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屈原同时而稍后，就出现了一批学习屈原并效仿屈原作品进行创作的楚辞作家。《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关于唐勒、景差的情况，史书中绝无记载。关于宋玉，记载也很少。根据一些片断的材料来推断：宋玉出身贫寒，供职楚国朝廷，但不得志，他在政治上不像屈原那样敢于直谏，缺乏抗争精神，以写辞赋见长，继承了屈原作品某些语言体制特点。与唐勒、景差等一样活动于屈原去世之后，是直接受屈原影响的重要楚辞作家。其代表性的作品是《九辨》。
最早受屈原精神影响的是汉文帝时代的辞赋家贾谊，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被贬到长沙，在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屈原遭谗流放的相似遭遇，写了一篇《吊屈原赋》，对屈原进行悼念，引屈原以为知己，他也秉承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的黑暗现实做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
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景仰屈原，曾亲访屈原遗迹，搜罗有关屈原史料，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不仅记载了屈原的事迹，而且对诗人“正道直行”的品德和不与黑暗现实妥协的斗争精神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同情屈原的遭遇，也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的精神，在遭受宫刑之后，忍着奇耻大辱，在“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事迹的鼓励下，发愤著书，从而完成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辉煌巨著《史记》。《史记》虽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品中所体现的爱憎分明的情感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与屈原一脉相承。因此，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唐代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都十分敬仰屈原，李白蔑视权贵的思想和其作品的浪漫主义精神都是屈原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他在《江上吟》一诗中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的好多作品也同屈原的《离骚》一样，往往大量编织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和历史人物，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雄奇图画，他的《梁甫吟》中说：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
帝旁投壶多玉女。
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
闾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
用攀龙游天、叩阍不开，表现自己备受冷遇的处境，明显地受了《离骚》上叩天阍、天阍“倚阊阖而望予”的影响。
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精神，也与屈原有继承关系，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步后坐。
声称自己不仅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文采，而且要学习作品充实的思想内容。
特别是在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爱国志士便以屈原的气节来鼓励自己。南宋词人刘克庄，在金人入侵的形势下，写诗颂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自己绝不投降敌国的坚定信念。他在《屈原》诗中说：“□姓且为虏，累臣安所逃。不能抱祭器，聊复著《离骚》。”抱祭器是用典，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殷朝灭亡时，殷朝的太师、少师拿着祭器投奔周朝。“不能抱祭器”也就是指不投降。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爱国学者顾炎武，效法屈原的《橘颂》，写了《颜神山中见桔》：
黄苞绿叶似荆南，立雪凌云性自甘。
但得灵均长结伴，颜神山下即江潭。
表示要像屈原那样坚定民族节操，绝不向满清投降屈膝。
在现代文学史上，受屈原精神影响的学者更多。鲁迅先生曾给屈原作品以极高的评价，并说“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1919年“五四”前后，鲁迅艰难地探索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1926年出版《彷徨》时他引《离骚》中的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辞：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鲁迅也产生过很大影响。
在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积极研究屈原，表彰屈原的爱国精神，并创作了历史剧《屈原》，通过歌颂屈原宣传反对卖国投降、反对专制暴政、提倡团结御侮的思想，在当时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屈原是中国人民普遍敬爱的诗人，可以说没有谁能够取代他在广大平民百姓中崇高的地位。据传屈原是在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的，在他投江后不久，民间就开始以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他，这就是端午节包粽子和龙舟竞渡。据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说：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这就是五月端午包粽子的由来，包粽子不仅流行古代，而且风行现代；不仅流行南方，在北方也极其普遍。
又据《隋书·地理志》记载：
屈原以五月五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渡湖？”因而鼓□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急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皆然，而南郡尤甚。
划龙舟的风俗，两千年来盛行不衰，而且已扩展到世界范围，这足以证明屈原在我们民族以及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地位和不朽的影响。
其次，屈原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后世也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这是说屈原的作品，无论是宏伟的构思，还是华美的言辞；无论是对文学才人，还是初学童子都提供了可学习的榜样。
屈原的诗歌开辟了我国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与《诗经》开辟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道路共同成为我国诗歌创作方法的优良传统。屈原所奠定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虽是用超现实的描写来表现理想和激情，但又紧密地联系现实、反映现实。所以受其影响的许多优秀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既有对时弊的揭露和批判，也有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具有“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也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以及愤世嫉俗、抨击时弊的斗争精神，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远别离》、《古诗十九首·西上莲花山》等都是受屈原作品影响而写成的杰作。
屈原诗歌的象征手法也开辟了后世“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文学传统。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有着积极的影响。如张衡《四愁诗序》说：“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氛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通。”明确标明《四愁诗》是采用屈原作品的象征手法写成的。
唐代是继承屈原的写作方法进行创作的旺盛时期“斫取青光写楚辞”的李贺，“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的李商隐，都自觉地运用和发展了屈原作品的象征手法，创造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楚辞体也称骚体，是由屈原创造的新的文学样式，这一文体的出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不仅在这一文体的本身，还在于它对后世新文体、新诗体产生的深远影响。屈原作品中铺陈排比以及人物对话的表现方式直接影响了汉赋的产生。可以说，汉赋的“宏丽巨衍”、“铺张扬厉”，从体裁到句法直接承接楚辞变化而来，是楚辞的衍生物。但它们几乎都遵守着“劝百讽一”的创作原则，没有学到屈原作品的精神。中国的古典诗歌最早成熟的是《诗经》的四言诗，而后逐渐演化出五、七言诗，并成为汉代以后诗歌普遍使用的体制，楚辞及汉代乐府民歌就处于从四言到五言、七言过渡的阶段。屈原作品中出现了较多的不带“兮”字的五言句、七言句，对后世五言诗、七言诗的产生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后世的咏物诗、游仙诗、咏史诗、艳情诗、山水诗都能在屈原的作品中找到源头。
屈原作品思想上、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他赢得了世界文化巨人的光荣称号，1953年9月，他同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何塞·马蒂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的作品公元7世纪传入日本，19世纪开始传入欧洲，现已有英、法、德、意、俄等多种国家文字写成的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