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贺龙由成都驱车至重庆就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邓小平率西南和重庆党政军各界领导到重庆远郊的歌乐山林园迎候。这是他们进入西南以来首次见面，三人紧紧握手，雄心勃勃，准备在大西南搞出个“样子”来。

然而贺龙刚一就任，就遇到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儿。当月21日，我永川军分区部队在仁义镇全歼四爷子和刘精本股匪，端了他们的老巢。在被俘的匪众中，竟揪出个原解放军副营长——赵希荣。这种贪生怕死，背叛革命的行为让贺龙十分震怒。据说当时他听说此事后，本想抽根烟，结果因为手因愤怒而颤抖，连划三次火柴都没有划着。

1950年时，大陆除了少部分地区之外，已经被英勇的解放军所解放。西南地区，是最后被解放的大区。在整个西南战役中，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达90余万人。

虽然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被推翻，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众多反动分子，例如土匪、国民党残兵、反动土司、封建道门组织、土豪劣绅潜伏起来，并自然而然地合流在一起，掀起了滔天的匪患。

从地理性质来看，西南主要有川、云、贵三省，此地除了成都平原等少数地区外，94%的地域都为山地，为反动分子的潜伏提供了方便。除此之外，四川民情十分复杂，袍哥组织、封建道门组织、封建土司势力依旧具有庞大的势力，不断地与我党、我军争夺着基层的民众。

利用西南地区复杂的地情和民情，蒋介石在逃离成都前，做了非常细致的布置。他命大量反动军官、军统特务潜伏了起来，和我军打起了游击战，一有机会就在基层兴风作浪。他们试图让西南地区成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基地，让业已蜗居台湾的蒋家王朝重回大陆。而这些残余势力，多以土匪的面目示人。他们占山为王、啸聚山林、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干尽了坏事。

此时的西南地区，土改运动还未完成，群众还未得到有效组织。因此给反动分子蛊惑、煽动群众提供了方便。他们针对我军的“征粮工作”大做文章。他们躲在山林中，到处袭击我军征粮队以及落单的士兵。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冲出山林，杀入农村或县城，屠杀革命干部与进步群众，犯了无数罪行。不仅如此，反动分子还在起义部队中到处煽风点火，导致不少部队降而复叛，总人数达到15个团之多。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邓小平一直在强调：“西南虽然解放了，但是仗还没有打完。”针对许多同志出现的麻痹大意的思想。邓小平忧心忡忡地说：

“西南当前有90万土匪等待清剿，广大农村政府尚未建立，残破的城乡生产还没有恢复。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我们有些同志以为仗打完了，该享乐了，这是何等的危险和可怕？”

对于当时的局面，邓小平可谓是洞若观火。如今的敌人虽然已经日暮途穷，但并不代表他们不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敌人并不可怕，但就怕我们轻敌和麻痹。若小看土匪，认为剿匪是“吃亏”，到后来就一定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0年2月5日，一场惨案最终引爆了整个大西南，这便是震惊全国的“龙潭寺惨案”。

朱向离，是一名优秀的革命干部，他早年参加红军，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无数战功。解放战争结束后，他就任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前途一片大好。后来，他奉上级命令，准备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某建交国家的驻外武官。

当时四川匪患炽烈，即使在成都周边，仍有不少土匪出没。因此为了安全起见，上级派遣一个加强班作为朱向离的护卫，想将之护送到成都，然而乘坐飞机去往北京。然而到了成都郊外的龙潭寺，朱向离与他的战士们却遭到了数千名土匪的袭击。

龙潭寺，是一座古老的寺庙。据传蜀汉后主刘禅曾在寺庙周边的一处水潭沐浴，因此被命名为龙潭。龙潭便建立一座寺庙，则为龙潭寺。当时的龙潭寺，是一个名叫巫杰的反动分子的地盘。

巫杰原名刘金茂，是龙潭寺本地的地主恶霸，从小就不喜欢读书，专喜欢舞枪弄棒。他15岁加入川军，后又随西北军孙仲连走南闯北，最后官至旅长。不久后，巫杰因与上级产生矛盾，回到了龙潭寺的家乡。

蛰居家乡期间，巫杰不甘心就此沉寂，他利用旧关系，当上成都警备部特务组长。解放战争结束后，巫杰自知一定会受到清算和镇压，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以袍哥组织为骨干，裹挟大批无知群众，吸收大量地痞流氓、封建道门以及特务，组建了所谓“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龙潭纵队。”

朱向离一行经过龙潭寺时，不幸落入巫杰设置的包围圈，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事实上，朱向离的护卫队战力不俗，领头的还是战斗英雄赵副排长。然而由于寡不敌众，朱向离等人最终于当天3点时落败，朱向离以及六名战士——闻常礼、罗云、游小全、王幸福、王成欣相继被俘。

随后，朱向离等七人被押到小石桥附近的一个水塘边。这时，所谓的“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巫杰出场了。他得意洋洋地审问朱向离，问他是哪个部队的，竟然敢闯入他的地盘。

虽然身上遍体鳞伤，然而朱向离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他怒视巫杰反问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在今天还敢这样作恶，竟敢如此胆大妄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广大贫苦百姓的队伍，你们拦截杀害那么多解放军战士，政府是要你们偿命的！”

朱向离忍受着敌人的酷刑和诱降，仍在不停地向土匪和群众宣扬党的政策，当众揭穿巫杰的阴谋和谣言。然而刚刚讲了几句，巫杰便派人将朱向离押了下去，然后用最残酷的手段将其杀害。

巫杰杀害朱向离以及19名战士，自知解放军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当晚就派人到附近各乡各村，到处煽风点火，最终裹挟数万群众，手持各种武器从四面八方向龙潭寺袭来。

当晚，巫杰让群众们点燃火把，使漫山遍野尽是火光，组成所谓的“火把阵”。第二天上午，60军178师533团3营闻讯赶到龙潭寺，二十二个乡大小近百个村寨，四下里锣声一片，各村各乡以土匪、袍哥、惯匪、溃兵为骨干组织的土匪武装，从四面八方来袭，将龙潭寺死死围住。由于担心误伤群众，因此，领头的邓仕俊将军只好带兵回到驻地，以图再举。

9天后，川西军区派出的救援队在龙潭寺一个不到3米宽的烂泥塘中，发现了被害的朱向离等人。这是在剿匪战争中，我军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干部。二月五日的龙潭寺惨案，是一个严重的信号，这是土匪公开向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的第一枪。

受“龙潭寺惨案”的鼓动，各地的土匪像是得到信号一样，在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反革命叛乱。据不完全统计，在仅仅八天内，全国各地被土匪包围并受到冲击的地、市以及省城共有二十多座。在全国广大农村，被土匪洗劫、捣毁地区、乡政府几乎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被土匪杀害的我各级地方干部、工作人员、征粮队队伍，解放军干部、战士达一万多人。

很不幸，笔者从属于第二野战军、战斗于贵州的二舅老爷就在一次征粮任务中，牺牲于土匪之手。笔者的外公，也曾遭遇过土匪的追击和包围，险些牺牲。这次波及全国的大匪患，我的家人是感同身受的。

龙潭寺惨案以及所引发的叛乱震惊了中国，也震动了中央。毛泽东发布命令：“匪患如此严重，我们决不能任其泛滥下去，一定要迅速组织力量剿灭匪患。”而这一命令，正是我党、我军正式对盘踞在全国各地的土匪、特务的宣战书。

镇反令的发布是那样的及时。西南地区的匪患更加吃甚。巫杰到处飞檄传书，联络四川各处的地霸惯匪，四处起事，引发了严重的连锁反应。

在西南三省，土匪武装四处出击，崇庆、温江、简阳、金堂等县城相继为土匪所占据。土匪、土豪劣绅纷纷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反攻倒算，到处杀人放火。

其次，我军一开始选择了错误的战术。面对多支股匪，主要采取分兵进击的方式。然而这种战术非但没能抓住土匪，反而屡次钻入土匪的包围圈，遭优势敌军的围歼。很多部队被打散、包围，甚至整排整连的被土匪杀害。若我军战士被俘，则会被开膛破肚、挖眼掏心，极尽残酷之能事。

在这种背景下，在龙潭寺惨案仅仅7天后，我军的剿匪战斗再次遭遇严重挫折。

2月12日，60军180师538团3营集中兵力，组成了怀远征粮工作队。领头人为赵希荣。赵希荣是山西人，外号“赵蛋”，抗战期间参加了革命，立下了一些战功，因此被任命为3营营长。

此时临近的崇宁地区在巫杰的煽动下，发动了大规模反革命叛乱。60军180师539团在崇宁剿匪中遭遇了重大损失，并整整牺牲了3个连的战士。而赵希荣带领的征粮队，也受到了这次匪患的波及。

当赵希荣一行经过何家场、双河场、元通镇三交界的二江桥谭家巷子时，突然遭到数千土匪的围攻。

这群土匪，原来是川西巨匪黄光辉的部下。黄光辉被我军逮捕处决后，他的手下急欲复仇。他们趁崇庆大乱之机，在谭家巷子盘踞了起来，并迎头碰上了赵希荣所带领的队伍。

从地形上看，赵希荣所部处于地势平坦、三条河流交汇之处，既没有掩护，也难以突围。而土匪只消架起一挺机枪，就能把我军压得死死的。

战斗打响后，土匪们果然用机枪封锁了赵希荣等人所处的开阔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周围的竹林、房屋为掩护，包抄我军的侧翼和后路。使我军既过不了河，也逃不出去。

面对如此危局，唯有破釜沉舟、拼死一搏才有出路。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作为指挥者的赵希荣却展现了他贪生怕死的可鄙一面。

面对优势敌人的袭击，赵希荣非但不指挥战斗，反而惊慌失措，一再联络前方土匪，要和他们谈判。为此，他命令战士们不准开枪，还两次指示连指导员和土匪联络，企图谈判。

然而落入网中的大鱼，土匪们岂能放过？赵希荣的屈膝投降，反而助长了土匪们的嚣张气焰。他们凭借人数和地形优势，给予我军以更大的压力。

战士们见赵希荣如此不中用，于是决定自信抵抗，8连连长秦国泰取代赵希荣，接过了指挥权。他们交替掩护、且战且退，经过6个小时的战斗，最终让一部分战士突出了重围，步行10多公里回到了县城。然而此战中，我军依然牺牲了一名排长和24名官兵，还丢掉了4挺机枪。

而赵希荣呢？他竟带领一个排的兵力投降了土匪，跪在匪首四爷子和刘精本面前乞活。最终，作为昔日的解放军副营长，赵希荣竟投身匪众，成了可耻的叛徒。

仅仅数天后，也就是2月21日，180师540团奉命剿匪，在仁义镇摧毁了四爷子和刘精本匪帮的主力，匪首们纷纷伏法。在匪众之中，战士们还揪出了已经身着匪服的赵希荣，然后于当日押回了重庆。

张祖谅

副营长叛变逃敌，这是自革命以来少有的事。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的60军军长张祖谅，立即将此事告知了贺龙：

“军事法庭，现已将赵希荣逮捕归案。我们考虑，在目前情况下，对赵希荣这种率部队向土匪投降的无耻背叛行为，一定要给予严厉惩处，不杀不足以教育全军。”

在电话中，贺龙听取了张祖谅的报告，立即火冒三丈，握着电话的手因愤怒而不断颤抖。他厉声说：

“杀，一定要杀。留着这样的混蛋，只会是我军的祸害，我们人民军队的耻辱。堂堂解放军副营长，竟如此贪生怕死，还带着部队向敌人缴械。这样的事，在我们部队以前几十年的战斗年代里都是不多见。这在部队中影响太坏，太恶劣了！”

贺龙洞若观火，他清楚地意识到，想要取得剿匪战斗的全面胜利，作风必须得抓。如今全国解放了，一些同志的思想确实松了劲，进了城，当了干部，反而贪生怕死起来。因此，贺龙对张祖谅说：

“目前，一定要把部队好好抓一抓。长此以往，还得了吗？那我们只有把整个中国都让出去，都重新交给土匪，我们再回到山里去打游击！同志们，革命还没有胜利，天下还没有太平。蒋介石利用他部署和遗留下来的这些土匪，正在全国疯狂地向我们反扑，向我们各级人民政府反扑，企图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地。剿匪，必将是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工作的重要任务，是一场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斗争。一定要告诫全军部队，对当前这场剿匪斗争要有更清醒的认识和十分坚定的信心。任何人在这场斗争中，都不得有任何畏惧和动摇。否则，都要按照我们这个部队的纪律，予以严惩，绝不宽待！”

1950年7月15日，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赵希荣被判处死刑，其余投匪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这个军中的败类，终于迎来了应得的下场。

痛定思痛，西南军区针对土匪的情况，改变了战术。从以往分兵进击，改变为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就如刘伯承所强调的：

“不能五根手指按五个跳蚤，要用五个手指按一个跳蚤。”

集中优势兵力，永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华。

而在另一方面，西南军区还在不断发动群众，向大众宣扬的党的政策，揭穿土匪的阴谋和谎言。当基层组织稳固后，还在各村各乡组织民兵，把守各个隘口，以防土匪四处流窜。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我党还不断发动群众，向劳苦大众宣扬党的政策，揭穿土匪们的谎言，揭露土匪们的罪行。不仅如此，基层政权还组织民兵，守住隘口，防止土匪四处流窜。

不仅如此，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一同指挥，集中13个军37个师又两个团的兵力，出动装甲车、飞机，采取合围、进剿、奔袭、穷追、搜剿相结合的方式，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大股大剿，小股小剿为方式。

此外，在武装进剿的同时，还进行政治瓦解，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到1950年年底，就已经歼灭土匪85万人，缴获各种炮近800门，轻重机枪40余万支。川、康、滇腹心地区的土匪已被歼灭，大部分地区基本净化。只有零星股匪仍在省区交界处流窜，剿匪形势大大好转。

毛泽东看到西南军区关于1950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后，称赞西南剿匪工作“路线正确，方法适当，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

到了1953年底，西南地区剿匪共歼灭土匪116万人，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完全胜利。

至于制造龙潭寺惨案的始作俑者巫杰，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在剿匪战斗中，巫杰苦心经营的匪帮被彻底击溃。到了1950年中旬，巫杰只能带领残部躲藏在山林中。原本，他还想东山再起。然而此时，群众已经坚决站在我党、我军一边，巫杰的欺骗和煽动，再也不能奏效。

在一场战斗中，巫杰被我军俘虏。不久后，他被押送到万人公审大会上，接受了人民控诉和审判。最后依法被判处死刑。在执行枪决时，行刑人员专门使用了朱向离的配枪，以告慰龙潭寺牺牲烈士的在天之灵。

俗话说，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全国解放时，难免会有人松劲，难免会有人放松警惕，进而贪图享乐，只知求田问舍，贪生怕死。而这种现象，还真的出现了赵希荣这样的败类。对于这样的坏分子，贺龙施展雷霆手段，将其诛杀，严明的革命的纪律，也震撼了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