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参谋长任晨
鏖战鲍峪岭（三）
任 晨
首 长 指 示
回头路上并不平安。我们打从五连的阵地下面过身，听得五连政指正清晰而耐心地向敌人讲说我军的俘虏政策，缴枪不杀。偶尔，也能听到敌人那边喊叫几声“八路军快投降”。我们的一个战士大概是气坏了，先喊了一声：“兔崽子!看谁投降？”接着，就“叭！叭”地响了两枪，敌人的喊声窒息了。平静了一阵，就又是枪声之后夹杂着喊叫。我们几个人放快步子，顺着来路一气跑到了十字沟口，刚才送下来的那个拐腿俘虏正在那发呆。王司令员目不转睛地瞅着地图，思考着什么。被疾病折磨了很久的他，眼睛显得格外大，格外怕人。我呼吸紧迫、气喘吁吁地在他旁边站了几分钟，他才抬起头来，问道：“怎么样？”
我这时的心情，与其说是担心着老颜和二营，倒不如说是在为全军的命运而焦虑。我决心不在这样紧要的关头耽误首长的一分一秒的时间，因此，急促地向司令员报告说：“玉皇庙有敌一个多营的兵力，二营攻了三次，伤亡二十几个人……”他突然拦住我的话头，说：“慢一点！看你慌慌张张的！”我喘了一口气，又说：“山顶是个较大的庙子，有石块砌的围墙，敌人在周围秃山上筑成了环形工事，展开了火力。现在，我们还没攻上去，正在和敌人对峙。颜团长要我报告情况，接受任务。”
看司令员的表情，起初象是没有注意听似的，直到我说“现在”两个字时才盯准了我，实际上，他已经从俘虏口中晓得了一切情况，希望我告诉他的只是最后一句话：攻上去了或是没攻上去。在他，也许是想听到一句“把敌人的拦阻突破了”的意外消息吧，但是，我说的却是早在他意料之中的“没攻上去”。这话，对于他，对于全军，确实是毫无用处，倒相反地增加了对困难的考虑。
我直站在那里，左手掏出日记本，右手摸出钢笔，想把口头命令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就在这一刹那，我又想起了淅川城下的那份电报。那封万万火急的电报，中央一定早就收到了！党中央首长是时刻关心着每一支革命部队的，更不要说这样一批干部了。这虽然是一个战役，在地区上看也可以说是一个战略行动，毛主席一定要亲自催问：电示发出去了没有。有关部门的首长们由于电台失掉了联络，一定也不止一次地翻阅了王司令员——英勇坚毅，从不畏难，经过长期战争洗礼的、党的忠实儿子给党中央发出的那个不寻常的请求。作战部门和情报部门根据敌情的变化，更不知起草过多少件未能发出的指示了。电台工作的同志恐怕一个一个地不知换了多少手。很可能已经增加了专向电台在专门收听我们的消息。说不定他们把整个机器，甚至每一个电子管，每一条线路，都检查过多少遍了，电池也一遍一遍地换过多少块了。现在，他们全体工作人员可能都正站在机子旁边，把能够用上的耳机都戴上，屏着气，急等着那熟悉的手法、清晰的电波和他们相呼应哩！延安啊，延安！在延安，从中央首长到每一个知道这不幸事件的同志，可能如今都在挂念着曾经警卫在中央各部门前的哨兵、把守过边区东南漫长境界上的劲旅、屯垦南泥湾的旗手，他们可能都在为我们三五九旅的处境不明而担心！……七、八两团的首长，算来也有两天得不到旅的指示了。他们将怎样判断情况，又怎样决定他们的行动呢？是继续前进，还是返回来接应呢？要接应，又该到那条路上接应呢？假若走不到一条路上，因而脱离了上级，又该怎么办呢？回答这些题目是很愁人的！估计他们两个团的首长站在电台旁边等候那“达达达”的信号，也有两天没有离开的了。他们和中央首长的目的虽然不同，关切我们的心情却是一样的啊！按照南下北返一年来的体会，中央军委所指示的情况是十分准确的，差不多在一日行程以外的敌情全靠军委从延安供给，就象灯塔或指路碑一样，及时地引导着我们的行动。在现在这种总情况不明的刚刻，对于旅的首长，特别是对于王司令员来说，他又是怎样急切地需要党中央的指示啊！他当然知道，只要架起电台，用不了多长时间，不但是一准能够接到宝贵的指示，而且是可以命令旅的主力迅速立即返回，予敌以狠狠的腹背夹击，打出一个血口子，顺利突出险境的；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在他近旁站着的那些身背机器、肩扛马达和天线杆子的小伙子，都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队长的举止，迎接着紧张的工作，而那位老练的队长也正静悄悄地站在司令员的近旁，乘着首长思考问题的间隙不止一次地躬腰请示：“架不架线？”“可不可以架？”但是，对于他的问题，首长却好象完全没有在意似的。其实，客观情况允不允许有架线联络的时间，在首长的脑子里不知已考虑过多少次了。此刻，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一个负责全局的指挥员，在一发千钧、极其艰难的处境中，身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哪怕是说一句话，作一个手势，都在为几千指战员的生命负着责任，为党的事业负着责任。想想看吧，干部旅这一千多干部，其中一部分原是中央要他带到华南去开辟根据地的，由于日寇投降，形势发生了变化，才没有去成，如果带回边区，他们将会发挥多大的作用，放射多大的光芒，简直是无法估量的！想想看，司令员带着这样贵重的革命财产，他能够不为自己的责任而感到沉重吗？在他这二十几年的革命斗争中，象今天这样的处境，实在是不多的！……但是你看，全军之中有谁比他显得更沉静、更从容呢？红蓝铅笔在手心里轻轻地敲着，思考着什么的两眼微微地笑着，把戴在头上的军帽缓缓地摇摆着，仿佛是根本没有听到后山上那激烈的枪声似的。看着他，我不禁想到了过去，抗战期间，他带领三五九旅坚持雁北根据地的斗争，终日周旋于分布在晋察冀广阔地区日寇的几个师团之间，情况不能说不严重，但是，打到后来，日寇有名的坂垣师团长却不只一次的向其部下哀呼“王震‘残匪’……系贺龙旧部……原气犹存……”，告诫那些武士道的匪徒“小心，谨慎”。南下北返那就更不用说了，听说王胡子在武汉参加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工作的时候，曾经在工余之暇，向我们在湘鄂赣时的劲敌、蒋方的代表王陵基打趣地询问：我们的部队怎么样？那家伙也不得不连说：厉害!厉害！当时王司令员曾经对敌人说：不要看我只有万多人，而你们却有三十几万，可我打不垮你也准把你拖垮。这是多么坚毅、多么豪迈的话语啊！想到这些，我虽然感到当前处境的危急，胜利突围的信心却是更为坚定了。
这一切正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司令员已经指着他的表开口了：“你告诉颜龙斌：现在是十二点。让二营把玉皇山的敌人看住，到下午一点钟时开始撤过来，但是，要留下一个连，让他们用班、排小分队的疏散队形进行佯攻，坚持到下午两点钟，再全都收回。”我问：“还有指示吗？”司令员说：“没有了，快去。”我急忙转身跑回了阵地，这时，颜团长和陈营长正准备组织再一次的冲击。
我传达了首长的指示之后，颜团长说：“啊呀！首长真是太细致了！对敌人也摸得太清楚了！今天敌我要是换个位置，早把它收拾光了！老陈，你看把五连留下可以吧？”陈贵林说“好”，就上去布置了。
下午一点半的样子，我们带着部队返回了十字沟口。这时，正北白家沟方向仍然响着零星的枪声。侧耳细听身后，五连打得挺紧，显然是在佯攻。警戒的战士告诉我们，首长们带着干部旅向西移动了，我们也就慢慢地跟了上去。但是走了不多几步，干部旅停了下来。正西方向正打得激烈，枪声和回声在山谷里撞成了一片，简直象被绳子穿起来的一般，分不清谁是谁了。老颜若有所思地停了片刻，两个拳头紧握着，牙齿咬碍咯咯作响，稍倾，他把帽子一拧，愤愤地骂道：“狗娘养哟，看你还能猖狂到几时！”接着，便侧过身来向我说：“走，我们部队先上去！”紧跟着，在干部旅的行列里就自动传出了“靠一边，靠一边”的声音。这声音说明了一千多干部对九团仅有的这七百多名战斗兵的爱戴和期望，的确是给了部队以极大的鼓舞。我们一鼓劲地向上跑，爬过一个山又是一个山，突然，听得郭旅长的声音在喊：“二营停止！”我们遵令止住了脚步，颜团长就顺着声音向首长走去。
我掉头向后一看，见北面的山洼里坐着四五十个俘虏兵，差不多每人背着一支“中正式”，面前整齐地摆着四挺白朗宁轻、重机枪，另有一挺口径稍大、长筒的家伙，我是没见过的，走近前去观察了一番，他们说是美造的战防枪，反坦克用的。紧靠路边的四个俘虏兵跟前放着一副帆布担架，伤员身上盖了两件国民党的棉大衣，我和陈营长走近时，一营的通信员说是他们的王营长。我刚弯下腰，他就醒了，还没等我开口，他就稳健地说：“不要紧，打在右腿上，站不起来，可能是伤了骨头。”我见他那结实的脸上气色还好，知道没有伤到要害，就想问问他这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他说：“我们营在白家沟方面打响之后，在贺参谋长指挥下，攻占了两面山上的几个山头，消灭了敌人一个多连。谁知越向前山越高越陡，越打，敌人越多，就是一个小山坎也要几次的反复争夺。敌人的后续部队继续朝前涌，二连的好几个干部都负伤了。我们前进受阻。旅部命令王副营长带着一连守在那里阻止敌人前进，把我们调了下来，由贺参谋长带领，和旅的警备连一起，向正西的鲍峪岭方向戳。就在前边不远，遇到敌人构筑工事的一个连，警备连用行军队形分两路上去，一顿手榴弹撂倒了它二三十个，抓了几十个俘虏，我们营接着展开，又攻下了两个山头。可是这个岭上山连山，岭连岭，敌人早把山头都占了，好几个地方的炮火集中向我们射击，轻、重机枪声连成一片，据俘虏说是敌人的一师师部带一团全部，所以旅部又叫部队停止进攻了。到底怎么走，现在还不清楚。”
听他这一说，这里的情况分明比玉皇山还不利，蒋介石好象把他妈妈的嫁妆都用上了，莫不是想破上他的老底子要和我们在这里决一雌雄吗？我心里咒骂了一句道：真是异想天开！无产阶级的战士，人民的军队，岂是你们这些反动阶级消灭得了的？日本侵略军比你蒋介石总要厉害一些吧，可是，长江两岸的鬼子军，每次出发时，总要缩头缩脑地把两个指头撑开，作成个“八”字，向人们打问：附近有没有八路军。人们素常说得好：一个鬼子打十个“遭殃军”，十个皇军可打不了一个八路军。但是，今天的敌我对比决不是一比一百，而是一比几千啦，从这里通过当然是更不可能了。我们有必胜的信念，可是到底从哪里打才好呢？我判断不出，只有怀着焦急的心情耐心地等待着旅部的新的决定。
颜团长从旅长那儿急促地回来之后，把我和陈营长叫到一边，严肃地说：“情况十分严重！一连报告，白家沟的敌人继续增多，炮火很强，他们伤亡不小，王丙初副营长也牺牲了。刚才一营打的鲍峪岭有敌人的一个师直属队带一个整团，也打不过去，而后边尾追的敌人估计也快逼近了。因此，司令员决定：要我们二营往西北方向的白家沟、鲍峪岭之间打，打出个缺口，从大西沟出去，或者从竹扒沟出去。他特别强调，这是一次决战，打不过去，就再也无路可走了。”
情况的确是严重的。特别是经首长这样一强调，更使我加深了对这种严重程度的体会，同时，也正因为情况是这样的严重，才更使我感觉到任务的艰巨和光荣，奠定了决一死战和必胜信念，所以我们的信心反倒更进一步增加了。看得出来，陈营长是比我更为激动和兴奋的。
过了一会，团长又对陈营长说：“老陈，先叫部队有干粮的人匀开吃一点，哪怕只有一口，能够压压心也是好的。”陈营长精神十足地说：“两天以前就没有了。不相干，都是老兵。炮一响，浑身都是劲。干吧!”
团长听了也很兴奋，把手用力一挥，说：“好！要他们准备！把各连连长，指导员都喊来！”（选自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