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效金是全国第一个把自己头像印在酒瓶上的厂长。

员工劝他别这么干，太高调了。

他满不在乎地表示：金嗓子、王守义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此时的王效金正处于人生的巅峰，在他的领导下，古井贡酒厂迅速从一家濒临倒闭的地方酒企发展成在沪深同时上市的明星酒企，销售额排名全国第二、安徽第一，仅次于五粮液。

更何况，在王效金看来，五粮液、茅台卖得好是因为底蕴深厚，谁当厂长都一样。

而古井贡卖得好，是自己经营得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古井贡就是王效金，王效金就是古井贡。所以，把他的头像印在酒瓶上很合理，还省了一笔代言费。

结果，头像印上酒瓶没多久，王效金就被纪检带走了。

2009年，以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服刑期间表现良好，两次减刑，但他依旧没撑到重获自由的那天，于两个月前死在了牢房中，享年75岁。

《南方周末》的记者曾在看守所问王效金：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王答：最大的遗憾是没完成古井贡的改制。

古井贡酒名字中的一个“贡”字，彰显了它不凡的出身，曾是明代皇家用酒，辉煌一时，是安徽亳州的支柱产业之一。

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古井贡酒厂已成了当地的包袱，不但无法提供税收，每年还需财政补贴，才能维持经营。

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1984年，亳州市将尚在经贸局上班的王效金调往古井贡当副厂长。由于有上面的支持，他这个副厂长的权力比厂长还大，目标就一个：想尽一切办法，让酒厂盈利。

年仅36岁的王效金拿着“尚方宝剑”在厂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比如，打破“铁饭碗”，员工能上能下；给表现好的员工发放奖金；建立质检流程等。这些今天在我们看来司空见惯的措施，在当时有效激发了酒厂的潜能。

期间，为了说服员工适应新的管理模式，王效金经常召开员工大会，不厌其烦地向他们灌输市场经济的思想，时代变了，方法要跟着变，不变的话，“铁饭碗”变成“乞讨碗”，厂长和员工一起上街要饭。

两年后，古井贡扭亏为盈，王效金向上级领导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老厂长宣布退休，古井贡正式进入“王效金时代”。

当厂长的第二年，王效金就赶上了个大事件：北京决定开放白酒价格，交给市场调节，代价是酒厂要自负盈亏。

离开了国家调控，酒厂第一反应是涨价，茅台、五粮液等13家酒厂调高了价格，试图用高价止损。

颇具市场头脑的王效金，反其道行之，古井贡酒宣布降价，从48元降到20元、15元，甚至还推出了几块钱的低端酒。

低价策略收到了奇效，古井贡酒卖爆了。1989年到1996年，古井贡的利润增长了24倍，上缴的税收一度占到亳州市的三分之一，酒厂的工作从当初的“铁饭碗”变成了人人挤破头的“金饭碗”。

1997年，王效金再次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宣布将多元化古井贡的业务，不再局限于白酒、啤酒、葡萄酒，还要扩张到矿泉水、房地产、能量饮料。他断言，只有这样古井贡才有未来。

可惜，多元化之后，古井贡就走下坡路了，从一年赚几个亿变成了亏几千万。

亳州市一看，这么搞下去不是个办法，便同意了王效金的改制申请。

王效金的方案是，把古井贡的股份拆成两部分，40％归员工所有，60％归亳州市。40％的员工股中，普通员工每人分3万股，王效金一人独占1000万股。

方案一公布，引发了轩然大波，都是为国家工作，为什么王效金的股份是普通员工的300倍？

甚至有人怀疑，古井贡的亏损是王效金故意搞出来的，为的是倒逼亳州市同意他的改制方案，方便窃取国有资产。

古井贡的争议，在当时并不是个例，TCL、长虹、海信、科龙等均发生过类似的争议。

区别是，改成了当企业老总，改不成当阶下囚。

2007年，在巨大的争议声中，王效金被带走调查。最后，查明他贪污了500多万人民币和60多万美元，大部分是供应商孝敬他的好处费。

平心而论，做了20多年厂长的王效金，如果真的想贪钱，绝不止这么点，他主要是毁在了“窃取国有资产”的巨大质疑声中。

因为王效金力推改制的时机很奇怪，那年他57岁，距离退休仅剩3年，或许在他看来，分走的1000万股是补偿自己的退休金。

但他忘了一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员工不会想你为酒厂曾做过多大贡献，只会记得，你拿走的是他们的300倍。

正如赵本山说的那样：中国人有个坏习惯，看你可怜，可以同情你，但看你比他过得好，就会眼红，会想办法搞你。

话糙理不糙。

作者：9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