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已经开始运作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组建“Chip 4”联盟（芯片产业），梳理管控半导体供应链，借此进一步遏制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发展。除了“Chip 4”，美国接下来可能还会推动建立“E-Auto 4”（新能源汽车产业）、“PC 4”（个人计算机产业）、“AI 4”（人工智能产业），试图在多个关键领域把中国剔除出去。对后发国家来讲，暂时落后并不可怕，若被孤立则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中国经济能否中高速增长，新型政企关系是决定因素之一。击杀奔向中国政企关系的“灰犀牛”，对外需防止技术被卡脖子，产业被孤立，对内需避免国内出现市场垄断，都离不开国家政策调控和企业自主作为。建立并发展适用、好用的政企关系，对促进企业在国家大战略及大国博弈中发挥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回归本源：理性视角下的两种政企关系
站在政府角度，政企关系总体可分两大类：与实控企业的关系，与不能实际控制的企业的关系。是否实控，关键评价标准在于这个企业贯彻执行国家意志的程度。
世界范围来看，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实控企业的边界划分，基本和政治势力边界的划分一致。对中国来说，实控企业不仅包括央企和国企，还包括大部分合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在内的多种类型的企业，因为从经营主体等诸多核心要素来看，中国政府都有能力对其施加决定性的重大影响，只不过是否去做取决于是否需要。至于不能实际控制的企业，像美国的微软、波音、特斯拉，荷兰的阿斯麦（ASML），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虽然也都和大陆市场有利益交集，但对它们植入政府意志，美国目前要比中国更占优势。
二、回归质朴：务实角度下的政企关系本质
政府应该服务企业，但这种服务不应该是商家对消费者的那种服务，真正堪用、能干成事的好企业，绝对不是“哄”出来的。政府对企业最关键的服务是管理，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服务。
从务实角度看，企业行为应践行国家意志，但体现方式并不唯一。理想状态是：企业是国家实现自身意志的棋子，但国家不以看待棋子的态度去对待企业。这需要一种“默契”。两个人之间可以通过沟通达成某种默契，但一个政府面对数以万计的企业，不能指望通过“聊天”形成这种默契，而应通过机制和法律塑造这种默契。
首先要在思想上扫毒除霾。美西方市场经济搞得早，抢到了一些有关政企关系的话语权，其理论体系基于“权力本恶”，强调减少政府干预，隐含政府与企业的对立。这套东西发芽生长于西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历史的土壤，就如同其在新冠疫情中“想管管不了，干脆横下一条心说不管更好”一样，带有极为强烈的妥协色彩。当然，他们的理论家编制了一套动人的故事集，赋予其“正义”与“邪恶”一类的情感色彩，迷惑性很强。中国认真学习过，做了很多本土化的实践，有收获，但取其精华有余而去其糟粕不足。政府到底该不该管企业，在中国也有讨论。特别是中国经济相对贫弱的时期，社会曾对美西方的有关说辞进行带有仰视角度的“欣赏”，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在强调政府放手的好处。若想在大国博弈中压对手一头，我们应当栽植一棵于华夏水土发育而起的理论大树。
建立并发展适用、好用的政企关系，首先应回归理性和务实：企业的本质，是把一群人聚集起来，开发与分配资源。从人看，它是一种组织形式；从事看，它是一种运行机制。这就很清晰了，党和政府管理国家的人和事，当然就要管企业，虽不必与所有类型的企业之间建立“上下级”关系，但应有清晰明确的“上下层”关系，且政府应坚定站稳上层空间，做好指导与引导。
三、更进一步：建立为人民、促发展的新时代政企关系
中国的政企关系发展，应跳出美西方那套政府与企业“谁对谁错、谁好谁坏”的小视野与“人造矛盾”，往上爬一层，把目光汇聚于为人民、促发展的大格局。
建立为人民、促发展的新时代政企关系，要坚持党对政企关系建立与发展的领导，把握以人民为中心、促发展为目的、发展好为人民的理念。政府通过科学管理与战略政策引领企业发展，并对其所属人员群体施加必要影响；企业通过专业行为与责任担当服务发展大局，并在此过程中获取进步空间，从而形成积极进取、严肃活泼、互动有序的关系氛围。要坚持目的导向，把好原则底线，划清法律红线，使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始终围绕并通过“为人民、促发展”逐步成熟完善。
以此作为行动指向，能够把政企关系建立与发展的焦点，从美西方那套政府与企业间的“二人转小正义”，转化为政府和企业共同服务人民的“大格局大正义”，从而把所有已经存在或可能产生的有关政企关系的问题的评价标准与解决方式，围绕“一切为人民”来进行设计和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在此视角上开展各项工作都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主动权和无与伦比的丰富经验，这可帮助我们在大国博弈中擘划人无我有的新时代政企关系发展图景，并在凝聚企业、发动企业、用好企业方面取得相较美国的重大比较优势。
四、针对非实控企业：利力双举、以力为基
对于那些我们还无法实际控制的企业，宜采取“利力双举，以力为基”的策略与其建立并发展关系。利即利益，指通过合作与收益对企业产生吸引力及对我依赖性；力即能力，指基于法律、规则、实力和主场便利开发的施压工具。利益方面，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就在这里，是否给他们，给多少，取决于中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关乎我们的意愿和决心。但以力管控甚至在必要时施加压力，更需手段和针对性设计。
所有企业的运营和发展都会面临风险，以力管控的手段就在这些风险中，可以围绕这些具体风险开发工具。具体来说包括十个开发方向：
（一）法律法规及环境因素。例如环保、认证、资质、关税、安全生产、政府补贴、海关条例、针对特定国家和产品技术的进出口限制。
（二）市场因素。例如市场结构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竞争对手的价格策略，销售渠道的开发与维护，消费者的意愿及满意度，舆情热点，商誉及品牌形象。
（三）运营因素。例如新技术应用许可，新产品投放许可，技术决策的前瞻性，行业政策变更，技术变更对关键供应商造成的影响，关联交易，合同管理。
（四）能源及原材料供应因素。例如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化、采购资质、定额分配、稳定供应。
（五）物流因素。例如交通政策的变更，运力资源的分配，大宗货品的存放，物流成本的上升，以及特殊事态下物流资质的授予。
（六）项目因素。例如立项评估、投资决策、投资引导、项目执行、业务外包。
（七）人力资源因素。例如薪酬体系政策的变化，用工资质的审核，用工规模的限定，外部因素对关键人员的影响，企业民主管理及劳动关系的稳定。
（八）信息技术因素。例如数据安全、各类线上系统的开发、应用、接入审批。
（九）金融及财务因素。例如汇率、利率、信贷、信用评级、税务、审计、合规。
（十）不可抗力因素。例如战争、自然灾害、大规模疫情。
从对敌消耗及拖累角度，制造伤兵的作用大于直接歼灭。单纯将目标驱逐出中国市场，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最优解。企业关门后，就不会“继续赔钱”，也无法逼迫其背后的政治势力对其进行无效投入。如果选定了目标政治势力的某个敏感企业作为打击对象，应当采取手段使其在我可控制的领土或势力范围内的业务进入失血状态，然后我们边走边看。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作为博弈阳谋，对面也知此中陷阱，如果他们选择断臂求生，甚至不会伤及本体的断尾求生，这项工作就不会发挥预期效用，美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纷纷关停在俄业务就是实例，所以打击目标需做好选择。
例如，大陆宜密切关注台积电动向，做好相关安排的研究与设计。伴随大陆芯片产业的发展，台独势力猖獗，以及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进入新阶段，具体动作的触发节点正在靠近。“大陆在芯片领域有求于台积电”的主流认知背景下，就是我们不声不响磨刀的好时机。
五、对于实控企业：升级政企关系宜抓好人这一关键要素
做事情，人是关键。国家相当比例的人口，位于各类大大小小的企业中。有关企业的工作，我们的焦点常在如何让企业发展好。围绕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特点与发展实际需求，通过企业做好人的工作，现实且重要。
管理社会关键是要管好人，企业作为构成社会的重要一块，天然就是升级社会管理水平的有力抓手。觉得政治影响不应涉及企业商业，是美西方国家在强势时期向中国输出意识形态的余波。曾经中国的企业实力弱，面对一些美西方国家的“巨无霸企业”，我们的企业在协调行动、凝聚动员方面的比较优势难以发挥。时至今日，当两家实力堪比的中美企业博弈对垒，中国式的政企关系与运行机制，则会帮助我们取得重大优势。要坚持不懈的通过企业管好人，在此方面放不开手脚，如同受美西方蛊惑自废武功。
建立中国特色人力资源开发优势，是我们在社会面广泛调动进取积极性的有力抓手。强化政企间的双向人员交流，具有开展探索与实践的空间。政府和企业中，都有适格从业者，具有到“对面”开展工作的必要性。除了央企、国企，吸纳绝大多数就业人口的其他类型企业与政府之间，缺乏人才往来的针对性设计。除公务员考试外，亦可参照应届生选调，建立专门面向企业从业人员的广泛、专业选拔机制。自觉店大酒香、只等顾客上门，不是干事业的态度和方式，一些政府部门和做的不错的企业，宜破除这类思想，不拘一格降人才。且政府掌握制定规则的权力，理应在这项工作中先迈一步。
美国缺乏历史积淀，在方方面面都有体现，特别是在最近的佩洛西窜台，以及对政企关系的渲染，用企业推进国家意志等方面，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这种“不成熟”是规则和制度造成的，只不过“一强遮百丑”，很多国家看清楚也难有资格教育它。中国有实力基础对美国说你“不成熟”，就像美国喜欢挂在嘴上指责别人“不专业”，不同点在于，中国并不是挑事的一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已经形成，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美国如果还是停留在战术层面扭扭捏捏，就只能自己品尝来自中国的战略的威力，让自己逐步“成熟”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