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明伟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

1949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经过28年苦苦追寻和浴血奋战，迎来了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同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闭幕式，通过了一份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其中明确写道：“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作为引领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毛泽东关注、思考并回应、回答了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用 “两个务必”告诫全党面临的新形势

进入1949年，面对历史的大转折、大变革，正在中国共产党着手筹建新中国的时候，社会上基于主客观因素特别是对我们党即将建立的新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所要采取的经济战略不清楚，出现了一种经济悲观论调。这种论调很快传到党内，就像毛泽东指出的：“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这种“糊涂思想”，将从根基上严重影响即将来临的新中国建设。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并决定亲自作出回答：“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这就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从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时作的报告和闭幕时作的结论中，可以看出他对我们党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深邃思考。概括起来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

这次会议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即后来无论在国内外形势的任何复杂变化中，我们全党都必须保持的清醒头脑，保持的一种坚定的思想状况和精神状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也恰恰在这个时候，党内出现了两种比较明显的思想倾向：一种是骄傲自满、功成名就的思想，一种是本领恐慌、畏惧悲观的“糊涂思想”。两种思想状态都不利于我们党即将面临的伟大时代。

对前一种思想状况，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这就是毛泽东给全党的回答，因此才有“两个务必”的告诫和提醒，才有“继续地保持”两种作风的交代。

以 “一总七分”的方式回应经济上的悲观论调

对后一种思想状况，主要反映在即将接管城市带来的一系列困惑上。因为这种困惑，引发了经济上的悲观论调。这种悲观论调，被毛泽东称为“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的“糊涂思想”。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用了较大的篇幅专门回答这个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一总七分”。

一总，即总体上的回答，主要针对的是那种认为中国工业现代性不足的顾虑。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回答这一问题，毛泽东指出了我们党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也明确了我们党“当前的重要任务”。

明确了我们党在经济战略和策略上的重要任务以后，毛泽东分别从七个方面批评了“左”和右的观点，阐明了我们党领导新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问题。

第一个方面，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挥领导作用，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已经具有的大约10%的、具有进步性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

第二个方面，毛泽东指出，我们党领导的土地所有制改革，正在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基础。中国还有大约90%的分散的个体的具有落后性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但是，我们党领导进行的土地所有制改革，“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

第三个方面，毛泽东肯定地指出，国营经济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第四个方面，毛泽东提出，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但必须受限制，不能任其泛滥，要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被限制地发展。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第五个方面，毛泽东提出，对占绝大多数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必须加以引导，组织合作社，不能放任自流。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个方面，毛泽东果断地提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要采取内外贸方面节制和统制的基本政策。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第七个方面，毛泽东进一步批驳经济悲观论者，明确指出，不能只看到中国经济的落后一面，更主要的是要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主要提到了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最后，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有了上述科学、求实和充分自信的分析，毛泽东才坚定地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就能够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召开，建立新中国的步伐也日益紧促。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走向全国执政、建立新政权的时候，必须清楚地回答我们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全面、系统地回答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是通过撰写文章的形式来解决的。他曾经对秘书胡乔木提出：“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本想让胡乔木承担这个任务，但胡乔木的初稿起草出来后，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要求。胡乔木回忆这件事时说：“稿子写出以后，结果没有用。毛主席自己写了纪念‘七一’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后来，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时说：“在政治方面，国体政体是建立新中国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在1949年1月会议上，毛主席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这是基本问题，必须讲清。讲清就有主动权，否则就没有主动权，没有道理好讲。半年以后，毛主席自己动笔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把这个道理讲给全国人民听。”“关于政体问题，毛主席一直坚持《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主张，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这个道理讲给全国人民听”，就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涉及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础，这些问题如果不从政治高度和理论深度上讲清楚，就会出现混乱。毛泽东通过这样一篇重头文章给予回答，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把一些重大而基本的问题讲清楚了。

1949年6月3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日子，由《人民日报》头版整版刊出。这篇文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其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文章特别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毛泽东在撰写这篇重要文章时，贯穿了问题意识，许多地方是从回应和回答问题的角度着眼的。比如，在回应那些“外国反动派”所诬称中共所要建立的制度为“独裁”时，毛泽东干脆利落地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他坦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民主独裁”，“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一回答，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制度设计上的高度自信。他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他特别强调了这种制度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而“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的内容；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样的制度，与那些“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的制度恰恰相反，“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

对于为什么要叫“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1949年初接见来华了解中国革命进展和即将建立新政权情况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作过这样的解释：“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毛泽东还说明，这个政权的组成必须是个联合政府，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这样的新政权建立后，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除了在理论上讲清楚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还特别关注实践的发展。就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毛泽东随时注意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的建设，发现并总结推广了一些地方的基础民主建设经验。比如，他推广过华东地区的经验。1949年10月13日，为转发上海附近松江县（今松江区）创造的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毛泽东起草了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电报，提出：“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应为代表会议）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他还要求华东各地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同志，“亲自出席若干县，取得经验，以利推广”。再比如，他也推广过华北地区的经验。

10月30日，毛泽东就华北经验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各城市强调各地召开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一般都以当前生产上的重要问题为议题；推选代表既要有严肃性，又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每次会议，应抓紧解决为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两个问题。决议后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不要决定；决定了但行不通的，应向代表和群众说明道理，加以解释，以示信于人民。使每个代表都有发言的机会，是开好代表会议的关键。各界代表会议一定要和当前实际工作密切结合。又比如，他还推广过华南地区的经验。11月27日，他要求把广东的经验推广到华中局、华东局、西北局等地，提出：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个月召开一次。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充分注意给予指导，按时召开，总结经验，交流经验。

总之，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既有顶层设计上的思考，又有基层探索的总结。其中表达的主题，就是共产党人的制度自信，向世人昭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制度选择上的坚定性。

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如何认清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如何在西方侵略者惯用的谎言手段面前教育人民搞清真相、分清敌友，这是创建新中国的时候我们党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总会存在有模糊认识的人，甚至“有错误思想的人”，而这些人大多存在于知识界。对这样一些人，需要“进行说服工作”。

毛泽东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就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这种“破坏和捣乱”，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为此，毛泽东告诫那些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政府，“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应当着手改变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恰恰就在此时，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发表白皮书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5年间，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最后遭到失败的经过，公布了若干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真实材料。但却把美国侵略中国的政策说成“对中国的关切”“对中国的友谊”；还公开声称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摆脱“苏联的控制”。

这份白皮书，实际上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真实记录，从另一方面展示了美帝国主义者侵华的罪行，是一本绝妙的反面教材。为了帮助党内外人士提高警惕，并说服一些思想糊涂的人甚至“有错误思想的人”，毛泽东通过修改或起草新华社社论等方式，亲自做工作，并号召：“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

经毛泽东部署，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连续以新华社社论形式，发表了《无可奈何的供状》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别了，司徒雷登》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友谊”，还是侵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6篇评论。这6篇评论，后5篇是毛泽东撰写的。这些重头社论文章，暴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面目，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实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仇视，批评和教育了国内一部分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知识分子。

在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社论中，毛泽东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具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对美的幻想，警告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他提醒人们：“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在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社论中，毛泽东揭露了美国试图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侵略政策，明确表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他指出：“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在撰写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这篇社论中，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骂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指出：“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在撰写的《“友谊”，还是侵略？》这篇社论中，毛泽东回应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友谊”还是侵略的问题时，尖锐地指出：“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他列举了1840年以后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在撰写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社论中，毛泽东回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的原因在哪里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自1840年到1919年间的70多年中，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的反抗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毛泽东明确告诉人们：“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在回答“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因此，他提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毛泽东还批评说，“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毛泽东在文章中用大量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说明：“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通过这些回答，一步步剥开问题的内核，毛泽东清楚地告诉世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要有清醒的认识；对帝国主义者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中华民族被人压迫和侮辱的日子，将永远成为过去，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由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中国人在精神上才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有了可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个全新的中国，已经翻开了“从此站起来了”的时代篇章。

1949年9月，毛泽东 （前右一）与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合影

新中国与旧中国最本质的区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二字被赫然写在这个国家的国名上。那么，什么是“人民”呢？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与人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也是建立这个新国家首先需要回答清楚的重大问题。

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早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论述和实践探索中，都作过清晰的回答。在这些回答中，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完全彻底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就是这个党“人民性”的体现，也是这个党建立政权的根基和出发点。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过，除“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外，“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建立一个与旧中国完全不同的新中国，毛泽东认为，更应该把“人民是什么”这个问题讲清楚，把领导者与人民的关系搞清楚。因此，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他深刻阐释了“人民”概念，回答了“人民是什么”的问题。他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特别强调了人民民主政权对待人民和对待反动派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毛泽东在解释清楚了“人民是什么”的概念后，还反复提到“中国平民”“一般平民”的问题。在谈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一般平民”长期以来所受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等的专政工具压迫的情形时，他指出：“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毛泽东所表达的这种人民立场，以及人民意识、平民意识，恰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宗旨意识。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走上全国执政的政治舞台时，毛泽东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清晰地表达自己执政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宗旨。因此，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还特别讲清楚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要建立的是人民的国家，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党，主张的是“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人民立场是其根本的政治立场，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完全彻底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就是这个党“人民性”的体现，也是这个党建立政权的根基和出发点。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贯穿着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更要明确而深刻地回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民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

有了这样的宗旨理论和思想基础，当真正面对人民的时候，特别是人民由衷地欢呼拥护自己的时候，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被胜利和拥护冲昏头脑。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上，当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后，“站起来了”的人民群众，在游行时欢呼雀跃地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响亮口号。面对这一场景，毛泽东保持着一种思想上的冷静。他回应人民群众有关“毛主席万岁”口号时，连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喊“同志们万岁”，就是想表明我们的成就归功于大家；喊“人民万岁”，就是想表明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在新中国和旧中国交替这种被称为“改朝换代”的历史当口，毛泽东喊出的“人民万岁”，恰恰体现了他思想中的核心观点。这既是毛泽东彻底的唯物史观的真实体现，也是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区别，它代表着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的来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国执政的大党，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群众）完成祖国统一，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早在中共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就多次强调过，我们的党组织不是一个狭小的圈子，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延安时期，他曾说：“依照老百姓的意见，也要我们大，因为他们到处找共产党找不到，我们的党大起来了才好找。”尊重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我们党逐步从一个狭小圈子中走出来，成为有战斗力的全国性的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人们仍在观察这个党的胸怀和格局。为此，毛泽东主动回应、回答了来自方方面面的一些疑虑。仅在1949年我们随处就可以找到毛泽东回应这一问题的一些片段：

一是回应非党人士疑虑的片段。毛泽东提出“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要搞五湖四海”。就在开国大典后不久，毛泽东于10月24日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与绥远军区负责人及傅作义等作了一次长谈，回答了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团结改造以及同非党人士长期合作的问题。

毛泽东清醒地指出：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谈到合作的意义，毛泽东强调指出：“实现合作，这一步很重要。其意义何在？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讲到如何看待对方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同一天，毛泽东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会议上，还批评了党内一些干部对民主人士不放心和怕麻烦的现象，说：“现在党内同志不懂得如何与党外人士合作。这个问题不简单，眼光要看到全国与全面。”

二是回答如何解决民族问题的片段。毛泽东提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949年11月14日，就大量吸收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问题，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提出：“省委、地委、县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

三是应对亲友们工作请求的片段。毛泽东断然拒绝，“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在旧制度下，“皇亲国戚”皆沾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仅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毛泽东在对待自己的亲属朋友问题上，提倡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他首先从自身做起。比如，孩子的舅舅杨开智等亲属欲进京谋事，他得知此事后，严肃地批评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并致电杨开智：“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对其他一些亲友故交，毛泽东也一律采取“按正常规矩办理”的原则，拒绝了众多欲进京沾光谋事的人。

（来源于《党史博览》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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