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描写冤狱的篇目主要有《冤狱》《折狱》《胭脂》《太原狱》《新郑讼》《诗谳》《于中丞》等，其中《冤狱》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故事。

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朱生的年轻人，喜欢开玩笑，由于妻子去世的早，于是朱生来到媒婆家，想请媒婆为他介绍一个。说来正巧，遇上媒婆邻居家的女人，朱生看她长得貌美，目光随之游移，随后便对媒婆开玩笑：“刚才看见你家邻居，样子闲雅，你为我找媳妇，我看她就不错。”

媒婆也跟着开玩笑说：“人家是有夫之妇，除非你把他丈夫杀了，我就给你做媒。”

朱生笑了笑，随口回了一句：“好的。”

一个月后，媒婆邻居的丈夫出去讨债，果真死在野外。当地县令于是拘捕了很多人，严刑拷打，个个被打得鲜血淋漓，可无论怎么想找出真相，怎么都没有头绪。就在县令一筹莫展之际，媒婆将一个月前跟朱生开玩笑的话告诉了县令。

县令一听，喜上眉梢，于是将朱生抓到公堂审问，朱生否认这个事情，当初本来就是玩笑话，怎么能当成。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县令当然不会放过，于是怀疑朱生和媒婆邻居的妻子有私情，于是对媒婆邻居的妻子施尽苦刑。

女人哪里受得了这个苦，于是在县令的屈打成招之下，她承认了和朱生有私情，二人合谋害死了自己的丈夫。

朱生无奈，只好将所有罪名都揽到自己头上，“这女子细皮嫩肉的，受不了苦刑，她讲的都是假的。她要是含冤死了，还得担负着不贞节的恶名，纵然是鬼神无知，我于心何忍？我老实供认了吧：欲杀夫而娶其妇，都是我所为，那女人毫不知情。”

县令一听很高兴，想想能很快结案了，但是程序还是要有的，于是又问朱生证据何在。朱生说有血衣，于是县令派遣衙役到朱生家找物证。本来就是诬告，哪有什么血衣。所以朱生的母亲根本不知道，一脸茫然，莫名其妙。

最后县令只好带着朱生回家找，朱生对母亲说，“给我血衣，我就会死；不给我血衣，我也会死。反正都要死，让我慢慢受折磨而死还不如死个痛快。”

目前大概知道朱生的意思，于是到里屋割臂染衣交给差役。县令不再深究，以此为据，判朱生死刑。其实，真正的杀人凶手宫标却逍遥法外。

不过故事到这里没有完结，蒲松龄最终还是让真凶现身了，但是不是县令发现的，而是真凶自己现身的。自己跑到衙门对县令说，“你这个昏官，杀人者是宫标，于朱某何干？”

至此，事情才真相大白。一年以后，原死者的母亲欲使其媳妇改嫁，那妇人为朱生的义气感动，嫁给了朱生，结局还是让人很欣慰的，朱生最后还是跟媒婆邻居的妻子在了一起。

但如果不是蒲松龄，那么，这个故事很有可能就是朱生冤死结束，县令继续做官。由此可见，那个社会的司法黑暗，冤狱。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人治，在于封建社会的专制。

导致社会司法黑暗、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治，在于专制，在于权大于法。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实行人治，权大于法，唯上是从，唯权是从。

封建专制社会权力高度垄断，垄断于君主，以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维持国家的统治，强调个人的独裁与专制，权大于法。君主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

“奉大承运”统治天下的君主独占国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财政等政治权力，一切大政方针由君主“乾纲独断”，一切法治秩序的兴废，都取决于君主，君主可以因一时喜怒或立法或废法，或生或杀或夺。

权力理所当然地成了凌鸳于一切之上的圣物，法律被放到了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成为一种装饰，一种点缀。法律不是作为社会和权利的基础，而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工具，统治者通过法律来实施专制、控制社会，极权终究大于法律。所以说，人治社会，专制社会，最终很难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本文参考文献：

蒲松龄.《聊斋志异·冤狱》

庄汉新.《聊斋志异中冤狱和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