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媒体《纽约时报》刊载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题为《中国的机会，我们的机会》的长文。

克林顿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事，是1979年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中最大的事件，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如今因“萝莉岛”声名扫地的克林顿在当美国总统时，一反美国历届政府的态度，积极主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当然，为了说服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克林顿还向国会提出过三大设想来限制中国威胁美国经济。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克林顿竟然也是个爱画大饼、目光短浅的政客，他的三大设想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二战结束后，由于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的根本分歧，美国和前盟友苏联说翻脸就翻脸，老死不相往来。双方各组政治和军事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美国不仅在国内与全世界制造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舆论，并且利用一切资源和经济力量发展国防，和苏联展开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军事竞赛。

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建造军事武器，发展军工，都需要大笔，大笔的金钱。钱从何处来？唯有民间的税收。

在1964年，美国国防开支就高达542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20年后，这一数字就增长6倍，超过3000亿美元。

巨大的经费开支，导致美国国内的经济也出现了滞涨的现象。

同时，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内外政策以军事发展优先，很少涉及经济，一切政策、法律的颁布、实施都是以遏制苏联为出发点。

结果是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但经济力量却很长时间得不到发展。

美国国内的化工产品、包括纺织、钢铁、汽车、机械制造以及电子产品都急剧下降。日本、欧洲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已经取代美国，垄断了一部分工业。

面对国内一蹶不振的经济，老布什政府开不出一剂良方。

虽然老布什在冷战结束后也想调整美国的外交策略，还说过“西方世界必须超越过去那种建立于遏制苏联的意识形态上的外交战略”。

但美国选民的耐心显然到达了阈值。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籍的克林顿总统候选人高举变革的旗帜，提出振兴美国经济的口号，也说了一句“笨蛋，重要的是经济”，赢得了选民的信任，成功当选了美国总统。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常常和一个国家内政政策息息相关，克林顿采取的就是“政治挂帅”的策略，发展美国经济和外贸成为克林顿的工作重点。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克里斯托弗也随声附和：“在今天的世界……这一届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护美国人民的经济安全。”

克林顿政府的各级官员，包括商业部、能源部、农业部以及贸易代表都纷纷出动，帮助美国大资本、大公司、大厂商开拓海外市场，推销美国产品。

在第一任任期内，克林顿亲自游说与会的前印尼总统苏哈托，要他尽力采取措施为美国产品开放市场。

1994年5月，克林顿又竭力游说沙特，承诺为沙特提供武力安全保障。让沙特同意美国的AT&T电话公司进入沙特，全面负责沙特的电信通讯系统。

不过沙特和印尼毕竟是人口较少、市场有限的小国，要想真正让美国生产的工业品处于全球的霸主地位，就必须要撬开全球市场最大的国家——中国。

尽管那时中国经济还未腾飞，但也有声有色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着许多外国公司。

为了参入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经济，特别是为美国产品打开在全球经济中发展最快的中国市场，有利于美国厂商在和中国开展经贸时，更好同其他国家竞争，克林顿开始在1998年访华，大力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游说美国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贸易待遇。

克林顿满脑子都是经济，这也触犯到美国冷战遗留下的意识形态老古董。

他们认为，一旦让中国“入世”，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变成另一个平行世界的“苏联”，威胁到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

这种思潮在美国有很大的市场，被共和党用来指责民主党对华软弱，将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克林顿为了平息舆论，说服国会，提出了三大设想来安抚美国国内的反对派。

首先，克林顿的想法是，中国工业实力、科技技术、教育水平都远逊于美国，美国在经济上的对手主要是岛国日本。

尤其是在汽车领域、半导体制造、日本都已经追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

如果一旦错过了时机，不能利用美国在政治方面的优势，抢先日本一步占领中国市场，就会被日本后来居上，那样大笔的利润就被日本跨国公司攫取，市场也落入到日本企业手中。

这样一来，对于美国的对外贸易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只有和中国建立起最惠贸易国，两国之间的贸易就不会轻易被第三方夺走，这也是中国“入世”对美国的积极影响。

其次，克林顿还设想到经济上的往来，可以改变中国底层民众的认知。如果美国占领了中国市场，那么美国向中国出售的就不单单是毫无生气的工业商品，这些工业商品身上附带都是西方的意识形态。

苏联还未解体时，西欧各国就曾利用琳琅满目的商品诱惑东德人民，丰富的商品，背后承载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象征的是西方的科技实力和发达的生产力。

比如可口可乐的大行其道，好莱坞电影的广泛传播，都是意大利学者葛兰西口中的“文化霸权”最直接的体现。

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霸权”将会悄无声息改变人民的思想，从而主动向西方靠近。

喜欢、迷恋上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及工作态度，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克林顿就是想老调重弹故技重施，借此来演变中国，让中国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让中国变色。

克林顿最后一个设想是，推动中国“入世”将会重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还无从谈起，也更谈不上现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那时流传甚广的是“中国崩溃论”。

赢得冷战，不代表美国就能在亚太地区横行无阻。

克林顿要想在全球推动经济一体化，积极倡导全球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打破贸易壁垒，就必须寻求亚太地区一个既不那么强、也不那么弱的盟友，才能将美式民主推广到世界。

访华后不久，克林顿就将美中贸易关系作为外交关系的稳固基石。

随后克林顿在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之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2000年分别通过了美中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克林顿也在当年10月正式签署为美国法律。

贸易上的隔阂解决之后，“入世”谈判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2001年11月9日-11月13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多哈宣言》，并成功启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经过15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也是世贸历史上谈判时间最长的一次。

不得不说的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克林顿的经贸优先的外交战略为其架设了成功的桥梁。但是克林顿的三大设想却统统石沉大海，全部落空。

从经济上看，克林顿只是赢得了一时。在1997年到1998年，美国的出口贸易额大幅增加了1000亿美元。

美国的人均GDP从1993年的23760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29605美元，通货膨胀被控制在3%以下，房屋拥有率也达到了创纪录的67.2%。

可是资本的最大特性就是增值，总会流入到能让自身增值最大的地区或者国家。而中国凭借着低廉的劳动力和税收优惠政策，让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取得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出口国。

而反观美国，除了高科技产品以外，中国市场上流行的大多数都是本土产品。

就连汽车领域，一大批本土企业、民族品牌也在纷纷崛起，比如比亚迪、名爵、奇瑞等车企在国际上也都有一席之地。即便是手机制造，苹果的霸主地位也在松动，面临着小米、华为带来的压力。

至于想用经济手段和平演变中国这个设想，克林顿就败的更惨。从国际舆论上看，“中国威胁论”已经成为主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早就放弃了演变中国的设想，担心的是自己国家是否遭到演变和渗透，不然也不会查封华为通信设备、管控TikTok。

最后就是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中美两国早就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敌人。

自奥巴马总统颁布了重返亚太战略，就标志着克林顿最后一个设想的破产。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现如今美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围堵中国，设置了第二岛链、第三岛链，还频频联合南海周边国家，不断挑衅中国的合法权益。

总的来说，在安全问题上，克林顿遗留下的设想是被自己国家后来的领导人所否定。

克林顿误判了中国，最终让美国从一个工业强国，逐步陷入金融的泥沼中。由此也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反弹，这一反弹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唐纳德·特朗普的上台。和克林顿经济全球化不同，特朗普身上显然有很重的孤立主义色彩，这两种势力的对抗，让美国走向何方，是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

参考资料

《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对中国“入世”的影响》 东南学术 2003年第3期

《加入WTO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 倪月菊

《从“门户开放”到中国加入WTO》 上海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乔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