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作为商朝之前的一个政治实体，其最尴尬的地方在于，所有关于它的记载最早都只能上溯到西周时期，时间上间隔了至少600年以上。

虽然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事件发生时间距离史书成书时间太久远就否定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但由于武王伐纣在战国时期就被指斥为“人臣弑其君也”，加上古人历来有托名著书和篡改记载的“前科”（比如伪《古文尚书》，今本《竹书纪年》），那么西周传下来的关于夏朝的内容，就不可避免的会被怀疑添加和修改了利于巩固西周统治的内容。

现有的考古发现早已证实，我国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国家文明曙光，在早于二里岗早商文化之前，浙江的良渚遗址、山西的陶寺遗址、陕西的石峁遗址、河南的二里头遗址都已经颇有规模，内部有明确的贫富等级，外部则发现有从属于中心的二、三级附属聚落。

其中，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中晚期都邑，也基本得到了国内学者们的一致认同。所以，商朝之前还有一个政权，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问题在于，商朝前面的朝代，究竟叫不叫夏朝？

之所以会有此一问，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再发生“曾随之谜”这样的事。曾、随两个西周诸侯国困扰了史学界多年，史书记载当中的江汉地区的随国，考古发现中却不见蛛丝马迹。直到曾侯乙墓的出土，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古国真实的国名叫曾国，所谓的“随国”是史书的它称，曾、随实为一国两称。

上文已述，现有的关于夏朝的记载，都是西周以后传下来的，那么夏朝有没有可能也并非夏朝人的自称，而是周人的它称呢？又或者周人也不知道商朝前面的朝代叫什么名字，而只能杜撰出“夏”这个名字呢？

首先，在西周传下来的《尚书》《诗经》这些典籍中，周人对商朝的称呼分别有“商”、“大邦商”、“殷”，在陕西周原出土的周人甲骨中，称呼商朝君主为“衣王”（衣通殷）。

所以，商朝又被后人称作殷商或殷。但实际上，翻遍所有甲骨卜辞，都没有见到商朝人自称为“殷”的，只能见到“大邑商”、“天邑商”、“中商”等称呼，其中：商是国号，而大邑、天邑是美称，“中”则是中心、中土之意。

可见，殷（衣）原本是周人根据商朝中晚期都城在殷而自行拟定的它称，只不过随着周人入主中原，这一称呼也影响了后世。

其次，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甲骨文，比甲骨文更早的，有陶寺遗址发现的扁壶朱书以及河南二里头等多地发现的刻画符号。朱书和刻画符号在字形构造上已经有了后来甲骨文的雏形，但却未能连字成句表达完整意思。甲骨文中虽然已经发现了“夏”这个字，但早于殷墟甲骨文的刻画符号中，并没有找到代表族徽或王国称号的“夏”字。

被认为是夏朝中晚期都邑的二里头遗址，之所以至今还有不少争议，根源也在于二里头至今也没有找到关于夏的自证性材料。

事实上，就连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传下来的“夏”字，字形构造也是一个跪坐的人，最上方则是太阳，就象形文字刻画的形象来看，很难认同它除了表示夏日炎炎外，还能表达政权的意思。

第三，西周以来的资料对于夏朝的称呼也并不固定，秦公簋铭文称“鼏宅禹迹”，叔夷钟也称“咸有九州，处禹之堵”，《易纬》记载“禹四百三十一年”，这里的禹并不是指“大禹”本人，而是指代整个夏朝。

另一本儒家典籍《礼记》称夏朝为“西邑夏”，并且这一称呼得到了战国竹简《清华简》的佐证。而在甲骨文中，也发现了一个名叫“西邑”的地方。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西周以来对夏朝的称呼除了夏以外，还有禹和西邑。

大禹作为个体，本名叫文命，但如果作为群体，禹这个称呼就可以用来指代整个政权，这种用法颇有点像“尧”一样，是陶唐氏部落每一代首领的共同称谓。

而“西邑夏”这个称谓对应了“大邑商”，如果“西邑”是和“大邑”一样是本国人赞美自己国家所用的形容词，那么既然大邑商=商朝是自称，那么西邑夏=夏朝也是自称似乎看来就很合理了。

但问题在于，一个自居正统的政权，怎么会赞美自己的王朝为“西边的国家”，这跟商朝人自称“中商”“大邑商”的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就导致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夏朝人由夏后氏部落所建，所以王朝国号自称为“夏”，只不过商都地处夏都以东，故而在夏之前冠以了“西邑”这个地理方位；第二种可能是“夏”并非夏朝人自称，而是像“殷”一样，完全是第三方所杜撰的名字。

所以，如果想要弄清楚“夏”究竟是夏朝人的自称，还是后人的它称，就需要首先弄清楚“夏”原本意指什么。

早在周文王时代，周人就时常以“夏”自居，比如“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过去，很多人认为这里的“夏”指的是夏朝，因周文王毕生致力于推翻殷商统治，自称“夏”，被视为打出夏朝后裔旗号来为自己即将推翻宗主国的统治而营造合理性。

不过，周人自称夏朝后裔的用意，恐怕并不准确。最直接的证据是：周武王起兵灭商的誓言《牧誓》中罗列了一大堆伐纣的理由，甚至连“惟妇言是用”这个借口都用上了，但唯独没有提过类似“我们是夏朝后裔，灭你是为了复仇”，反而明确自称是“西土之人”。

而在更多的文献中，“夏”也常常与“西土”挂钩。

比如《管子》“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淮南子》“西北方曰大夏”，《太平御览》记载：“伯禹夏后氏，长于西羌，西羌夷也”。山东莒县出土的《莒叔之仲子平钟》铭文上同样有“戬戬雍雍，闻于夏东”，古文字学家裘锡圭释读其中的“夏”为“西”的含义。

如果“夏”在商周时期还有“西”的古义，那么周人自称“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就可以通顺的释读为“（文王）开创了我西土周邦与一二友邦的局面，来共同修治我西土”，也能解释为何甲骨文为何称夏为“西邑”了。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周人以“有夏”自居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周文王至周朝前期，到周成王以后，周朝文献中便不再出现自称“夏”的情况，反而开始强调自己是天下之中，“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而这一时期，又恰恰是西周平定商遗民叛乱，洛邑建成，西周统治进入稳固的时候。“夏”再次以政权的含义出现在文献当中，已经是春秋时期，为了区分四方夷狄和中原地区姬姓为主、杂居其他从属于周王室的同一文化圈的诸侯国，便产生了“诸夏”“华夏”等词，这时候的“夏”已经没有了“西”的含义，更不是指代“夏王朝”，而是指广袤的中原地区。

那么究竟是先有了夏朝，因夏朝统治中心在商族以西，故而产生了夏=西的词义，还是因为先有了夏=西的词义，后世把商朝之前的政权笼统的概述为“西边的国”呢？

一位自称是理科生但爱好历史的网友提出了一种脑洞大开的设想，他说：“春秋开始，以为夏朝起始于大禹，其实夏朝这个国名应该远在大禹之前”。

首先，从文献记载来看，《国语·周语》记载，“帅象禹之功，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大禹因治水有功获得了姓氏，此后所建立的政权便被称为夏。这说明，在周人的认知体系当中，“夏”的确要早于禹，只不过我们无法根据这段记载得出“夏”来源于地名还是国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逸周书》的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无位，……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这里的唐氏指的是尧帝的陶唐氏，时代上不仅早于夏朝，也早于大禹，而被灭亡的“西夏”明显可以看出是一个政权，而绝非地名。

所以，从文献记载来看，在大禹之前，已经存在一个叫“夏”的政权，被尧帝所灭。此后，大禹因功获得了“夏”这个氏，意味着他对“夏”故地的所有权得到了部落联盟的认可。

其次，我们再从考古发现来看。徐旭生先生在寻找传说中的夏朝都城时，拟定了两处地方，一个是被称为“夏墟”的晋南，另一个是被称为“有夏之居”的伊洛平原。而考古工作者也先后在晋南和豫西发现了多处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二里岗文化的大型遗址。

其中：晋南的陶寺遗址经李学勤等专家学者多年考证，认定为尧都遗址；而豫西的二里头遗址（包括新砦期）则被认为是“夏都”。

梳理从公元前2300年（陶寺建立）再到前1900年（陶寺消亡）这一时间跨度内的晋南地区考古学文化，仅有东下冯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存在渊源，但无论是规模还是出土文物，都不能与二里头遗址呈现出的王都气象相提并论，所以，不少考古工作者把东下冯遗址视为夏王朝在晋南的直辖地，又或者是二里头被商汤攻破后夏遗民的逃亡地。

不过，让人困惑的是，东下冯遗址有着明显源自二里头文化的诸多因素，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认为东下冯文化是二里头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向晋南传播的产物。但同时，二里头的一些主要文化因素却是源于东下冯，考古界泰斗王克林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主要炊盛器如鬲、甗、斝等，发现的时间都晚于东下冯类型。

换言之，东下冯同时呈现出“祖居地”和“新拓展领地”的矛盾属性。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时间序列上看，晋南的考古学文化经历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夏文化二里头类型、商文化二里岗类型的发展脉络。

但接续庙底沟类型的陶寺文化，却在晋南地区显得“格格不入”。陶寺文化流行猪骨随葬，在贵族墓葬中往往会出土猪下颌甚至整猪骨架，这是山东大汶口文化典型特征。而整个晋南地区在陶寺文化兴起之前的2000多年时间里都没有该墓葬习俗，更没有任何城址。

考古发现结合“尧受封于陶，年十五改国于唐，故又号陶唐氏”以及“唐伐西夏”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陶寺文化是东夷族群进入晋南，驱逐了被称为“西夏”的本地族群后所建立的。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晋南素来被称为“夏墟”和“禹都平阳（今山西临汾）”，但却始终没有任何疑似是夏朝都城的考古发现。正如那位网友脑洞大开的设想一样，既然在大禹之前，已经存在一个“夏”，那么“夏墟”或许指代的并不是夏朝的故地，而是早已存在的另一个“夏”的故地。

从地理方位讲，晋南地处洛阳、郑州以西，被叫做“西夏（西边的国家）”理所当然。在其灭亡后，尧舜将这一夏故地赐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夏后氏由此而来。所以，周朝称大禹所建的政权为“夏”，有真实的来源根据，并非凭空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