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民国后期,尤其是1949年之后,妓院老鸨已有了固定的形象:残忍、贪婪、剥削成性,是性劳动领域里的资本家。

然而,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烟柳飘飘的年代，便可以见得，老鸨并不能粗暴地归结为如此单一的形象。

民国妓院生态：零落凋残，凄凉半生

民国以后,政府掀起了废娼运动,但因监察整改力度不够，妇女又屡遭迫害，因而收效甚微。

民国政府无力废娼，只得在管理上设规立法。当时，政府规定妓院门面必须挂红底白字“乐户住处”的搪瓷牌,夜间则挂玻璃门灯，以作提示。

凡公开挂牌营业的妓女都要前往警察局登记,经过检查，确认无性病之后,再发放营业执照。

妓女外出营业时则在胸口佩戴“识别花”,起初为红心绿牡丹,后又改为茶花。

然而，民国政府对妓院加以管理并不意味着妓女的处境会稍好，更多时候，警察局收受妓院老鸨“孝敬”的“炭宜”后，对妓院的乱象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妓院老板蓄妓一般为3至5人,多则10至20人。旧时妓院的老板,多是恶霸、地痞、流氓,且与国民党的警宪人员有勾结。

妓院老板对妓女的经济勒索形式有几种:一叫“分账”,妓女卖身的收入与老板或四六、或三七、或对半分成，“此辈之情况较好,但百无一二耳”。

二叫“本家”,这类妓女大都是妓院老板的亲生女儿、养女或者儿媳,卖身入院的。妓院就是她们的家,耳渲目染之下成为妓女也不足为怪。

19世纪80年代的名妓李珊珊就是上海一名妓的女儿，她的祖父是清朝官员李鸿章,但李鸿章从未认过这个孙女。

三叫“捆账”，类似于合同制，妓院以契约形式先付给妓女一笔钱,在契约规定的时间内(一般三五年不等),其卖身收入全部归妓院,合约期满后即可离去,若双方愿意则可重新再签约。

但说是“捆账”，多数情况下都是女子因父母或自身急需用钱,被抵押或出租给妓院老板为娼。

同时，妓女接客并没有固定时间，一般每天要接上十个嫖客，多的二三十个不等。其中，还有一些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被卖入妓院后，老板强迫其破身后再接客。

有时妓女行经期间不便接客,老板便逼其坐冷水盆、吃纸灰，暴力迫使其停经后再接客。若是怀了孕的妓女,老板更要逼其堕胎。

还有的鸨母强迫“盲妹”卖淫。民国20年，柳州柳江北岸东门一带的妓院“东亚”被迁至柳荫路,成为特察里,设妓院20余家。民国26年,有妓女200人。

直至民国31年,妓女患性病者占总数50%以上,患梅毒者431人，民众患淋病者有1297人。

武汉沦陷时期，有妓子名为石红宝，一天被强迫接客多达上百人,期间，饭食皆由别人喂吃,最后，全身僵直，动弹不得，宛如死尸。

一旦妓女年长色衰或患有重病,不能再为妓院赚钱，老板就设法将其转卖，可若是连转卖的价值都没有的话,便不给治疗,不予饭食，虐待至死。

除了受妓院老板的剥削虐待外，妓女还要受政府和黑社会的盘剥与迫害，开封一等妓院的妓女每人每月交税10元，二等4至6元，三等2元。

乱世之下，略无高下：聘用、典押、卖绝

虽说一入“乐户”不分贵贱，但因对标群体、工作环境的不同，妓女也分为上等和下等两类。

比较上等的所谓“色艺双佳”的妓女，不仅嫖客上门者多，而且还时常“出局”。

所谓出局,就是妓女应某嫖客邀请而去佐酒侍宴、陪看戏、陪赌。

叫局时一般要先填写局票,写上妓女的花名，然后派人送给妓女本人。妓女出局时,老板往往派人“跟局”,名为“侍候”,实为监视。陪客至天明,谓之“天明局”。

表面上看，高等妓女不以受害者面目出现。

高级妓女多数情况下是老鸨的合作者。老鸨聘用高级妓女，首先要找一个中间人去同妓女的“中人”(类似于“经纪人”)谈条件,同时，两边的介绍人都要付费。

梳妆打扮好了的妓女在自己的私宅“端严以待”,等妓院派车来接她。而妓院则要举办正式的欢迎仪式，表示对高级妓女招财进宝能力的尊敬。

到了新妓院,下了车,她手执点燃的香薰棒，接着妓院放烟花爆竹,来着则需跨过火盆，进屋后从佣人手中接过热茶，一品一拜，才算是正式受雇于该妓院。

民国时期,高等妓女受聘拿固定的聘金 ,一节度工资两三百元,同时，老鸨将这一节度内的膳宿费用等流水账一应记下。但这“安稳生活”也只是在战局相对稳定的时期，若是碰上战火，所谓的“高等妓女”也难逃被蹂躏的厄运。

1927年11月，《大公报》在第7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该信的作者,即济南的雏妓小翠。

“我可是无染男人之味的人,我妈妈说,明年给我成人,我暗暗哭了20多天,如若我被男人染了,将来从良，如何对得起丈夫……我预备小刀一把自尽,以报有情于我的人。”

“三月里，有个司令胡大人,叫我在百花村条子,看我长得好,又认得字,说拿五百元买我,叫我上学。我已愿意，老板不愿意,我喝大烟一大包,叫王妈看见,用粪灌我,没死成,老板用皮鞭,将衣服扒了,打了两个时辰……”

郭箴一在《中国妇女问题》一书中有一基本估计，认为娼妓中归宿好的只占2.5-3%，中结果者45.5-46%，命运悲惨者占41.5-42%。

而所谓好结果，不外是做了官吏富商的妾，或嫁给小商人、村夫作妻妾。相当部分则沦落到低等妓院，或流落街头乞讨，或走投无路削发为尼，或死于各种性病与饥寒。

绝大多数妓女患有性病(梅毒、淋病)和其他病症，面黄肌瘦，靠胭脂花粉招揽嫖客，强作欢颜取得客人欢心。

1948年12月，长沙卫生院给所谓的上等妓院“杨州班”内的49名妓女进行了身体检查，其中患恶性梅毒者3人，患淋病者34人，其余9人，均患有不同疾病。

上等妓院尚且如此，其他中等、下等妓女和一些私娼、暗娼土娟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荡然肃清：新中国废除娼妓制度

被迫为娼的良家妇女,在妓院受尽老板的迫害,过着血泪交织的非人生活。

柳州一妓院老板沈老二为迫使13岁的少女沈双凤就范,先用暴力手段将双凤强奸,致沈双凤流血过多,昏厥多时,此后被迫从妓,为沈老二赚钱。

沦陷时期,沈老二还将9名妓女送给日军玩乐,其中8人被日军摧残致死,1人受尽折磨,形容枯槁。

13岁的少女小琵琶被破身接客后染上梅毒,得不到医治,自此拒绝接客，鸨母廖小脚断她饭食,小琵琶常常饿得头发昏,偷点饭吃,被廖发现后,其指使打手拿烧红的火钳,捅进小琵琶的下体,将小琵琶活活烙死。

在妓院里头，用插满钢针的万能鞭抽打、或用香燎，用烧红的通条烙打身，无所不用其极。被打者常常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翌日仍被迫含泪带笑接客。忍受不住这种折磨而自杀身死者，不知凡几。

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开始铁腕废除公娼制度，严厉打击买卖妇女恶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各大妓院被陆续取缔。广州的陈塘、东堤，北京的八大胡同、连同南京的大小石坝街，上海的八仙桥、四马路、会乐里，哈尔滨的荟芳里等，皆一一肃清。

这股整治之风，在1950年吹到了西北。

1950年4月，兰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决议，对妓女问题要“迅速消灭”。

此前，本着“限制发展，积极扶助从良，扶助转向正当职业”的方针，全市已有152名妓女从良，65人返家;继续公开营业的妓院尚有11家，妓女27人。

同年6月,兰州市妓院全部封闭，27名妓女集中教育后，大多结婚从良。

1950年2月6日，天水市各界代表会议决定取缔妓院。市政府随即召集公安局、妇联研究组成处理委员会。

2月9日，派出军警把守大同路 21家妓院门口，进出者逐人检查 公安局对38名妓院老板集训审查，对40 名妓女和47名勤杂分别组织学习，进行教育。

妓女中从良结婚21人，经商3人，唱戏4人，回原籍12人。同一时期，平凉、武威、酒泉、甘谷、徽县、秦安、定西等地，也相继清理查封了妓院，改造妓院老板，教育安置妓女。

1951年6月8日，流氓恶霸秦桂芳、王春林被依法判处死刑。妓院全部取缔。

至此，甘肃全省累计解救妓女1300余名。营娼从妓的人大多得到改造和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