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宪

1941年，河间县委根据冀中区党委和八地委关于对敌斗争实行两面政策、两面政权，敌进我进，积极开展争取瓦解敌伪军工作的指示,迅速调整组织,成立了敌工部，由县委组织部长赵齐久兼任部长，具体工作由公安局负责。

1942年初敌工部独立分设，仍由赵齐久兼部长;张旭升任副部长，主管敌工部全面工作，1942年秋改任部长。韩洪涛(又名李石、李汝舟)任内勤干事，张童飞(又名李斗、肖方州、李晋钦)、牛子谦任外勤干事。同时各区委增设了专职敌工委员或敌工干事。一区敌工委员宋友贤，二区敌工委员刘宪(又名刘维平),三区敌工委员路杰，四区敌工委员马铁，五区敌工委员王建农，六区敌工干事郑庭杰，七区敌工委员李瑜。1943年至1944年胡振铎任敌工干事，八区敌工千事艾春田、门省三。

1943年底宋友贤、路杰、王子经调县敌工部任干事。1944年11月刘宪、王建农调县敌工部任干事。1942年底至1943年初各村支部设敌工委员，主要是掌握村两面政权和“伪联络员”对敌斗争情况，教育伪军家属做伪军的工作。

敌工部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敌进我进,从政治上思想上向敌占村、镇及敌据点内部进攻，孤立分化瓦解敌人。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争取瓦解敌伪军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对敌执行两面政策，积极争取瓦解敌伪军政人员，减少对我抗日工作的破坏。其主要任务是:

一、贯彻党的两面政策。粉碎敌“治安强化”运动，教育伪乡(镇)人员成为抗日的两面政权人员。

二、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社会名流、开明进步人士共同抗战。

三、开展政治攻势，对敌伪军警人员及其家属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

四、争取瓦解敌伪军警人员，发展内线关系，有计划地进行派遣，打入敌内部，积蓄力量待机歼敌。

五、粉碎敌碉堡政策，组织内线关系配合部队拔除敌据点，歼灭敌人。

(一)贯彻执行党的“两面政策”，粉碎敌“治安强化”运动，教育改造伪乡(镇)保甲人员。

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军事上实行碉堡政策;政治上推行伪乡(镇)保甲制度，强化基层政权统治机构。要粉碎敌人以碉堡政策为主的“治安强化”运动，就必须坚决彻底的控制伪乡(镇)保甲基层政权组织，把其改造为我党领导下抗日的“两面政权”。为此，县委决定，凡敌新占领区的伪乡(镇)保甲联络员，都要经过我区委审查同意，对敌老统治区伪乡(镇)保甲联络员，要进行认真教育清理改造，使其为抗日服务。

敌老统治区伪乡(镇)保甲人员，一般都不是经过我方同意的，而且绝大部分与我方无联系，个别与我方有联系，也是秘密往来。改造这些人，贯彻打击少数，争取多数的方针。

对少数效忠于敌人屡教不改或对我玩弄两面态度的人，给予坚决打击镇压。

1942年冬，三十里铺伪镇长南清合向敌人告密我抗日活动情况,经布告周知,枪毙其在据点之下。小店据点伪保长杨品三，死心塌地效忠于敌，残害百姓，破坏抗日，经多次教育死不悔改，监视我内线工作人员动态，在内线关系的配合下，抓获杨品三枪毙于小店村头。后榆杭伪乡长孙振刚(外号葫芦刚)强霸妇女，罪恶多端，死不改悔，枪毙后群众拍手称快,对伪人员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

对绝大多数无重大罪恶的，通过教育，愿为抗日效力，并接受我方领导的人员，一律留用考查，或指派人员改组。

二十里铺据点，镇压了南清合后，派遣了南俊峰(共产党员东王河口人)并由他出面参加组成了以孙中合(三十里铺人)为镇长，南俊峰、边振生(边家边村人)为副镇长的伪镇公所。为发展该地区的抗战形势，维护群众利益，争取瓦解敌人作了大量工作。

留古寺宁芝清，1940年敌安据点时曾当过敌伪保长，1942年又当了伪保长，但并未做什么坏事。宁的家就在敌据点附近，我区干部和敌工干部，为了考验教育争取他，就住在他家，他不但未向敌人报告，还设法保护我干部，并接受我党领导，为我方送情报，争取瓦解敌人，掩护我抗日工作的开展。

周景瑞(共产党员)被指派当了伪村长，为掩护在他家养病的肖舫舟(县敌工干事)，敌人怀疑他是八路军的人，被打的死去活来，也未暴露我工作人员。

柏桐村是我抗日工作群众基础较好的根据地，“五一”扫荡”敌安据点之前,就有了地道网。安据点之后,我方指派北辛庄进步人士张宝善当了柏桐据点的联保主任。该据点小队长张士贵很坏，张宝善对肖舫舟说:“你们是不是教育他一下?张士贵每天夜晚到妓女大红霞那里去打牌鬼混，输了钱就向我要。”

肖带一手枪队，晚上埋伏在门洞里，等张士贵带着两个士兵快到门口时，原想活捉他们，但手枪队员先开了枪，一枪把张士贵的帽子打掉了，敌人掉头跑回了岗楼。

第二天张士贵带着伪军找张宝善说:“村里有八路为什么不报告?昨天晚上把我帽子都打掉了。”张宝善说:“一到晚上，那个村没有三、五个八路军呀!别说你们，我晚上都不敢出来，昨天晚上是八路手下留情了，劝老弟还是小心点好，要为自己留条生路，别让八路给你点上黑点(指八路军的黑红点运动)”。从此，张士贵老实了，晚上再不出来，白天查户口也不敢轻易进屋了。

有一次敌人查户口时，正查到我县交通站长住的一堡垒户。敌人进院后，张宝善说:“张队长查户口来了，赶快出来!”交通站长迅速下地道，因洞口小，交通站长穿的衣服厚，被卡住了，一时下不去上不来。敌人在院子里嚷嚷了一阵就走了。

还有一次，我们根据张宝善提供的情报，打死了一个作恶多端的汉奸，敌人怀疑是张宝善指的“点”，要找张算帐，我们都为他担心。张宝善说:“不必担心，我有良策!"他想起了三国时诸葛亮江东吊孝的计策，第二天，他到据点去吊孝，一把鼻涕一把泪扑倒在灵前，捶胸顿足，嚎啕大哭。敌人一看这么亲密的朋友，哪能是他害死的?就这样地哭了一场，解除了敌人的怀疑。

有一回日军“扫荡”，路过柏桐村，适逢我县大队一部分人驻在该村，下了地道，不料，地道被敌人马踩塌了。伪小队长张士贵看见了，张宝善马上往张士贵手中塞了一把伪钞票，并说那是用过的菜窑，张士贵心里明白，赶紧叫人把坍塌的地方掩盖起来，瞒过了日本鬼子，保障了县大队人员的安全。

1942年冬，西太平庄增设据点，我派李玉祥担任伪村长。该据点驻伪军一个小队，经李玉祥的启发教育，该小队长孟xx和两个伪军与我敌工干部建立了联系，成为内线关系。小队长及其爱人后来还被发展为我“秘密抗日团员"1943年10月下旬，小队长孟xx率部投诚。

经过一段艰巨的工作后，敌新统治区的伪乡(镇)保甲人员，经过我党组织审查同意，在我党领导之下进行工作。

平大公路、沧河公路沿线，敌老统治区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南八里铺、东八里庄、沙河桥、束城、柳洼、米各庄等老据点的伪乡(镇)保甲人员，经过教育清理改造后，在我党领导下，忠于我抗日的两面政权。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维持敌人基本生活食用外，对敌人征粮派款采取应付拖延政策，维护群众利益，尽量减轻人民对敌负担。必要时向敌送些假情报,及时掌握敌人的活动情况,向我方汇报，并掩护我军政人员抗日工作的开展。

两面政权，是教育争取瓦解敌伪军警人员的重要桥梁和阵地。此时，敌人推行“治安强化”的政治基础一伪乡(镇)保甲联络员制度，已名存实亡，被我党控制的两面政权所代替，进一步孤立、消弱了敌人，掩护了我抗日工作的开展，发展了抗日形势

(二)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社会各进步人士共同抗战

正确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民族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是孤立和战胜敌人的战略问题。特别是抗战形势处于低潮时期，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及旧军政人员，易被暂时貌似强大的敌人所吓倒，而政治上思想上产生动摇，对抗战胜利丧失信心。同时这些人又往往在政治上思想上与敌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敌人利用的对象，因此，加强团结社会名流、开明进步人士，共赴国难，是进一步孤立敌人，壮大抗战力量，开创抗战新局面的重要一环。

统战对象，主要是社会名流、开明进步人士、旧军政人员、乡镇小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一些无正当职业者。这些人的家庭出身，个人成份、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对抗战的态度各不相同。我们主要采取交朋友的办法，根据其表现，安排他们做些适当的抗日工作，如村政权的粮秣主任、民政主任或教育主任等，他们都能认真去做，而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中有些人和伪军政人员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则安派在伪乡(镇)两面政权里工作，成为我们开展敌伪军工作的桥梁。

团结社会上层开明进步人士，共同抗战，三十里铺赵旭东是开明士绅，同时在北京有买卖，一个儿子在南京上大学，全家文化水平较高，在当地是有影响的人物。在敌人内部也很有影响，当时比陈中月还吃香,有民族正义感,同情抗日，但有观望态度，不敢直接和敌人斗争。我敌工干部经常住在他家，不断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和革命道理，通过经常接触，交换思想，提高了民族意识。对我党的政策坚信不移，全家人思想进步很快,在南京上大学的儿子回家休假,和我们一起探讨抗战形势，而且很感兴趣。由于赵旭东在伪军中也有一定影响，逢年过节时，一些伪军头目都要到他家拜年送礼。

1943年正月初一，张旭升同志住在他家，一些伪军头目，陆陆续续去给赵旭东拜年，赵则趁机给伪军们做工作说:“孩子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是灰热着土，对老百姓要好点，别给八路过不去，不要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要给自已留条后路，八路军深得民心，俗话说“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伪军们都点头称:“是!是!”

张旭升在他家和敌人相会座客而平安无事。赵旭东为了支援抗日，主动把两支手枪交给我们(一支马牌撸子)。陈中月叛变后，他亲自进城做陈中月的工作。他的一个女儿开始在三十里铺敌伪小学教书，经我们教育后，秘密对学生宣传抗日道理，后动员到根据地当小学教员，一个儿子也送出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革命干部 。

郭家村郭洪举是个医生，他参加“家礼”(即青红帮)，还有很多徒弟，辛中驿据点伪军中有他的徒弟杜从周、李晓岩、王僧等，且在伪军中很有势力。我们就通过他和这些人建立关系，并经常在他家会面，王僧还给我们送过枪支，后来在拔除据点时，他们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十里铺哈广恩(回族)，在城里开一座“广顺居饭庄”，在当地和县城都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回民中有一定威望。此人思想进步,拥护抗战,经常为我们搜集敌情报。他们的饭庄是我们在城里的联络点，我侦察人员进城多在该处落脚用餐，他把我方宣传品藏在自行车架子铁管子里，带进城去秘密散发，还给我们送出过枪支子弹。通过其回民身份，对伪军中的回民进行争取瓦解工作，并向其家属进行抗日的宣传教育工作。

伪联队长李二懵就是经过他工作后和我们建立联系的。在一次战斗后，日军拉回一车尸体，哈广恩为了查明敌尸体数目，在外边观察，被敌人发现逮捕关押起来，百般折磨，但他始终未承认和我们的关系，为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东大汗村张文杰，旧社会当过“联庄会”头目，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该村安据点后，我们指派他当伪乡长，通过他做争取伪军的工作，并经常在他家和伪军接头，对后来组织里应外合拔除据点起到了积极作用。

旧军政人员也是我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之一，他们一般都有丰富的社交能力，在各阶层中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争取团结这批人，对扩大抗日阵营，孤立敌人有着积极的作用。

范家庄范团长的儿子范次龙，经团结教育，申明大义，坚决拥护抗日，支持其女儿参加抗日工作。范次龙的妹夫小赵庄赵合甫。当过旧军队连长，表现进步，后来当了我抗日村长，他的五个孩子都参加了抗日工作。

戈家楼王化甫在旧军队当过营长，积极支持抗战，后来当了村武委会主任。环境最残酷之时家有地道，成为我工作人员的堡垒户。

三十里铺孙xx，当过旧军队旅长，在我抗日政策影响下，站在抗日一边，对支应敌人，维护群众利益作了积极的工作。

西诗经村的历史人物，原北洋军阀代大总统冯国璋的后裔，负责看管冯家大院和冯国璋的坟墓，敌人对其采取“怀柔政策”，从不进入和侵犯其院落和财产。我们采取争取团结的方针，积极做其后裔和长工的工作，提高其民族爱国观念,经过教育完全站在抗日方面。在反“扫荡”中,我地方工作人员和小部队经常在冯总大院隐蔽藏身，并在院内挖了地洞和地道。敌“五一扫荡”后，日寇在大院外面安了据点，近在尺咫，未阻止我工作人员在该院的活动，同时还经常在院内与伪军中的内线关系接头。

团结自由职业者、知识份子共同抗日。

时村赵守仁是个医生，伪军经常请他看病，通过他利用看病的机会，教育争取伪军，起到了较好的效果。经过一段工作，一个伪军小队长和一个班长和我们建立了关系，并利用他行医的合法地点，经常和内线关系碰头，后来两个内线关系向我军投诚。

三十里铺进步人士赵子寿，为除掉残匪徐二黑，亲自出面去保定告徐二黑，使伪省长吴讚周信以为真，处决了徐二黑。该村赵印章做伪军小队长贾振生的工作，东方村张临甲的侄子、姑爷、妹夫都是伪警人员，利用张作其亲属工作。二十里铺郭牛记打入敌伪李二懵部进行瓦解。这些人经过团结教育都成了抗日的先进分子。

(三)开展政治攻势，对敌伪军警人员及其家属进行爱国教育。

针对敌人推行“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和"治安强化”运动等以华治华的伎俩，我们的策略是:持续不断地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对敌分化瓦解，动摇孤立、消弱敌人战斗力。

1、编(翻)印散发宣传品。

其内容有:

“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编印的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华战争，是非正义战争，是为日本少数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号召广大士兵反战厌战，不要为军国主义分子当炮灰;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广大劳苦人民服务的军队;宣传八路军不搜俘虏腰包，不杀俘虏等优待俘虏政策。

有冀中军区和军分区编印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国际国内形势;宣传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苏联红军和盟军的胜利;宣传我军各战场的胜利消息。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70多名国民党将领投降敌人，蒋日勾结的反共阴谋等。号召广大伪军官兵不做亡国奴，不当卖国贼，不帮助日寇屠杀自己同胞父老。要做“身在曹营心在汉”，为抗日立功赎罪。

还印发反正投诚到解放区的“通行证”，以及县敌工部自己编印的不歧视伪军家属和镇压铁杆汉奸的布告等。共散发宣传品30多种2万多份，仅1944年5、6月份即翻印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主任委员宋邵文、副主任委员胡仁奎签发的民字第二号布告(实为转伪军官兵的信)即达4000份。并申明凡持有我宣传品反正投城者都可当“通行证”使用。

散发的方法:

一是通过对敌据点喊话教育伪军时，把宣传品用弓箭或假手榴弹射(投)向敌据点，或放到敌据点外边，通告敌人。

二是通过伪乡(镇)保甲联络员，公开(以捡到为名)或秘密送到敌内部和内线关系手中。

三是通过伪军家属秘密送给伪军。

四是散发到敌据点附近或“扫荡"必经的路上。

五是通过进城的商人和与城里有亲朋的带进城里,夜晚在街上和敌驻地附近张贴散发。

宣传品的散发，动摇了敌人，敌伪之间，伪官兵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涣散了敌伪军心，消弱了敌人的战斗意志，提高了一部分伪军人员的爱国思想，考虑退身之路。1944年5、6月份，散发《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二号布告后，7月4日小店据点4名伪军逃跑，25日大汗据点4名警察开了小差。有的伪军秘密保存我传单或“通行证”，寻机持证潜逃;有的主动设法和我方建立联系，协助我在敌内部建立内线关系。

2、对据点敌伪军开展喊话活动。

喊话活动是政治攻势的主要活动形式，通常有三种形式：

一、大规模的轮番喊话。在三,五天内向全县敌据点，同时展开内容相同的喊话。

1943年2月中下旬，组织全县敌工干部由县区武装掩护，对全县据点，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喊话政治攻势，内容与散发的宣传品相似。这次攻势，显示了我抗日力量的遍地存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同时也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争热情。

第二次统一行动是在1943年9月，向全县敌人宣传意大利法西斯向同盟国投降，苏联红军反攻作战取得的伟大胜利，指出德国法西斯彻底灭亡之日为期不远，日本帝国主义顾此失彼,很快就完蛋了!号召伪军们认清形势,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协助八路军打击敌人，这次攻势为我扩大解放区起了极大的作用。至年底通过内线关系，太平庄据点伪军1个小队反正投诚，攻克敌据点8处，逼退敌据点19处

第三次大规模政治攻势是1944年1月，宣传中美英开罗宣言，宣布把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次攻势敌人惊恐不安，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同时也鼓舞坚定了人民群众抗战即将胜利的信心。至五月中旬，又攻克敌据点六处，逼退敌据点十处。

第四次政治攻势于1944年5月下旬开始，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为期不远，抗战即将胜利。号召伪军反正，弃暗投明，参加抗日军，反戈杀敌。向我各级政府登记，政府一律宽大处理。在这次攻势中，通过派遣和内线关系，里应外合顺利拔除了敌兴村据点。至8月份又先后通过内线关系组织里应外合，拔除了北中原、东大汗、三十里铺等据点。为反攻作战，全歼河间县境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开展有针对性的喊话。

这是我敌工干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敌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行之有效的措施。除进行形势教育外，根据敌外出活动，伪军表现好坏，有针对性的点名，提出警告。

如对杨保珍、王凤朝曾多次提名警告，而仍不悔改。柏桐据点伪军张xx，外出勒索打人，点名警告后，再不敢胡作非为了。二十里铺据点伪军班长王振合经点名后，主动托人和我们建立联系。

有的敌人在我喊话时对我进行谩骂，我们采取骂不还骂，讲道理指出其错误，有时带上伪办公人员，听出是谁时当即指出其名字，以示警告，这样做，孤立了少数，争取了多数。

这样的喊话活动，一般每旬进行一次。在开始阶段需有武装掩护，而且敌人胡乱放枪，投弹抗扰，如对李胡村的一次喊话，敌中队长杨寿明听出是冯明章的声音，抱起机枪扫射，结果枪口没有出岗楼垛口，误伤伪军佟壁如致死。后来由于内线关系的不断发展，对叛徒汉奸小队长杨宝珍进行了镇压，敌人逐渐老实了。而且也不需要武装配合，我敌工干部一个人可随时向敌人喊话，一般可接近到敌岗楼外三、四十米处，并在喊话后经我方同意再向空中鸣枪，以便次日好应付报告其上级，同时还告知敌人留有宣传品，敌人次日都能拿回去阅读，有时还送交到其上级去。

在我们喊话过程中，往往出现问答辩论式的。

如在宣传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投降主义，汪精卫卖国投降及国民党高级将领投敌时，三十里铺二十里铺等据点敌人说，那是“曲线救国”。我们当即指出那是他们以“曲线救国”之名认贼作父卖国求荣，都是欺骗人民。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是受人民拥护和爱戴的军队。日寇安了这么多据点，并没有把八路军赶走和消灭就是证明。古人云“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讲得敌人无言可对。

又如枪毙叛徒杨宝珍后，向敌人喊话时，敌人指出“你们不是宣传交枪不杀吗?为什么杨宝珍交了枪还枪呢?”我们即指出，杨宝珍是我党的叛徒，经多次教育争取，叫他改恶从善，立功赎罪，他置若罔闻，死不悔改。被俘后，还不老实认罪，我们为民除害，枪毙了杨宝珍这个败类。被俘的其他伪军都释放了，杨宝珍的所作所为和其他伪军官兵是不一样的。这种回答式的喊话，在1943年下半年以后是较普遍的。

教育伪军家属特别是随队的家属，并通过她们规劝教育伪军,宣传我党我军政策,要为自己的家人着想，不少伪军通过其家属的规劝后，设法和我们建立联系。

3、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配合，围攻拔除据点，军政攻势相配合拔掉敌据点是减少伤亡，促敌投降，行之有效地作战方法。

1945年春、夏，我河间县军民在反攻作战中，在部分主力配合下，县区武装和广大民兵，多处围攻敌据点时,一方面用火力围困,一方面不断的开展政治攻势，向敌喊话，组织伪军家属喊话，双管齐下，两面夹击等方法，促使伪军们动摇。先后有柳窝、留各庄桥郭月庭、边德民(边麻子)两个伪军大队和南冬安金奎伪军一个中队，通过谈判交械投降。

（四)积极发展内线关系。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发展内线关系，是从内部攻破和瓦解敌人的重要手段。相信大多数伪军经过教育会逐渐提高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在此基础上，经过"两面政权”人员和伪军家属以及社会上层进步人士等多种渠道，对各据点之伪军警人员，逐个进行姓名、籍贯、年龄、出身、成份、表现等调查登记，建立伪军档案，利用两面政权人员与伪军警人员个别交朋友，教育争取。讲岳飞和秦绘的故事，开导其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在不断规劝下，些中下层军官和伪军士兵和我们建立联系的越来越多。至1943年秋，敌所有据点包括县城伪军中都有了我内线关系。上至伪联队长李万祥(外号李二懵)、伪大队长边德民、郭月庭，下至中、小队长，班长、士兵、火夫、马夫、警卫、勤务人员、宪兵和警察。除高洪基伪大队里内线关系较少外，内线较多的是边德民和郭月庭两个大队和伪宪兵队与伪警察。如边德民大队杨寿明中队内即有我内线关系十几名。有小队长张云清、孙书旺，班长傅保同、张玉松、李万年、董玉宣和士兵13名。另外还有两名派遣赵德兴、冯明章(其中共产党一名),基本做到队队有关系,班班有内线。三年时间全县共发展关系300多名。

内线关系的建立，绝大多数是由两面政权人员和伪军家属教育后发展的。还有少数是被我俘虏释放后建立的，

如西九吉据点手枪队特务班长袁占庭，被我敌工干部肖舫舟、门省三抓住后，教育释放，经常给我方送情报，还送过一支手枪和40发子弹。

县城伪军李xx(一个眼睛外号独眼龙)被我敌工干部刘宪捕获教育释放后，在拔除留各庄桥据点时起了重要内线作用。

伪军中队长井富友，第一次被俘放回，第二次带队出来，被我包围，他命令伪军交枪。

柳窝据点伪警长刘xx被俘教育释放后，成为可靠的内线关系，后组织里应外合拔除据点时，被叛徒出卖，遭敌杀害。

特别在夜袭河间县城抓出陈中月，贾庄伏击战俘敌伪县长和伪公安局长释放后震动了伪军上层人物，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有计划地进行派遣打入敌人内部，长期埋伏团结伪军，潜敌内部，待机起事，配合部队歼灭敌人。

派遣人员有共产党员，也有一般干部群众，经挑选、训练后，打入敌内部。

有冯明章(冯彪)趁敌要勤杂人员之时，派进去后，当了伪中队长的警卫员。

褚福田(柏桐村人)给伪中队长杨保珍当勤务员。

我区干部共产党员王厚林，以他贪污腐化，我党组织追查为由，投奔亲戚敌大江部队特务头子边守敬部下，敌信以为真，收他当了“特务”。后又通过他把抗先队长柳中打入敌内部。

女共产党员明秀梅(二街人)与伪小队长赵恩久结了婚(赵原系东北军士兵，留在河间，后来当了伪军，升任伪小队长。)，明秀梅把赵发展为内线关系，为我们送过不少可靠情报。

李xx原系我23团连长，因负伤回了家，趁敌要人时，派到柳窝据点拿据点时，被敌杀害。

门庄村武委会主任李玉仑，派到大江部队，后身份暴露被杀害。

张顺义(大曹鲁村人)共产党员，打入河间敌宪兵队当了班长。

共产党员赵德兴(大保车村人)，打入敌杨寿明中队当了机枪班长。

马秀祥，趁敌要一个劈柴的，派到东大汗据点，发展了两个伪军班长为内线关系。

李万顺(城北小赵庄人)，被派到敌内部，发展李秋德为内线，后不幸牺牲。

派潜人对传送敌情报、瓦解敌人、配合部队歼敌起了巨大作用，为保障我派潜人员和内线人员人身安全，防止登记表册丢失泄密，县敌工部自己编拟了密码用阿拉伯数字代替拼音字母，凡是派潜人员和内线关系的姓名、年龄、籍贯、部职别等主要项目，都用密码填写。

根据内线关系的表现，区分为可靠、基本可靠和一般关系(本身不做什么坏事，但对我方也无什么作为，只求自身安全)。其中对我忠诚可靠，积极协助抗日的，发展为“秘密抗日团员”(简称“密抗团”),并发给团员证。县密抗团团长赵齐久兼，副团长张旭升兼。

对内线关系的领导及联系，所有内线关系，平时都有敌工干部单线领导，一般不发生横的联系。在组织里应外合拔除据点时，才发生组织关系，并相应地编为战斗小组，指定负责人。对内线关系根据形势和任务，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直接面晤，或通过联系人间接交待任务和传送情报，联系人为伪乡(镇)保甲人员或伪军家属。会晤的时机和方法，通常利用集市日赶集或到伪乡(镇)公所办事为由，或在伪军回家属宿舍住宿之机，以及求医看病等机会。如班长、小队长、警长以上的关系，则会晤之机较多。

敌“五一扫荡”后，在各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实行了正确的对敌斗争策略，特别是两面政策的贯彻执行，不断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与军事袭扰，积极有效的从组织上争取瓦解敌伪军，加强了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性的抗日情绪目益高涨。敌人的嚣张气焰逐渐消失，奸淫掳掠行为减少了。敌人堡路分割政策、及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一户通敌十户受诛的治安政策，实质上已不起作用，敌人只能龟缩在乌龟壳里，徨恐度日，残喘求生，不敢轻易外出。

除县城外，广大农村包括敌据点村庄，都成为我隐蔽根据地。沿平大、沧河公路线村庄及老据点的村镇，都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抗日政权群众团体，村内普遍挖了地洞和地道。我地方工作人员和小股武装，夜间可自由活动，白天也能在敌占村庄活动。由于在我党领导和控制下的两面政权，对敌实施两面政策，对敌摧粮派款拖之延之，使群众对敌负担减轻到最低限度。同时使我党政军民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主力部队和地方县区武装迅速得到恢复、发展和扩大。

日军侵华战犯冈村宁次，曾在其回忆录中哀鸣，“进入1943年夏季，由于共军的策动逐渐活跃，民心发生动摇，利用喊话和散发宣传品等方式，酿成皇军官兵的反战厌战思想。破坏我方行政机构，进行各种策动、反正工作，使之采取两面的立场。各县保安队、警备队士气普遍沮丧，歧视治安急剧变坏。”

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成户三治中将也描述:“与中共方面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情况相对照，我方的军、政、会、民是支离破碎的一盘散沙。”

敌参谋主任家本政登士中佐也承认:“由于战局的恶化，不相信日本的思想有所抬头，中国方面(指政权)更加威信扫地，越发软弱无力。”

敌人的哀鸣，充分说明我党各项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开展瓦解敌伪军工作的威力和成就，也说明敌人黩武主义的虚弱性。

(五)粉碎敌碉堡政策。

进入1943年秋冬，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意大利法西斯向同盟国投降，全国的抗战由防御开始转向反攻。我县区武装在青沙帐掩蔽下，不断袭扰伏击敌人，敌人异常惶恐。为了防止敌人收缩据点集中兵力作最后挣扎，在上级党委领导下，我县敌工部配合武装部队，拔除敌据点，扩大解放区。

刘宪同志组织太平庄据点我内线关系，密抗团员、小队长孟xx和另外两个关系，于是年10月，率一个小队伪军向我反正投诫，一枪未发拔除了该据点。并相继组织内线关系，里应外合拔掉了台头、黄村、河西村、留古诗、邓各庄等据点，先后逼退了19处据点，仅二区即撤退了5处。全县恢复到了“五一”扫荡前的局面。

敌人为防止我对其进一步分化瓦解。采取了互相换防措施，妄图割断内线与我方的联系。把三十里铺据点杨寿明中队调到一区兴村据点。据此，县敌工部采取相应措施，决定二区敌工委员刘宪同志随之调到一区，继续做该部敌人的工作，使该敌终未逃脱覆灭的命运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