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党军败退至台湾，横行大陆多年的军统特务组织也宣布解散，很多军统要员也逃到了香港和台湾，不过，却有三名军统特务留在了大陆，他们是谁，晚年怎样，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作为国民党军统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戴笠在国民党中可谓是说一不二，是蒋介石的亲信，经常为蒋介石收集情报和从事间谍和暗杀工作。

在军统特务中，戴笠和蒋介石一样，尤其喜欢任用浙江老乡，戴笠是浙江江山县人，他的军统特务们也大多来自江山县，素有“江山帮”之称，比如毛人凤就是江山县人，在工作中，这些人为了保密，都使用晦涩难听的浙江方言。

而戴以谦就是军统“江山帮”其中之一。

1943年，18岁的戴以谦离开老家，找到戴笠，想要谋个差事。别看戴以谦年轻，可论辈分戴笠得管他叫一声：“叔叔”，他虽然不是戴笠的直系亲属，但两人是有血缘关系的。

一见到戴以谦，戴笠便用浙江方言问他：“你一个小孩子，来这里干嘛？”戴以谦回答：“想找一份差事做做”。

当时军统缺少人手，戴笠见他机灵，就先将他留在身边，而后派去安徽参加特务培训班，学成之后，戴以谦又回到戴笠身边，担任机要秘书。

1945年，戴以谦在军统中混的风生水起，立了不少功劳，获得了陆军上尉军衔，不过一年后，戴笠乘坐的飞机失事，戴笠死后，毛人凤成为军统领导人，戴以谦也失去了靠山，于是前往北平傅作义处任职。

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戴以谦也投身革命事业，随后返乡务农。

1958年，戴以谦因为历史原因，入狱五年，他表示接受判决，不再上诉。出狱后，戴以谦一直以务农为生，晚年还有国家补贴，能够住进养老院，用戴以谦的话说，他对于社会很是满意，感谢党对老年人的照顾。

和戴以谦一样，王庆莲也来自浙江江山县，是军统“江山帮”的一员，不过，她可不像戴以谦，是戴笠的亲戚。

1928年，王庆莲出生在江山县农村的一户贫困农民家庭中，为了生活下去，王庆莲15岁那年，看到了军统在浙江江山的招人告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王庆莲去参加军统考试，没想到王庆莲很有天赋，一考即中，顺利成为军统的一员。

由于王庆莲是女性，在军统内的工作不是当间谍打打杀杀，而是被培训成译电员。据王庆莲回忆，她先是在重庆磁器口印刷厂，从事密本打印工作。

而后受到军统信任，转到译电处，担任译电员。在她担任译电员期间，曾有中国共产党人混进译电科，但他不是浙江人，完全听不懂浙江江山的方言，只能作罢。

在抗战时期，王庆莲立下不小的功劳，和同事们对收到的电报进行破译，在抗战期间，总共破译日军密码八百余种。

抗战结束后，王庆莲军衔升至准尉，不过她在军统工作完全是为了养家糊口，抗战结束就不想再在军统这勾心斗角的地方干了。没过几年，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很多军统要员跑到了台湾，很多王庆莲的同事也劝王庆莲离开大陆。

但王庆莲考虑到将自己一手养大的母亲年事已高，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家侍奉母亲，就这样王庆莲成为军统留在大陆最后的女特务。

建国之后，王庆莲来到了江山县粮食局工作，担任一名普通的职员，回归宁静的生活，在家相夫教子，享受天伦之乐。

退休以后，王庆莲在家享受养老保险，她很感谢政府，感谢新中国，对她这样在军统工作过的人都能给予照顾。

和戴以谦和王庆莲不同，祝仁波在军统里是纯粹搞技术的，并不是做情报工作的，叫他军统特务倒不如说是军统技术人员。

1935年，14岁的祝仁波来到浙江警察学校上学，学习的就是无线电技术。通过不懈努力，祝仁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军统，逐渐成长为军统里面优秀的无线电维修人员。

淞沪会战后，祝仁波进入军统第四处第二科，负责修理发报机，还兼任相关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

到了1949年，军统的各个机构都搬去台湾，很多人劝祝仁波也一起走，但故土难离，祝仁波不愿离开故乡，转行在上海做起了生意，和妻儿待在一起。

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军统的身份，被解放军隔离调查，在他入狱之后，妻子也提出了离婚的请求。等到十年改造期满，祝仁波又因为高超的机电技术，被农场“留用”，这一留就是16年。

等到祝仁波走出高墙，再次和亲人会面之时，已是1980年。此时的祝仁波两鬓斑白，孤家寡人的他来到浙江宁海的一座小镇里定居，靠着退休金生活。

2013年，有记者了解到戴以谦、王庆莲和祝仁波这三位老人的个人信息，决定帮助他们聚首一下，收到消息后，三位老人都很欣喜，同意了记者的提议。在媒体的帮助下，志愿者将三位老人搀扶到聚会地点。

三位老人再次聚首，彼此之间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有着千言万语难以表达。他们三人的人生，就像是三条曲线，在其中一段时间有过很深的交集，而后又迅速的驶向各自的远方，在经过漫长的64年后，又相聚在了一起。

在聊天的最后时刻，记者主动为三位老人合了影，他们年轻时，曾风光至极，他们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无愧于国家和民族，也为抗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国民党败退后，他们选择逆流而行，留在了大陆，见证了祖国的风云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