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已揭晓，并不是原先呼声最高的残雪，但这可能已经是她在国内最出名的一次了。事实上，很多国人是直到前一阵，才第一次听说“残雪”这个名字，人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她的作品，倒不如说是“有一个中国作家为国争光了”，但这本身就是对她的巨大误解。

能拿奖当然是好事，但这在什么意义上是好事，可就因人而异了。前两天和朋友聊起，我们一致感觉：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对残雪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她本人不需要，她的亲友不需要，她的民族看来也不需要。

残雪曾经说过，“我不关心我的作品对中国文坛的意义”，只要它们对她自己有意义就行了，她始终如一关心的是灵魂生活，“不论你是写作还是阅读，只有独特的创新是其要义”。

在这样一个喧嚣的镀金时代，像她这样的人算是稀有的精神贵族。她对物质生活的需要极为简单，没有手机，当然也不用微信，至今所有文稿都用手写，前些年她就说过：

我已经60多岁了，功名利禄对我意义已经不大。我只需要专心对艺术、文学本身负责。文学给了我丰美的精神生活，也让我的日常生活感到畅快。日常生活中，我连买个菜、跟物业打个交道，都有幸福感浸透。因为文学与生活，已经互相渗透。既有小市民的快乐世俗生活，精神上又有高级的极致享受。

她今年已经70周岁了，想必看得很透彻了，可以说早就通过文学找到了自我。对这样一个“无所求”的人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就算有什么意义，也肯定不是名利、“为国争光”这些层面上的意义。

她并不只是这么说说而已，看看她的人生经历就能发现，文学创作对她来说既不是为了赚稿费，也不是想出名，甚至超越了“个人兴趣”，对她来说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救赎。

残雪在车间

出生于1953年的残雪，因为经历那个特殊的年代，只有小学学历，17岁工作，干过铣工、装配工、赤脚医生，还有裁缝——当她32岁大器晚成开始写作之后的好几年里，裁缝才是她的本职，业余才抽空写作。

在中国文坛，残雪出了名的“怪”：她无门无派，不追随任何中国文学传统，也不迎合评论家和读者，更像是写给自己看的。这一点，并不只是国内的看法，英国《时报》也说：“残雪写的小说，是中国近年来最革新的——她的小说好像不能放进任何一个单一的范畴。”

她不止一次说过，自己的写作是“新实验”，即，拿自身做实验的写作：“这三十年来，我做的是没有退路的实验文学的实验，创作素材取自人的灵魂深处，属于心灵探索的层次。”通过文学这条窄如发丝的险路，她获得了自我救赎。

当然她也不想遵循传统，认为“继承”只不过是因循守旧的遁词，而她想做的则是向内挖掘，即使无人追随也执着地走到底：

我在艺术上一贯追求极致。……向内的文学实际上比大部分表面层次的向外的文学要宽广、宏大得多，因为我们各自开掘的黑暗地下通道所通往的，是无边无际的人类精神的共同居所。

可想而知，这样的小说不会好懂，因为“革新”就意味着你没办法按一般的阅读期待去理解她的文字。我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读过一点，说实话，也读得很费劲，那绝不是常规的人物设定和叙事，梦呓般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流压倒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性，需要沉浸下来才能读得进去。

曾为她编辑了100多万字作品的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陈小真都说，看了她那么多作品，仍然“真不敢说读懂残雪”，她的叙事方式天马行空，无法按常理来理解：“正是这种天马行空，拒绝了很多读者，也正是因为这种天马行空，造就了残雪的独一无二。”

这些，残雪自己也知道，她说过：“我的小说是属于深奥难懂的那一类。”她有位作家好友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全世界能读懂残雪的，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残雪本人，半个是她哥哥，哲学家邓晓芒。

显然，这是一个异端，而身为异端就要承受异端的代价，首先一点，就是她不可能进入主流，虽然她自己多半也并不在意。

这种“主流”和文学价值不是一回事。残雪从未获得任何国内文学大奖，而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虽然拿过诸多大奖，却也不曾拿到过最重要的鲁迅文学奖。

不仅如此，留心一下这些年的文学市场就会发现，最受国人欢迎的，是那些平实的现实主义作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华的《活着》长期畅销，且不同版本在豆瓣上都有9.0以上的高分，相比起来，残雪的作品要小众得多，并且绝大多数也就是8.0分上下。

在豆瓣上，读过《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学2005年版）的，比她那部在国外颇受好评的《新世纪爱情故事》（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多2000倍。毕竟对很多读者来说，“好”的标准首先是“自己看得懂”。

不管围绕残雪的作品有何争议，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她追求的不是读者和评论家的认可，因为她内心似有一种超越这个时代的更高追求。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她来说重要的是写出来，至于销量如何、拿不拿什么奖，恐怕对她来说都是浮云。

残雪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水平视野”的时代，世人所追逐、探索的，是在自己眼前展开的外物，但残雪所执着以求的，则是一种“垂直视野”的精神超越——通俗地说，她追求的不是广度，而是深度。

这不仅体现在她作品的“难懂”上，也可见于她的文学研究——大部分创作者会写但未必会评，然而残雪所著《地狱中的独行者》，对莎士比亚的解读之深入，在中文世界或许难有其匹。也就是说，她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不仅是文学性，内在还有思想性的深度。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称赞残雪是“中国的卡夫卡，甚至比卡夫卡更厉害，是位很特别的作家”。他基于什么理由这么说，不得而知，但这两人的小说确实至少有不少地方相似：怪诞的世界、象征主义的语言，以及都用文学的形式承载哲学思想。

残雪并不觉得卡夫卡不可超越，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看起来语气很平常：

超越卡夫卡没什么大不了的。我那些作品本来就是站在卡夫卡那些实验文学大师的肩膀上搞出来的。中国文人之所以喜欢纠缠这类问题，是出于内心的一种深刻的自卑。我不自卑，我对自己的创造十分有信心。

这样一个人，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大概也只觉得“这本来就是我应得的”，因为她具有一种特殊的自信，那就是：我作品的价值，不依赖于他人的肯定，最重要的是，我得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否则，就算别人颁奖给你，但你内心自知不过是平庸之作，那奖杯也抚慰不了什么。

事实也是如此：历史所作出的评判，比诺贝尔奖评委们要严厉得多。文学奖可能是诺贝尔奖争议最大的奖项，至少遗漏了卡夫卡、托尔斯泰、普鲁斯特、纳博科夫、博尔赫斯等一众一流作家，倒是入选了一些现在没什么人记得他们名字和作品的二流人物。

卡夫卡究竟算是奥地利人、捷克人还是犹太人，这无关紧要，他是不是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并不重要，从文学价值的尺度来说，唯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你留下的作品是不是足够好，能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卡夫卡，1910

我想残雪这些年能坚持自己的道路走下来，也是源于这一份内在的力量，她曾说过这么一番话：

因为我在国外出书比较多，文坛不少人议论说我在迎合西方人，我的那些体验不是中国人的体验，至少不是原汁原味。要说迎合西方人，卖土特产才是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吧？我同国外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赛，有什么可迎合的呢？他们都承认我的写作是高难度的。我才不搞那套所谓文化的原汁原味呢，我只搞我个人的原汁原味，我的东西绝对模仿不了，这就够了。我的作品并不是在国内卖不出去，才到国外去“迎合”西方读者。残雪小说在国内卖得也不错，我想这是纯文学的成功吧，我深深感激我那些青年读者，他们近年来成长得非常之快，一点不比国外的读者水平低，甚至超越了他们。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那种“迎合西方人”的指控，并不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观点，而隐含着这样一种意味：文学艺术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品，没有什么独立价值，而好坏的评价，也只是一场权力博弈，“迎合我的就是好的”。

实际上，很多人都看不懂残雪的作品为何在西方受欢迎，毕竟在国内，她长久以来被视为一个非主流、甚至“反主流”的边缘作家，往好里说似乎也只是“剑走偏锋”、有点特殊风格罢了。这种普遍的看法本身就表明，中国人对文学价值的评判并不单纯基于文学本身，倒是常常以文学之外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从莫言这些年的遭遇来看，残雪如果得奖，遭黑的可能性会比他更大。

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价值本身就已晦暗不明，在这样的荒漠中负重前行，这原本就是孤独的事业。残雪曾说过，她寄望于更多人踏上她开辟的道路：

我期待有先锋精神的读者，他们有足够的精神的敏感性，对文学本质的领悟能力高；接受现代意识的素质高；情商性的爆发能力高；创新的渴求程度高，是灵魂文学的爱好者。

说实话，经历了这些年的许多事，我对此很难乐观得起来，但我知道，如果我们这片土地能有一些不一样的精神生活，就需要有这样的人，哪怕不多，但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