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将军、元帅、领袖的长征故事，共同构成了红军长征这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彭德怀元帅的长征故事，是这部史诗中精彩而重要的篇章。

2024年10月，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为了更好地纪念为长征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先辈，红船编辑部于2024年7月下旬组织了“重走万里长征路”活动。彭德怀元帅的侄外孙张峰全程参加了活动。

在“重走万里长征路”活动期间和活动结束后，张峰多次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讲述了彭德怀元帅的长征故事。

▲张峰

感情发展：

从大哥、先生到领袖

张峰坦言，“重走万里长征路”是寻访外公彭德怀长征足迹的过程，更是一次深入了解他的过程。

在活动期间接受采访时，张峰向红船编辑部工作人员分享了两首彭德怀的诗作。其中一首题为《跃上井冈旗帜新》的诗，这样写道——

马日事变教训大，革命必须有武装。

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

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

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

这首诗写于1927年底即“平江起义”前夕，彭德怀把诗赠与友人黄公略，表明自己要以“润之”（毛泽东）为榜样，发动起义并积极开辟革命根据地。

▲彭德怀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宣布起义。次日，黄公略率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第三团三营来到平江，加入了彭德怀的平江起义队伍。7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平江宣告成立（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

1928年12月14日，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这意味着，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与朱德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三支起义部队，共同构成了初创时期的人民军队。

1930年6月，红五军发展为红三军团。同年8月，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换言之，作为中央红军“半边天”的红三军团的“家底”，就是平江起义时的红五军。

张峰向红船编辑部工作人员分享的另一首彭德怀诗作，题为《团村战斗》。

《团村战斗》全诗内容如下——

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

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

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逍遁。

狼奔豕突，尘埃冲天。

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团村是江西省黎川县的一个村庄，诗中所写的“团村战斗”发生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期间。1933年12月12日，在陈诚的亲自率领下，国民党第八纵队主力部队向战略要地团村推进。早已在团村周围各主要山头设下埋伏的红三军团与红五军团一部早已严阵以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红军的“杀声冲霄汉”。

当时，身为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军正在患疟疾，但一直在指挥所带病指挥战斗。所以《团村战斗》中，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逍遁”的诗句。

按照张峰的理解，在井冈山时期，彭德怀是把毛泽东当成“大哥”一样对待的。在《跃上井冈旗帜新》中，如果说“惟有润之工农军”一句中把毛泽东称为“润之”表达了亲近感，那么“我欲以之为榜样”中的“榜样”二字则洋溢着崇敬之情。

▲毛泽东和彭德怀

正是怀着这种朴素的感情，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踏上了长征路。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团村战斗》中的“大哥”二字并不是指具体的人，而是指“红一军团”。对彭德怀而言，团村战斗的胜利虽然对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予以沉重打击，但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当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不仅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而且把红一、三军团分开作战，使红军不能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消灭敌人，最终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

“如果当时我一军团在，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军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后来，彭德怀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

在长征路上，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如影随形。史料显示，红军长征路途中，一共经历了大大小小600余场战役。换言之，身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团军团长及长征后期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是一路率领红军“打”到陕北的。

张峰说，在长征过程中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彭德怀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并深受教益，所以他对毛泽东的感情“由大哥转化为先生”。到延安之后，他对毛泽东的感情转化为对领袖的崇敬之情。

一路征战：

从血战湘江到到吴起镇“切尾巴”

在长征期间，毛泽东和包括彭德怀在内的许多将帅之间建立起了高度互相的深厚感情。他对彭德怀的赞赏之情，在许多人耳熟能详、题为《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的诗中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长征刚一结束的一场“切尾巴”战斗——吴起镇战役。

吴起镇战役，还要从中央红军翻越岷山后到达甘肃省南部的哈达铺说起。在1935年9月18日这天占领哈达铺后，在过去一年的长征路上严重减员的中央红军将中央纵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此后，陕甘支队一路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附近的吴起镇。

中央红军（陕甘支队）进入吴起镇时，西北马家军的骑兵尾随而至。按照毛泽东“不把尾巴带进根据地”的指示，彭德怀挥师击溃了这支由五个骑兵团组成的敌阵，切掉了“尾巴”。

吴起镇战役，可谓长征的收官之作。此役，不仅通过切掉“尾巴”而结束了敌人一路上的“围追堵截”，而且以一场胜仗宣告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因为彭德怀指挥的这场吴起镇战役是一场漂亮仗，更因为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见证了彭德怀的智慧、胆魄和无私无畏，毛泽东在此役结束后写下了上述诗篇。

同样亲历了这一切的开国上将陈士渠，在《陈士渠回忆录》中写道——

中央红军刚到陕北就打了一个漂亮仗，干净利落地切掉了令人生厌的“尾巴”，这对于长缨在手、誓缚苍龙的红军统帅毛泽东来说，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他怀着内心的激动和兴奋，满腔热情地写下了一首六言诗，高度赞扬了战役指挥官彭德怀。

这首诗，字里行间跳动着毛泽东一颗爱将之心,洋溢着他那自豪之情。全诗笔墨凝炼，气势宏伟，感情炽烈。前两句开门见山，居高俯瞰，写出了战争的艰难与声势，如闻声声战鼓，似见大军急驰，铿然震荡心弦，为后面句作了有声有色的铺垫。“谁敢”“唯我”二句，自间自答，虽非正面描述，却能使读者立刻想像出彭大将军“横刀立马”、叱咤风云的气概和英姿。当初，彭德怀阅诗后，谦虚地提笔将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我作为参加长征的一名老战士，读罢全诗，从其背景、气势和彭德怀对最后一句的修改来看，很自然地想到艰难曲折、山高路远的万里征程，和我红军大队与敌人反复周旋纵横驰奔的无数次战斗。

▲开国上将陈士榘

在回忆录中，陈士渠历数了“无数次战斗”中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经历的战斗场景：“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掩护中央纵队突围；进军贵州，三渡赤水河，两克遵义城；智斗张国焘，保护毛泽东，以及率部西征，三军会师，等等。”

这些“斩关夺隘，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毛泽东也曾亲身经历——这也许是他每经历重大关口就会写诗“留念”，在长征途中写下《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七律·长征》等6首诗的原因吧。

在接受采访时，张峰提及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的另一首诗——《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诗的标题中“娄山关”三个字，同样与彭德怀指挥高度相关。

娄山关是一个地名，更是一场战役。

在《陈士渠回忆录》中，记录了彭德怀在长征中参与或指挥的多场战役，其中就包括血战湘江和娄山关战役。

众所周知，长征是一次战略转移。为了阻止红军突围，蒋介石一连设立了四道封锁线——其中，第四道封锁线就设立在湘江沿岸。

在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后，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进入广西——其先头部队红四师一举攻占界首并过江控制了渡口，为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做好了准备。这时，红一军团也到达全州以南地区，和红三军团一道创造了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的机会。

然而，由于“中央纵队行动迟缓，一百多里路走了四天，贻误了渡江时间，致使敌人12个师从四面八方压了过来，形势急剧恶化”。在回忆录中，陈士渠痛心地写道。

为了保证中央纵队过江，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指战员被迫采用“大军甬道”的方式进行掩护。“大军甬道”，说白了就是用“人海”和“血肉之躯”开辟并构建行军通道。

“大军甬道”的惨烈，在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

1934年11月27日，彭德怀令红三军团红五师急驰新圩掩护红军大队人马前往湘江，但遭到桂军两个师的猛烈进攻。在一片没有防御工事的开阔阵地上，红五师两个团的兵力奋力坚守却陷入弹药不足的困境。

危急关头，彭德怀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最终，红五师将士与敌人拼杀了两昼夜，在战士伤亡惨重、师参谋长胡震和14 团团长黄冕牺牲的情况下，完成了掩护红军大队人马抵达湘江的任务。

在红五师完成任务过湘江时，红六师的主力随之过湘江，留下一个团作掩护——在完成掩护任务时，除了少数人突围，这个团的官兵大都壮烈牺牲……

在付出巨大牺牲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完成了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江的任务，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从而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的计划。

又经历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役后， 中央红军走到了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关头。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史称“遵义会议”。当时，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彭德怀，既是此次会议的参加者，也是会议安全的守护者。在会议上，他坚定地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会议期间，他还率领担任会议警戒任务的红三军团与前来袭扰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打了一仗。

遵义会议之后，由于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彭德怀的军事才华更是大放异彩。

“三渡赤水河，大战娄山关，两克遵义城，抢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在这一系列的关键性战争中，无不显示了他英勇果敢的大将气魄和善捉战机运兵布阵的指挥艺术。其中以攻占娄山关、两克遵义城最为精彩激烈。”陈士渠在回忆录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彭德怀的敬佩之情。

距离遵义50公里的娄山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黔军杜肇华旅已占领了娄山关的制高点——点灯山。由于点灯山四周都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站在点灯山前，彭德怀在心中画好了一张排兵布阵图。他命令红三军团全部投入战斗，向敌人的阵地发起猛攻，经过反复冲杀，点灯山被攻克——随之而来的，是娄山关战役的胜利。

▲开国元帅彭德怀

攻克娄山关不久，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联手攻下遵义城，随后击溃黔军8个团，歼灭吴奇伟部两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遵义大捷。

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每场战役都是战士的流血牺牲之时、每场战役都是将帅的殚精竭虑之际。在长征途中，彭德怀就是这样一位将帅。

后世有人这样评价彭德怀：“长征的严峻斗争考验，锻炼出成熟的统帅和领袖，彭德怀正是这一非常时期造就的杰出人物，‘彭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享誉全军。”

危急关头：

在红军面临分裂之时力挽狂澜

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央红军一路北上。

1935年6月12日，当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率先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之后，长征历程中一个重要节点出现。

在四川省懋功县（今小金县）达维镇，这支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的一支部队会师——史称“懋功会师”（也称“达维会师”）。

5天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懋功县城并入住一座天主教堂。在懋功县休整期间，红军团以上干部在这座教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同乐会”庆祝会师。

此次会师，正如毛泽东在1935年6月17号的会师欢迎仪式上所说的那样，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

89年后，“重走万里长征路”团队来到红军懋功同乐会会址后，张峰站在彭德怀的照片前拍照留念。

▲张峰

彭德怀的照片被陈列在“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正军职以上主官”之列，照片上的彭德怀很年轻——那时，他年仅37岁。但是，照片下方的职务介绍无声地述说着彭德怀对于中央红军的重要性：“红三军团军团长、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

▲彭德怀

此次会师之后，中央红军改称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司令员”这个头衔的背景是，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不久，随着张国焘分裂红军后率军南下，朱德被迫随张国焘南下。这时，彭德怀临危受命，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站在懋功会师的历史节点，彭德怀也许想不到“同乐”的热烈景象之下，一场地火已在孕育之中。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时，红一方面军只有不到2万人，红四方面军的人数则是8万之众。两支红军会师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县的两河口镇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

两河口会议的重要议程，就是决定会师后的红军队伍何去何从。

在这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彭德怀等16人参加的会议上，中共中央确立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等战略方针。

1935年8月3日，为了加强两支红军队伍的团结并加快北上步伐，中革军委将红一和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

左路军以由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一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组成，朱德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红四军、红三十军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经班佑北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右路军之列。

两支红军主力部队混编不久，就进入了“过草地”的艰难时刻。

一开始过草地时，两支队伍按原定计划平行前进。

1935年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右路军自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松潘草地，经过7天艰苦努力，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

在千难万险中通过草地后，右路军在位于四川省若尔盖县的巴西、班佑一带集结，等待与左路军会合后继续北上。不曾料想，一场严重事态出现在左路军进入草地的第三天。

当张国焘率军抵达若尔盖草地中央的黄河支流噶曲河岸时，以“河水上涨不能通过”为由下令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撤回阿坝。朱德和刘伯承的反对，并没能阻止张国焘的南下分裂行径。

此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逐步升级，并在1935年9月9日这天达到顶点。

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毛泽东在日后把这个日子描述为一生中的至暗时刻？

在事发89年后的2024年7月29日，作为红船编辑部组织的“重走万里长征路”活动成员，张峰随团队来到位于若尔盖县的“巴西会议”遗址。冒着细雨，他仔细地寻找外公彭德怀留在那一刻的历史印记，仿佛在拨开阴霾，让阳光透过历史照进现实。

▲张峰

在“巴西会议”遗址，张峰获得了一段介绍巴西会议召开背景的语音资料——

9月9日，张国焘给随右路军行军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发来一份密电，要求译电员亲自交到陈昌浩手中。当时，陈昌浩正在参加一次会议。当译电员拿着电报走进会场时，陈昌浩正在主席台上讲话。于是，译电员就把电报交给了坐在主席台前的参谋长叶剑英，请他转递给陈昌浩。叶剑英看了一眼电报内容，发现内容重大而紧急，就以上厕所为由，策马飞奔到两公里外的毛泽东住所报告了电报内容。

来自中国政府网站的信息显示了电报内容：“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陈昌浩来了份密电，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

在上述背景下，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紧急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致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

这场于1935年9月9晚上召开的紧急会议就是“巴西会议”。

次日凌晨，党中央率领部队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进发。

党中央率领部队出发不久，另一幕紧急情况出现了——李特“劝说”毛泽东南下。

得知红一方面军已经离开后，有人问“打不打”时，徐向前果断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对徐向前的意见，陈昌浩也表示赞同。但在随后，他又派时任红军大学教育长的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去追赶中央并劝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率军南下。

对李特追上毛泽东后的情景，当时在场的红军大学特科团(原干部团)政委、开国上将宋任穷在回忆录中描述道：“李特问毛泽东同志：现在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势汹汹，气氛十分紧张。”

李特一行来者不善, 毛泽东却平静地对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南下的不利情况，并明确指出“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

在表明自己的立场后，毛泽东正告李特：“彭德怀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

“正说着，我外公就骑着马过来了。他过来后就跳下马来，一把就把李特从马上提溜下来了，李特也没敢反抗。这个时候，主席就打了个圆场，对李特说，我们先走一步，希望你们随后跟上。”张峰在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时说。透过对事情的处理，他既看到了彭德怀的勇气，也看到了毛泽东的智慧。

▲张峰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毛泽东等人带着红一方面军北上，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和部分红一方面军南下——在经历一番曲折、付出巨大牺牲后，红四方面军又踏上了北上之路。

彭德怀为什么能在关键时刻出现在毛泽东身边呢？

一篇题为《彭德怀在长征中的历史贡献》的文章给出了答案——

张国焘曾采取阴谋手段，拉拢一方面军领导人。彭德怀就是他重点拉拢的对象。他请彭德怀和聂荣臻吃饭，准备了在当时来说十分丰盛的筵席。据杨尚昆回忆，张国焘还曾向彭德怀表示:“我给你两个师，听你指挥。”派秘书黄超给彭德怀送来牛肉干和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

彭德怀不仅拒绝了张的拉拢，而且在观察和识破张的阴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其危害党中央——

一是张就任红军总政委后，收缴了各军团之间互通情报的密码本，使红一、三军团失去联系。为防止意外，彭德怀指示另编了密码本，派人带着指南针寻找红一军团，恢复了红一、三军团之间的联系, 这对后来反对张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在感觉到张有阴谋后，他每天都到前敌总指挥部去了解情况。当发现陈昌浩上午还谈北上，下午则完全改变了意见，说“阿坝比通南巴还好”时，他敏锐地判断：“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即赶到毛泽东处告知此事”，并向毛泽东请示预防措施。他的汇报和提醒，给毛泽东判断张的阴谋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是秘密派一个团隐蔽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住处不远，以防万一。张爱萍回忆说：“长征到达阿西、巴西，张国焘搞突然袭击，妄图武装挟制毛泽东及党中央南下。一天夜间，彭总突然来到我们团宿营地，对我们传达了这一情况，要我们团立即在巴西河岸上布防，掩护中央机关北上。他亲自率领一个团护卫中央机关秘密撤走。”

四是, 当陈昌浩发觉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后，立即派人送信给彭德怀，要他“即率队转向阿西”，并挑拨红三军团和党中央的关系，妄图策反彭德怀，遭到拒绝。同时，派红军学校教育长李特带领一队骑兵去追赶中央……

对彭德怀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的表现，《彭德怀在长征中的历史贡献》一文作者观点鲜明：“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 坚决维护遵义会议形成的政治局面, 为长征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作者手记：清澈的爱洒满草地

通过“重走万里长征路”的寻访和张峰的讲述，我对彭德怀在长征中的贡献有了更多具体了解——这位共和国元帅对长征胜利作出的贡献可以用“巨大”一词形容。他的贡献，在一路征战中、在历史关头的无私无畏中、在对领袖和战友的关爱中。

中央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是红军战士用双脚丈量出来的，也是将士们一路“打过来的”。史料显示，红军长征路途中，一共经历了大大小小600余场战役。我们耳熟能详的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其实都是中央红军征途中的重大战役；而“爬雪山”和“过草地”，又是和严酷的自然环境作斗争。

在充满战争和环境严酷考验的两万五千里征途中，彭德怀在为战胜敌人和环境殚精竭虑的同时，也把责任和爱洒满了征程。

彭德怀施与爱的对象，从领袖、将帅到士兵，对象虽不同，但发自心底的爱别无二致。

在“重走万里长征路”过程中，张峰讲述了三则彭德怀在过草地期间施与爱的故事——给周总理找担架、给孙毅分口粮、痛杀坐骑黑骡子救战士。

我们今天看到的青草繁茂、鲜花盛开的美丽大草原，当年对红军将士来说却是一道鬼门关。

在过草地时，周恩来发起了高烧，王稼祥也生了重病。为了让两位中央领导平安走出草地，彭德怀让红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亲自组织担架队，说宁可丢掉一些装备，也要把周恩来抬出草地。于是，肖劲光将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组织了几个担架小组，轮流抬着两位领导人走上了这段长征中最困难的路途。当时，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队长，同战士们一起抬担架。

张峰在讲述给孙毅分口粮的故事时，起了个题目叫《见面分一半》。在长征路上，彭德怀继续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过草地前，时任红三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的孙毅和战士一样分到3斤青稞，却不知怎么弄丢了。为了不影响他人，孙毅在自己的粮袋里装了一些杂草和石块冒充“青稞”。

几天下来，孙毅饿得脸色都不正常了。彭德怀发现后，就去检查孙毅的粮袋。孙毅见隐瞒不下去了，只好说了实情。于是，彭德怀把自己的粮食给孙毅分了一半。

在过草地时，粮食等于生存机会。对彭德怀的救命之恩，孙毅终生不忘。彭德怀逝世后，每次参加缅怀活动，身为开国中将的孙毅都会对彭德怀元帅的亲属讲述“见面分一半”的故事。他说：“彭总那颗朴实善良的心，清澈可见。”

张峰还讲述了彭德怀在过草地时忍痛杀黑骡子救战士的故事。

在中央红军过草地时，殿后的红三军团筹集到的粮食非常少。草地过了一半，部队就断粮了。彭德怀便下令把军团部仅剩的6匹牲口全部杀掉，把肉分给战士吃。这6匹牲口中，就包括从长征开始就跟着他的一头黑骡子。这匹黑骡子，彭德怀平时很少骑，主要用来驮伤员或运文件。一听说要杀牲口，饲养员坚决要求留下黑骡子，彭德怀就说服饲养员：“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给送来的。”杀了牲口之后，彭德怀只让给军团部留下一点杂碎，肉则全给了部队。6匹牲口救活了不少战士，他自己却全靠步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中跋涉”着走出了草地。

张峰讲述的三则草地故事，是彭德怀大爱情怀的缩影，也是艰难而悲壮的长征历程的一个注脚。

在此需要补充一句，吴起镇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又在 1936年2月和5月，先后参加了艰苦的东征和西征战斗，为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作出了贡献。

正如开国上将陈士渠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彭德怀在长征中所表现的无坚不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他那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崇高品德，无愧为敢于横刀立马、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和军事家。”

撰文：李秀平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