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宗易名

洛阳位于长安东北约 850 华里处，因在黄河支流洛水之北，被称为洛阳。洛阳地处华北平原与渭水盆地的交通要冲上，历史悠久，公元前 770 年，东周的平王就曾迁都于此。此后，东汉、三国时代的魏、西晋、南北朝的北魏都以此为都城。北魏灭亡后，洛阳曾荒废一时。隋炀帝即位后，重新在这里建都，大业二年完成，命名为东京。自古以来，洛阳就是中原的一块战略要地。

大业元年 ( 605 ) ，杨广在平定汉王杨谅的叛乱后，以洛阳为东京。隋炀帝在建城伊始布局了“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等一系列城市规划设计，改善交通环境，优化了洛阳城的地理因素。使其“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更加强了其战略意义。然而，隋炀帝不会想到，其费尽心血营建的东都，在不到 20年的时间里已经易主。

高祖武德四年( 621) ，秦王李世民在平定王世充部后立即“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这其中不难看出关陇集团的某种地域歧视的心理。随后，又设洛州总管府，其“领洛、郑、熊、谷、嵩、管、伊、汝、鲁九州”，洛阳纳入其管辖范围。七月“以屈突通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洛阳”“以淮阳王为洛州总管”，十月“秦王李世民领陕东大行台尚书令”，足可见其重视程度。六年(623) 九月“改东都为洛州”，九年( 626) 六月，“罢行台，置洛州都督府，领洛、怀、郑、汝等四州，权于府置尚书省”。正如太宗所言: “洛阳朝贡天下中，朕营之，意欲便四方百姓”。

无论是陕东道大行台，或是洛州都督府，其官员地位均可与朝中官员相比。由此可以推断出陕东道大行台官员品级要比其他行台高很多，而洛州都督府则直接置尚书省。自此，可以看出对洛阳城的一个初步判断，即在唐朝初年洛阳之地位就是不可估量的。

对于太宗本人来说，洛阳更有着不凡的意义。秦王曾“领陕东大行台尚书令”，在其与王世充的军事斗争中就培养了大批的精干部下，洛阳成为了李世民势力的一个根据地。“寻转工部，进拜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太宗以隐太子、巢刺王之故，令大雅镇洛阳以俟变。大雅数陈秘策，甚蒙嘉赏”，“后房玄龄、李勣以亮倜傥有智谋，荐之于太宗，引为秦府车骑将军。渐蒙顾遇，委以心膂。会建成、元吉将起难，太宗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遣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

在取得洛阳之前，李世民势力分布在在河南、山东。而在对洛阳的战略布局中，李世民以强大军事实力保障了其日后夺权和掌权。太宗掌权后的山东矛盾重重，世家大族权力交织，其财政地位又十分重要。而长安距离东部较洛阳更远，支配力稍弱，太宗重视洛阳着实有控制山东的意图，这也是唐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太宗贞观十一年( 637 ) 二月“甲子，上临幸洛阳宫”，而后“改洛州为洛阳宫”。高祖“改东都为洛州”就说明已经把洛阳从前朝都城改为普通的地方州级行政建制，而改回“洛阳宫”可以看出太宗把其作为除长安外另一个重要地区。同年三月“上宴洛阳宫西苑，泛积翠池”，四月“昭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闲时务; 儒术该通，可为师范; 文辞秀美，才堪著述; 明识政体，可委字人; 并志行修立，为乡闾所推者，给传旨洛阳宫。”

积翠池为前朝洛阳宫四方散乐之地，四月的“招募”意图吸引人才至洛阳宫。点明从河北、淮南两地选举人才，这是明显的控制意图。洛阳相较长安，比此二地更近。由此可见的是“洛阳首先借助地理方位的优势使唐王朝对更广大区域范围的控制得以更加有效地贯彻和执行。”太宗想以洛阳为加强对东部控制的据点，但其对洛阳宫建设的想法由于群臣的反对和自己的反复而未能实施。

同年七月，洛阳发生水灾，“大霪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宫寺十九所; 洛水溢，漂六百家。”太宗下诏:“洛州诸县百姓漂失资产，乏绝粮食者，宜令使人与之相知，量以义仓赈给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庚子，赐遭水旱之家帛十五匹 ，半毁者八匹。”

面对灾情，身居洛阳的太宗得以及时作出反应，避免了地方官员弄虚作假等现象。虽说有些巧合，但也恰恰说明了权力中枢位置的变动，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临近地区的行政效率。

二、高宗重建

贞观二十三年( 649) 六月，李治在长安继位。洛阳宫由洛州刺史李勣管辖。此后的洛阳逐渐真正成为权力的核心之一。显庆二年( 657) 正月，高宗行幸洛阳，开启了其对洛阳建设的大幕。当年颁布《建东都昭》:

“朕闻践华固德，百二称乎建瓴; 卜洛归仁，七百崇乎定鼎。是以控膏腴於天府，启黄图於渭滨，襟沃壤於王城，摛绿字於河渚。市朝之城，丽皇州之九纬; 丹紫之原，邈神皋之千里。二京之盛，其来自昔。此都中兹宇宙，通赋贡於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於万国，置槷之规犹勤，测圭之地载革，岂得宅帝之乡，独称都於四塞; 来王之邑，匪建国於三川。宜改洛阳宫为东都。上栋下宇，彼劳昔以难前; 广厦高台，我名今而改后。仍兹旧贯，式表宸居。”

全文用不到 200 字介绍了洛州优越的地理位置。相比长安，洛阳的水运漕运更为便捷;并且不可忽视的是，洛阳虽经历战乱，而前朝的宫室形制并未被完全摧毁，可为高宗所用。从“洛州官员阶品并准雍州”，这一点上看，洛州及其所辖县级行政区划官员的品级都是有所上调的。这证明洛阳不仅在名义上成为东都，在官僚体系管理等方面都在逐渐向长安靠拢。

自显庆三年( 658 年) 起，高宗多次行幸东都。昭“周王李显为洛州牧”后，高宗在洛阳开始大兴土木的进程。而早在前一年，高宗实际就已经开始对东都宫阙的施工:“显庆元年，敕司农少卿田仁汪，阴事东都旧殿余址修乾元殿，高一百二十尺，东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显庆二年，又“废洛阳宫总监，改青城宫为东都苑北面监，明德宫为东都苑南面监，洛阳宫农圃监为东都苑东面监，食货监为东都苑西面监。”这种扩大都苑四面监纳入的范围，明确监管责任的种种行为，都反映出其对东都之重视。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则天门楼，受百济俘，自其王义慈以下皆释之。苏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赦天下。”“将宣赦书，上欲亲御则天门楼，气逆不能上马，遂召百姓于殿前宣之。”则天门楼从此像长安的承天门、北京午门那样，成为朝廷举行登基、改元、大赦、宴会等外朝大典的场所，如唐高宗俘获百济国王、武则天称帝等大事，皆在此举办，亦是接见万国来朝之所，其中以日本遣唐使最为著名。洛阳城的则天门楼频繁成为各种仪式的举行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历代帝王仪式的举办地，都为至尊之所，可见东都洛阳的地位正在急速攀升。

从洛阳城图可以看出，宫城位于全城西北角，不像长安太极宫一样位于中轴线上。而南向的则天门楼(神龙元年( 705 年) 避武则天讳改称应天门) 自然成为了各种仪式的舞台。偌大的洛阳城共有 112 个街坊，其中洛水以北拥有 29 个街坊，洛水以南拥有 83 个街坊，这洛水南北两块的街坊几乎构筑成为了完整的洛阳建筑群，当然了这其中是不包括西北角的皇宫建筑群的。北部 29 街坊拥有一个交易市场———北市。南部 83 街坊拥有两个交易市场———西市、南市场。

早在炀帝时“东都东市曰丰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远。及改诸令为监，唯市署曰令。”颇有向长安看齐的意图。而在显庆二年“洛州北市置官员，准东西市，隶太府寺”，直接点明了“准东西市”，北市设专人管理，各项配置与长安东西市相平齐。而“市州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可见洛阳当时之繁华。到了麟德二年( 665)“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其时的东都洛阳已然成为各国朝贡使者的聚集中心，不仅是南北运河交通枢纽，更是唐代丝绸之路东段起点，有着重大的战略价值。

而就在 5 年后的咸亨元年( 670)，关中饥荒“诏以明年正月幸东都”。此时，关中已连续数年发生自然灾害。总章元年( 668)，“京师及山东、江淮大旱”; 总章二年，“州四十余饥 ，关中尤甚咸亨元年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 ，关中尤甚”; 咸亨元年，“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洛阳物资充盈，看似并未受此次灾情影响，并且行幸洛阳可以减少粮食转运，节约资源。同样，高宗的最后一次临幸也起因于关中的饥荒，“上以谷贵，减从兵，士庶从者多殍路于路”，就连随从人员也要精简，这也看出此次灾情之严重。而此时，高宗本人也已病入膏肓，武后权力不断扩张，庞大的唐王朝也走到了转折点。

作为唐前期最重要的经济区，以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区和以洛阳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始终存在着以东养西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促使皇帝临幸于“两京”之间，对政治局面和经济社会进行直接掌控，以削弱任何突发事件造成的经济压力，更好地协调两京资源。

高宗对洛阳之营建，始于宫阙苑之建设，并伴以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设置、官员等级的调整，让洛阳在政策上和经济上都逐渐拥有与长安看齐的能力。而高宗的数次行幸，或出于管理所需，或出于饥荒所迫，或举行典礼仪式，或给武后以展示舞台，但都让东都逐渐走向权力中心，这是太宗对“两京”模式的贡献。高宗在位 34 年，在洛阳的时间达到了 11 年。纵然如此，长安依旧是唐王朝绝对的权力中心。“两京”模式天平由量变波动变为发生质变的倾斜，要到武后受尊号、改名神都后，才逐渐得以实现。

三、武后和玄宗时期的变动

垂拱四年( 688)，武后于洛阳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这是第一次在长安以外出现宗庙，这明显的表明了武后欲把权力中心转移的意图。实际上，虽名为“神都”，此时的洛阳无论是从都城规模还是从人口上看都不如长安。因此，武则天继续开展建设。天授二年( 691) 秋，“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这一移民行为也同样体现出武后有意对“两京”进行平衡。长寿元年(692)，“凤阁侍郎李昭徳始筑之”建设外城。上文提到，洛阳宫城位于全城的西北，并未像长安一样规整严格的位于中轴线。而在不断的发展过后，洛阳开始逐渐具备“权威性首都功能”。

但归根结底，武后一朝的规划和体制并不完善。因此，玄宗继位后，他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重新评估“两京”体制的平衡。开元四年( 716) 年底，玄宗以关中乏粮，次年行幸东都。开元五年( 717)，玄宗皇帝“以则天拜洛受图坛及碑文并显圣侯庙，初因唐同泰伪造瑞石所见，令即焚毁。”同年，玄宗在长安建太庙并恢复旧制。五年后的开元十年，玄宗行幸东都时将中宗神位迁回长安，改建明堂。至此，武后年间作为皇帝祭祀场所的明堂彻底丧失了其原有功能。同时期，洛阳灾害依旧频发、关陇集团实力不再等种种因素，同样影响着玄宗对于“两京”的决策。

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中乏粮，事实上导致了传统漕运体系弊端逐渐显露出来，这也成为了决定经济重心不断南移的重要因素。全汉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中指出:“在玄宗时代的下半期，政府之长期地驻在长安，实在表示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不必复像过去那样以洛阳为媒介，便可与经济重心的江淮直接连系起来。这一种连系，由于裴耀卿及韦坚等对于江淮义仓粟的利用，有越来越密切的趋势; 因为裴耀卿把义仓粟变造为米，韦坚以义仓粟转市轻货来运往关中，都足以增厚关中的经济力量，无形中使江淮成为这个军事政治重心的深厚稳固的经济基础。这样一来，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密切连系的结果，这个大一统帝国便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在当日的世界上发出它的雄壮的力量。”

实际上，此时朝廷的实都政策对长安百姓移民他乡进行限制，因此长安附近人口已经达到粮食供给的警戒线，然而此时的政府根本无法持续大量的收购余粮，疏通漕运又屡遭失败。在地多人少的宽乡，增加劳动力，就为提高粮食产量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在地少人多的狭乡，人多对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不大，反而会造成粮食匮乏的局面。京畿地狭人稠，所产粮食供不应求。因此。显庆至开元年间，长安———洛阳模式下，“两京”地位的此消彼长，虽有政治、交通、军事种种因素影响，但是京畿地区人口增长与粮食供给之间的矛盾才是决定“两京”地位转变的经济基础，这种矛盾的产生或许与李渊入关不久就向剑南地区疏散人口有关，但这一矛盾实际上是源于集权体制下的实都策略。与此同时相比整个北方地区，唐王朝对于江南地区的关注在不断强化。

从李唐王朝开始到安史之乱，历代皇帝对“两京”模式各有其出于不同角度的考虑。太宗对洛阳的战略定位和修缮，既有前朝奢靡宫阙的刻板印象考量，更受其关中本位思想影响，意图控制河南和山东势力，更多是一种思想导向和战略意义。从高宗开始，唐王朝社会更加稳定。在自然灾害和饥荒的不断影响中，高宗多次行幸、大兴土木、修改行政区划和官员品秩，让洛阳逐渐成为“两京”当中重要一环。从武则天开始，洛阳功能不断完善，她的迁都让洛阳地位在名义上超越长安。玄宗掌权后，开始重新评估和调整长安和洛阳的分工关系。“两京”模式经历了从“长安———洛阳”到“洛阳———长安”，最终再回到“长安———洛阳”的这一转变，而随着唐王朝整体目光的南移，这一不断调整变动的历史也给日后洛阳保有较为稳固的政治地位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