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杜甫（712—770）唐朝诗人。河南巩（今河南巩义）人，字子美。早年漫游吴、越、齐、赵。安史乱后，居成都浣花溪，辗转蜀中各地。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大历三年（768）出蜀，病死于湘江舟中。诗作揭露社会矛盾与统治集团昏庸腐朽，反映人民苦难均十分深刻，有“诗史”之誉。现存诗一千四百余首，有《杜工部集》。
毛泽东从小就读过大量的杜甫诗。他对杜甫了如指掌。早在1913年毛泽东所记《讲堂录》中就记有：“著书存者，以其实也，无用而存，以其精，韩柳杜之诗是也。不然，浩然烟海塞天地矣。”“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1924年，他为陈子博写的挽联，就用了杜甫《蜀相》的尾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938年，毛泽东有次和来延安的朱光等人谈论书法和艺术，他熟练地背诵了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古诗体序言的最后几句：“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然后说了：杜甫的这段话说出了舞蹈、戏剧等艺术与书法艺术是相通的，是至理名言。1949年，毛泽东为女儿娇娇取学名李敏。在解释“敏”字时，也用了杜甫《不见》诗：“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作为佐证。
毛泽东相当推崇杜甫。1949年12月，毛泽东和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论了杜甫。他认为，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代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献。杜甫的诗，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风格，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的文学遗产。
杜甫
可是很久以来，流传有毛泽东的“尊李贬杜”之说，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当时文化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郭沫若所著的《李白与杜甫》就持有这种观点。事实上也不尽然，毛泽东对杜甫一直就很感兴趣。1952年10月，他在山东济南视察。当来到大明湖历下亭，就指着亭柱所悬的对联：“海右此亭右；济南名士多”，对陪同者作了详细介绍说：历下亭闻名天下，主要是因为大诗人杜甫公元745年到齐州临邑看望其弟杜颖，而后来到济南，与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北海太守李邕等人相聚历下亭。当时杜甫挥笔写下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的著名诗篇：
东蕃驻皂盖，北渚凌清河。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
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
蕴其惬所遇，落日将如何。
费践俱物役，从公难重过。
毛泽东在背诵全诗后说：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便是诗中的两句（《毛泽东与山东》第25页）。1958年3月7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游览了杜甫草堂。在杜诗版本展览室，浏览了宋、元两代杜诗集，对一部用雪白的宣纸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很感兴趣。在看了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诗集说道：是政治诗！毛泽东又诵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诵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时风趣地说：“看来，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困难问题，是古已有之的。”毛泽东还仔细看悬挂在大廨前的一副清人顾复初楹联：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他赞赏地说：“好！集杜句。”（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7页）在此期间，他又向杜甫草堂借阅了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共十二部，一百零八本，其中有明刻本张含所选、杨慎所批点的《李杜诗选》；此外还有杜甫草堂的对联。他还选编了《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共编入唐宋诗词名家十六人，共六十四首，其中杜甫最多，有《蜀相》、《剑门》、《赠花卿》等二十五首。他对杜甫是够注重的，也掌握历代各种杜诗版本，1959年5月，还就韦君宜编的《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作批示时，即以杜诗注本为例指出：“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82页）可见他对杜诗版本的熟悉力度。
杜甫
毛泽东能背诵很多杜甫诗。六十年代初，他在上海和复旦大学刘大杰谈论古典文学和作家。当问知刘大杰是湖南岳阳人时，毛泽东立刻朗诵杜甫《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1964年，他南巡后由湖南乘火车返北京，在中途暂停岳阳站，当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话时曾问及岳阳楼现况，即默写了这首《登岳阳楼》。此诗手书后来刻制装嵌在新修整的岳阳楼三楼。据毛泽东生前好友周世钊说，在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毛泽东还戏改过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中的“生长明妃尚有村”句。他将“明妃”改为“林彪”，这样此诗就成为“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按相传王昭君是湖北秭归人，林彪是湖北黄冈人，真是两字之改，颇见贴切。1975年，毛泽东听身旁工作人员为他读杜甫七律《进艇》：“南京久客耕南笛，北望伤神坐北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蛱……”因为不识“蛱”字读音，就停滞了。毛泽东立即接下背诵：“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进艇》是一篇历来不为人选的杜诗，毛泽东却能背诵如流，可见他对杜诗的熟悉程度。
毛泽东对不少杜诗还给以新的含义。据吴旭君回忆：六十年代，毛泽东曾让她背诵杜甫《前出塞》，然后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他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话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十五年，一百三十六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了。
当然，毛泽东更多的还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论述杜诗的，如1965年与陈毅信中所提及的，“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毛泽东诗词集》第266页）但毛泽东有时对杜诗的评价不太高，这也是事实。如毛泽东在1957年1月与臧克家、袁水拍谈话中说：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这大概同他认为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这一点有关。
杜甫
建国以来毛泽东多次读杜甫诗，他抄录的杜诗就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登高》、《江南逢李龟年》和《登岳阳楼》等，而见于有关诗集为他圈圈的却有七十四首之多，占了今存杜诗，即北宋王洙编《杜工部集》所收的一千四百零五首的相当比重。毛泽东对杜甫生平很感兴趣。在解放战争期间，在战事倥偬之际，仍甚注意到当时发表在报刊上的冯至《杜甫传》片断。建国以后，冯至《杜甫传》在《新观察》连载，又是每期必读。当《新观察》将《杜甫传》连载完毕后，毛泽东说：《新观察》现在将《杜甫传》登完了，我《新观察》也不要看了。
1958年春，毛泽东在为大跃进开张的南宁会议上曾说过：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要看。有人说这是贬杜甫，其实这只是特定时代所说的特定的话。毛泽东并未有进行全面对卡十甫的贬抑，那是因为杜诗真正反映了盛唐、特别是安史乱后的社会现实、民间疾苦，凄凄凉凉与他认为的大跃进热火朝天、万马奔腾不相容的，故有此说。另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孙琴安面聆刘大杰教授所称，“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感到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
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柴门送客》
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称做官是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以及以后的种种行为都是在为追求仕途事业和为官行道相联系。如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就是一种企望入仕，在仕途大业中实现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即渴望在社会实际工作中建功立业，兼济苍生。
杜甫
三十五岁以前，是杜甫的读书和壮游时期。正当开元盛世，杜甫的经济状况也较好，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在这长期的壮游中，杜甫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杜甫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
杜甫也曾有这样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等，这些诗句无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种渴望济世扬名，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是杜甫的这种理想和抱负建立是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忧患意识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杜甫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如他的诗歌《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这首诗歌当中，诗人站在岳阳楼上，通过远眺，想到了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社会状况，从而凭依窗轩，胸怀家园，不禁涕泪交流。又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在这首诗中，由于听到朝廷收复失地的消息而惊喜若狂。
这两首诗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时所作。由于安史之乱，社会显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因此当他想到国家遭殃，战火不熄，生灵涂炭的时候就流泪不止，而当听说官军收复了蓟北，于是又喜极而泣，不能自抑。可见，杜甫的忧来自于国家，喜亦是来自于国家，这就是儒家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杜甫弃官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
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大历五年（77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国家和人民最后的怀念。
（参考资料来源于杜晓琴《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