

随着南京的和平解放，陈修良和南京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并未就此结束，反而迎来了更加艰巨的挑战。作为新任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肩负着将这座曾经的国民党首都转变为新中国重要城市的重任。

在接管初期，南京面临着诸多棘手的问题。首先是秩序的维护。虽然解放军已经进城，但仍有一些国民党残余势力企图制造混乱。陈修良指挥地下党员与解放军密切配合，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起了有效的治安网络。她特别重视发动群众，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治安巡逻队，有效遏制了犯罪活动的发生。

其次是经济重建。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的工业基础薄弱，许多工厂在战争中遭到破坏。陈修良亲自走访了多家工厂，了解实际情况。在她的倡议下，南京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鼓励工人自主管理，恢复生产。她还特别关注农村问题，多次深入郊区农村，推动土地改革，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文教卫生方面，陈修良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南京作为文化古都，拥有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陈修良深知人才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积极与各大高校和研究所沟通，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她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在全市范围内营造了尊重科学、崇尚学习的氛围。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南京大学的改组工作。原本有不少教授对新政权持观望态度，陈修良亲自多次与校方沟通，耐心解释共产党的教育政策。她承诺保护学术自由，并为学校争取了大量经费支持。这些举措最终赢得了大多数教职员工的支持，南京大学顺利完成了改组，成为新中国重要的高等学府。

在城市建设方面，陈修良展现出了远见卓识。她意识到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历史价值，在大力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她的倡议下，南京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委员会，对全市的文物古迹进行了系统的普查和保护。

同时，陈修良也积极推动城市现代化建设。她提出了＂建设新南京，服务新中国＂的口号，规划了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南京长江大桥的修建计划。这座大桥不仅解决了长江天堑阻隔的问题，也成为了新中国工业实力的象征。陈修良多次亲临工地视察，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为大桥的顺利竣工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解决民生问题上，陈修良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同情心。解放初期，南京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陈修良亲自带队深入农村，了解粮食生产情况，同时组织市区居民开展节粮活动。她还推动建立了公平合理的粮食分配制度，确保困难群众能够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此外，陈修良还特别关注妇女解放问题。她积极推动废除封建婚姻制度，鼓励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在她的倡导下，南京市举办了多期妇女识字班和技能培训班，帮助众多妇女实现了经济独立。

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陈修良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对于一些原国民党官员和军人，她采取了宽严并济的政策。对于真心悔改的人，给予宽大处理，甚至安排适当工作；对于顽固分子，则坚决依法处理。这种做法不仅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也为新政权赢得了更多的人心。

在陈修良的领导下，南京逐渐摆脱了战争的阴霾，开始焕发出新的生机。工厂的烟囱重新冒出了浓烟，街道上车水马龙，学校里书声琅琅。这座古老的城市，在新中国的蓝图中，开始书写着自己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