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孙子兵法》

如果要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中找出几件匪夷所思的事，清军入关并在十几年间问鼎天下绝对是其中之一。

清军入关前，其手上可战之兵，算上汉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8万人左右，满洲总人口不到百万，而同时期关内汉人数量超过1亿人。

满清政府来自关外，论财富与东林党庇佑的东南各省天壤之别，论执政经验也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南明官员天差地别。

且清兵入关后，并非所有政策都“英明”，一些政令完全可以用“昏招”来形容，在政权未稳的情况下颁布剃发令，对于一个立足未稳的外来政权来说，这几乎等于自杀。

当然，南明政权的持续内斗，是满清政权夺取天下的重要助力，但问题是满清政权内部也是内斗不断，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大肆清洗皇太子长子豪格派，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又反过来清洗多尔衮派，这些清洗手段不可谓不残忍，程度不可谓不剧烈。

但即便有诸多不利因素，清政权最终消灭了所有其他势力，成为最终统一中国的势力。

细读明亡清兴这段历史，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南明政权有无数次给人感觉马上就要赢了，但是最后却无一例外地功亏一篑，满清政府有无数次给人的感觉是马上就要崩溃了，但是最后结果却是化险为夷。

这种情况如果只发生一两次，可以用运气来解释，但是其一再发生，这就说明一定有一整套逻辑来支撑南明的一次次功亏一篑和满清的一次次化险为夷，而这套逻辑的根源是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中国政治的总逻辑：中央集权。

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之后，中央就收缴了地方的绝大多数权力，正常情况下，地方绝无与中央抗衡之可能。

而由于所有权力尽归中央，所以离中央距离越近，能够获得的资源越多，这里的近即包括地理距离上的近，也包括文化认同上的近，而努尔哈赤这个 处于帝国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小酋长，在明帝国中央集权体制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能够取得的成就注定有限。

努尔哈赤喜欢看《三国演义》，初读三国，他看到的或许是英雄事迹，但细读三国，他便能够找出这里面蕴含的权力密码：一旦一个帝国的中央集权开始衰落，这个过程就几乎不可逆，任何有野心的“能人”都可以拉起一支队伍，去建立新的中央集权，而中央集权衰落的重要标志就是中央对于帝国边疆地区的控制力减弱。

东汉政权难以压制住周边的匈奴、羌人、乌桓，随后便是黄巾起义，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而此时，大明帝国对北方的蒙古和东北方向的女真（事实上很多人只是托名女真，实际是其他民族）的控制力也在减弱。

当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减弱，对于野心家来说，身处边疆或许非但不是一个劣势，反而是个优势，因为距离更远意味着受中央控制更弱。

这样一来，这些帝国边陲的野心家们就可以打造自己的势力，而他们只要做得不太过分，帝国统治者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国时期，有一种很神奇的存在叫“藩属”，“藩属”即国中之国，蔵霸是曹操的藩属，有自己势力，太史慈是孙策的藩属，有自己势力，往大了说，袁绍、曹操、孙坚、董卓，有哪一个不是汉帝国的藩属呢？他们都打着大汉臣子的名义，实际上都是手握一方军政大权的土皇帝。

努尔哈赤兼并女真各部，但只要他还以大明臣子自居，大明帝国对此也就听之任之，因为干掉他实在是费时费力。

提到努尔哈赤的做大，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物：曾长期任辽东总兵的李成梁。

努尔哈赤正是在李成梁的眼皮底下做大的，所以一直有李成梁“养寇自重”的说法，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因此说李成梁是一个祸国殃民的蠢材，那么只能说你还是没有看懂明朝后期的政治格局：明朝末年，朝廷中其实已经开始了军阀化，而李成梁家族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辽东军阀。

“寇”是地方军阀做大的一个关键因素，东汉末年，各地豪强有钱有人，但是也只敢偷偷摸摸搞一些私人武装，公开招募军队的事谁也不敢做，他们要等到黄巾起义，汉帝国不得不将财权和军权下放之后，才敢大张旗鼓的招兵买马。

努尔哈赤就是李成梁的“寇”，或者说只是“寇”之一，在明朝后期，军阀与明廷的关系已经悄然从从属关系向合作关系转变，只是当时明廷实力尚在，准军阀李成梁不敢与朝廷真正闹掰，只敢偷偷摸摸的干。

一个王朝来到末期，必定会出现两个结果：一个是财政崩溃，另一个是控制力下降，当然，这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而控制力下降的关键是对军队的控制力下降，一旦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中重新出现军阀，几乎就标志着这个政权的灭亡。

汉末与明末的区别仅仅是汉末军阀们大张旗鼓，而明末的军阀们偷偷摸摸，军队进入军阀化就会有很多怪事发生，朝鲜之役后，一群戚家军将士因为讨要军饷，被“北军”诱杀，2000余名戚家军死于同袍刀剑之下，当然，在那些动手的“北军”眼里，他们杀死的并不是什么同袍，而是另一支军阀的人。

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被削弱，地方军队军阀化的趋势就会越来越明显，等到大明帝国的最后几年，几乎可以用遍地军阀来形容了，想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北京被李自成攻克时，左良玉为何手握数十万大军而按兵不动，崇祯皇帝在希望左良玉回援北京时曾向他许诺，只要救援京师，就允许他们家族一直在湖北一直领兵，这说明即便是对权力格外执着的崇祯皇帝到最后一刻也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此时的明帝国已经成为了他这个名义上的皇帝与各路军阀共治的国家，而他与各路军阀的关系，也不再是从属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努尔哈赤这个少数民族边疆军阀，在看似强大的明帝国完成中央集权瓦解的过程中左右横跳，不断壮大，而明帝国却无能为力。

努尔哈赤设立的八旗制度，虽然仍旧有游牧民族部落制度的影子，但是认真研究过汉文化的努尔哈赤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

最初，努尔哈赤是通过个人威望来维护麾下各女真部落的统一，但尽管如此，在白山黑水间的后金政权也难以称为一个完全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后金政权的中央集权最危险的时刻是在努尔哈赤刚死，皇太极刚刚继位的那段时间，当时，各旗主王爷手中的军队人口大体上等同于个人财产，但好在皇太极相比其父努尔哈赤更有政治和经济头脑，他通过一系列改革，让后金从渔猎游牧为主，变为了半农半牧，后金政权的社会性质，也从半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

中国为何能在2000多年前就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不是因为秦始皇个人多么英明神武，而是因为中央集权制度实在是太适合农业国家了，以游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国家很难建立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即便建立靠得也是统治者的个人威望，一旦强力统治者不在，中央集权制度也会变得岌岌可危，而在一个农业国家中，中央集权制度一旦建立，并且其国家机器开始有效运转，这种制度就将长期持续下去。

努尔哈赤以个人能力和威望为自己的政权埋下中央集权的种子，他的儿子皇太极则从经济和制度的角度，让后金政权真正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度。

当然，关外后金（满清）政权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也不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明帝国一次次并不成功打击，也成了后金（满清）政权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助推器。

明帝国虽然已经腐朽不堪，但毕竟体量优势尚在，后金政权稍有不慎，就会被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用体量压死，所以后金政权的统治者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集中所有力量去与明廷对抗，什么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毫无疑问，中央集权。

明军的一次次关外作战，逼着后金政权进行中央集权改革，而日趋腐朽的明军每次出征都损兵折将无功而返，这等于不断给后金政权修正错误，完善制度的机会。

而在满清政权不断强化和完善自己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时候，明帝国的中央集权却在加速瓦解，财政崩溃导致朝廷难以拿出足够多的钱去供养军队镇压遍的地农民起义，于是私人武装，地方军阀开始冒头，这些力量无疑是对明帝国中央集权的削弱，但是对于已经财政崩的明帝国来说，不但不能惩戒这些悄悄崛起的野心家，还要设法去利用他。

海盗出身的郑芝龙在称霸东南各省后，被明廷招安，但招安后郑芝龙并未被束之高阁，他依旧在东南各省掌握实权，毫不夸张地说，郑芝龙就是军阀，彻彻底底的军阀，所以清兵入关的战斗，与其说是明清之战，倒不如说是一场军阀之间的大混战。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在南京组建的南明弘光政权的所作所为正是联合各路军阀对抗满清，被弘光政权寄予厚望的江北四镇实际上就是黄得功、刘良佐、高杰以及刘泽清四路军阀，四路军阀都有独立的领兵权、募兵权和财政权，他们与南明朝廷的关系仅仅是名义上的承认，南明朝廷对于他们的约束力很小，所以才会有江北四镇中三镇投降的局面，而在江北四镇被拿下后，弘光政权几乎组织不起任何成规模的抵抗。

满清与南明政权的截然不同的表现说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央集权一旦开始瓦解，这个过程就很难逆转，而在中央集权瓦解的过程中，其不但形不成合力，反而还会进入无休止的内耗模式。

在满清与南明争夺全国控制权的过程中，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在诸多南明政权中，对满清造成最大威胁的反而是纸面实力最弱的永历政权，李成国两厥名王，天下震动，顺治皇帝甚至动了与其划江而治的想法。

相比于坐拥整个南中国的弘光政权，永历政权的最初势力范围仅仅集中在西南一隅，但两厥名王这样的壮举却只出现在永历政权，要理解这一现象，就必须去首先分析一个贯穿明清交替这一历史时期的永恒话题：内斗。

《南明史》作者顾城先生给南明政权的评价是：内斗会亡国，亡国也得内斗。这句话一点不假，南明那不足2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内斗史，但与此同时，满清政权内部也有内斗，甚至其内斗的残酷程度很相当之高。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派对另一位辅政大臣济尔哈朗进行打压，并对皇太极长子豪格派进行了残酷清洗，多尔衮死后，顺治帝又联合济尔哈朗等人对多尔衮派进行清洗，既然明清均有内斗，为何南明土崩瓦解，而满清的战斗力似乎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如果仔细分析明清的内斗，就会发现满清的内斗是在中央集权下的内斗，皇太极死后，虽然朝堂之上分出多尔衮派和豪格派两系，但这两系在入主中原问题上意见是统一的，拥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的决定保证了政权在名义上和实际上均有一个统一的中枢，虽然权力中枢中上演了多尔衮对豪格和福临对多尔衮的两次清洗，但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并未被削弱。

而南明政权的内斗则不同，从弘光政权开始，朱姓皇帝就是沦为了一个摆设，真正掌权的是各方军阀，但尴尬的是这些军阀通常不止一个，这些军阀均拥有属于自己的完整的领兵、征兵、收税的系统，完全可以称为一个“小中央”，南明政权这种特殊的情况，导致各军阀之间的争斗完全不受中央的控制，他们之间的内斗直接瓦解南明政权的战斗力。

在南明中央政权名存实亡的时代背景下，那些被临时拼凑起来的各路军阀，根本无法转化成整个南明政权的有效战力，他们之间的频繁内斗让南京政权不但不会因为拼凑起更多军阀而变强，反而可能会因为各军阀间的相互争斗而削弱整体实力。

名义上坐拥大半个江山的弘光政权与满清对抗中一触即溃，而仅仅占据西南一隅的永历政权却在对满清的战斗中表现突出，甚至打出了一波抗清高潮。

在这两个政权中，弘光帝朱由崧与永历帝朱由榔都没有实权，但弘光政权派系实在太多：江北四镇、东林党、马士英阮大铖、左良玉这些派系都想掌权，所以彼此内斗不断，相互消耗，名义上的力量虽多，但是不能形成合力，甚至还会相互掣肘，彼此攻伐，力量变成了负数。

而永历政权最初势力只有东南一隅，但是势力却相对单一，孙可望、李定国等实际掌权者都是原大西政权的部将，在战争之初即便做不到相互配合，至少可以做到不内斗，当然，随着李定国不断取得战功，孙可望地位受到影响后，这种局面也被打破，孙李二人的内斗也彻底葬送了南明政权翻盘的最后机会。

总结一下：满清与南明都有内斗，但满清的内斗大多局限在权力中心，中央对地方依旧能够有效行使权力，而南明的中央已经名存实亡，被推上皇位的朱姓皇帝完全就是傀儡，中央对地方无法行使权力，地方之间相互内斗让自身力量彼此消耗，以至于最后走向灭亡。

于是，便引出了一个在网络上流传很久的问题：既然南明内斗是因为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力，那么如果崇祯皇帝在北京城破前就迁都南京，或者派太子前往南京，南明是否能够像南宋一样偏安江南，再获得百年国祚？

认为如果崇祯提前迁都，南明就能向南宋一样再享有百年国祚的人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时间。

金军攻克北宋都城汴梁时，北宋立国167年，而金军攻克汴梁本身就有意外的成分，北宋战斗力最强的西路军已经开始回援，当然，问题的关键不是西路军与金军谁强谁弱，而是西路军在北宋都城被围的情况依旧能够回援，这一事件本身就说明了当时的北宋政权对于地方仍有控制力。后来岳飞北伐时，赵构即便勒紧裤腰带也要保证岳家军的军饷由朝廷提供，谁发粮饷对谁负责，这是古代军事的铁律，所以岳家军尽管由岳飞带领，但终究是赵宋朝廷的军队，这又从另一方面证明：当时的南宋财政并未彻底崩溃。

而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明帝国已经享国祚276年，已经十分逼近中国古代封建王朝300年的大限，此时的明廷财政早已崩溃，各地已经是军阀林立，崇祯皇帝掌握全国资源却只能坐视局势越来越烂，怎么能够指望他只剩半壁江山却能力挽狂澜？

300年，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王朝的大限，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能够真正突破这个限制，无论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多么英明神武、官员多么勤勤恳恳、武将多么骁勇善战，300年的时间都足以让这个帝国释放完所有活力，穷尽所有可能性，最后乖乖地走向灭亡。

北宋的灭亡是在其中央集权尚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的一个突发事件，所以只要赵构在南方重组政权就依旧能够靠着中央集权带来的强大凝聚力顶住金军；而明朝的灭亡是在走完一个封建王朝的完整生命周期后，中央集权自然瓦解的必然结果，这样的局面崇祯即便南渡，也无法改变明帝国灭亡的命运。

《孙子兵法》云：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在农业社会，中央集权无疑是最有战斗力的制度，满清政权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便是让自己处于“不可胜”的状态，而明廷的中央集权自然瓦解，便是从“不可胜”到“可胜”的过程，满清先保证自己能够割据关外，而后等待明帝国给他问鼎天下的机会。

从这个角度讲，满清统治者们能够从白山黑水间的游猎民族在短短几十年间成为中华大地的最高统治者，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力较为出众外，更是因为他们是在明帝国的生命周期的最后时刻才举起了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