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无疑是新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无论是那红墙金瓦的城楼，还是洁白如玉的华表，又或是巍峨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事物都彰显着这块土地的厚重感。

但其实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毛主席画像才是最直接的印象，那幅巨型画像几乎可以被看成全场的焦点，吸引着每一个路人的目光。

而在这幅画像的背后，其实有着很多故事，等待着人们的聆听。

其实对给自己画像这件事，毛主席本人是不支持的，甚至说有些嫌恶。

早在1964年的时候，毛主席乘车路过南长街的南口，他看到道路两边挂满了自己的画像，就很不高兴地说：“这些人的心多狠啊，晚上还叫我站在那里哩，我真是太可怜了。”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其实对将自己的画像到处挂这件事并不支持，这并非是他的意思。既然如此，那毛主席的画像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毛主席画像第一次出现，要追溯到1949年的年初，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人民解放军才刚刚解放了北平城。

那一年的2月12日是元宵节，这也是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元宵节，也是人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北平解放庆祝大会”来欢庆胜利与节日。

当天的场景十分震撼，人群如潮水般在街巷流动，让这座古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热闹氛围中。

不止是人多，当天的活动也有不少，秧歌队、军乐队、高跷队、旱船队、武术队等等团体足有上百个，他们的存在使得人潮逐渐沸腾。

除了民间组织以外，当天还有一百多个大中小学单位来到了现场，而他们就显得十分别致了，因为学生们往往手持各种庆祝胜利的标语，同时高举着由他们创作的党的领导人们的画像。

是的，不只是毛主席的画像，包括朱德、叶剑英、聂荣臻等等首长都有画像，大的、小的、方的、圆的、写实的、漫画的，各式各样的画像有几十个之多。

当然，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北平艺专师生的作品，他们一共制作了八幅画像，每一个都高达九尺，其技艺也是十分精湛，将领导人们画的栩栩如生。

最后，这九幅画像一齐被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其中毛主席在最中间。也就是说，天安门上第一次挂党的领导人画像是在建国前，并且那时毛主席只是占据了“C”位，而不是唯一一个。

等到几个月后，开国大典已经被提上日程，而中央决定为毛主席重新创作一幅巨型画像。这一次，人们找来了北平艺专另一位老师，他就是周令钊。说起来，周令钊还是毛主席的同乡，因为他是湖南平江人。

并且，周令钊还与毛主席颇有渊源，因为他的母亲曾和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是同学，周令钊也正是受母亲的影响才对美术产生了兴趣，后来成为了一个画家。

抗战时期，周令钊曾用自己的画笔为国家做贡献，他创作了不少宣传画，在当时反响很大。

到建国前夕，周令钊受大师徐悲鸿的邀请来北平艺专工作，然后他就赶上了开国大典，并受组织邀请为毛主席创作画像。

周令钊得到这份邀请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上旬，距离开国大典只有二十来天的时间了，而倍感光荣的他不敢怠慢，连忙带着自己的妻子来到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工作场地，开始日以继夜地搞创作。

为了画好这幅画，周令钊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他先将毛主席的照片打上格子，然后创作出一个样板画，再用填格子的方式创作正式的作品。

在他工作期间，时任北平市长聂荣臻元帅还来探过班，而他在赞扬了周令钊精湛的技艺后，还建议将画像中原本敞开的领口“扣上”，毕竟这幅画是要挂在城楼上给全世界人民看的，怎么能让毛主席的风纪扣敞着，聂帅的细心可见一斑。

在最后阶段，这幅画其实还经历过一次修改。原本上级要求在画像下面要写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但最终首长们还是决定取消这个设计。

此时已经是9月30日的晚上了，明天作品就要挂出去，这个要求显然对创作者是一种考验，但周令钊二话没说就连夜爬上了脚手架，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等到第二天画像挂出去以后，周令钊夫妇作为群众的一员在城楼下看着毛主席与自己创作的画像交相辉映，心里别提多自豪了。

画家周令钊为毛主席创作的那幅肖像出现在了开国大典上，这也让他被历史所铭记。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那张画像所参考的只是毛主席在革命年代拍摄的一张生活照，照片中的他穿的还是一件旧军装，于是才会有聂帅建议周令钊为毛主席“扣扣子”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幅画像其实不适合长期挂在天安门上，需要为毛主席制作一张场景适宜度高、形象更为得体的“标准照”。

原本大家也不觉得这件事很重要，直到毛主席在1949年的年底访问了苏联，然后美国一家报纸分别刊登了毛主席与斯大林的个人照片，这时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画面中的斯大林一身笔挺的元帅制服，看起来威风凛凛，而毛主席却只是一身土布军装，在气势上被斯大林完全压住了。

尽管毛主席本人是很朴素和低调的，但涉及到国家形象问题，就必须认真对待，因而时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局长萨空就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提议，想要给毛主席拍摄一张标准照。

对于萨空的建议，胡乔木也十分认同，于是就对毛主席讲了这件事。

毛主席起初同意了，胡乔木于是派了四个记者去拍照，但哪知这几位记者第一次为毛主席拍照，紧张到摄影水平都下降了，拍出来的照片都不理想。

当胡乔木提出要重新照相后，毛主席终于不耐烦了，他当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哪里顾得上一而再地拍照，因而这件事一直拖延未办。

过了一段时间，萨空有一天在自己家里闲来无事翻画册，翻着翻着就看到了一张人物肖像，此时他的脑子里蹦出来一个念头：“对啊，干嘛不直接画一张标准像呢！”

想到这，思绪豁然开朗的萨空就开始物色相关人才，而他身边还真就有这么一位会修版技术的人才，他就是陈石林。

陈石林是精通摄影技术的科技人才，早年供职于南京国际艺术人像摄影公司，后来放弃优厚待遇从香港归来，又来到了摄影局工作，此时正好派上用场。

在得知萨空的想法后，陈石林也为自己能得到这项工作而感到荣幸，当即着手处理此事。

为了制作标准像，陈石林回家后立马一头扎进资料堆里，找出了一大堆毛主席的照片，对其一一进行比较。最终，陈石林选中了一张毛主席与接见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拍摄时的照片。

在对其进行裁剪、放大、调深后，制作出了十几张色深不尽相同的样片，然后再加工修整，翻拍成新的底片，于是就诞生了我国第一张毛主席标准像。

萨空在看到后成品后连连叫好，随后将其送给毛主席审定，而毛主席也十分满意，于是这张标准像得到官方发行。

让人惊叹的是，这张标准像不仅在国内很火，在国际上也广受欢迎，其在四十多个国家都有传播，因而一年时间就发行了两千多万张。

不仅如此，我国旧版人民币上的毛主席像其实也是由那张标准像印制而来的。

这张标准像的成功让陈石林一下子就成了名人，此后的毛主席标准像工作也一直是交给他来负责，他在1959年制造的第三幅毛主席标准像影响也很大，六十年代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就由此绘制而成。

后来毛主席去世，追悼会上的毛主席画像也是在对标准像放大后得到的。

不过，这三版标准像都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画面中的毛主席是侧着身子的，只能看到一只耳朵。有人就说：“这样显得毛主席偏听偏信，有损其光辉形象。”

于是，陈石林后来又制作了第四幅标准像，这次是一张正面照，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

据说，九十年代李讷曾遇到陈石林，并由衷地表达了自己的谢意，她说：“第四幅像真好，不论从哪个角度，主席都在看着你。他老人家很喜欢，当年是他亲自圈定的。”

能得到毛主席及其亲人的认可，这无疑是对陈石林最大的鼓励，他终生都以此为荣。

为了给毛主席制作画像，有许多人付出了自己的心血，是他们让毛主席始终以一个具体的形象活在了人们的心中。

不过，正如我们上文所说，毛主席本人其实并不看重这些。

1970年，毛主席曾和周总理等人前往大会堂，而他一下车就看到了北门上自己的画像，随即生气地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等毛主席进了北大厅，又看到了墙上挂着的自己的语录，他再次生气地说：“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然后他扭头看向周总理，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于是在周总理的命令下，大会堂的北、南、西三个门上的标语和画像都被摘了下来，只有东门得以保留，而各厅的语录也被换成了国画，只有毛主席的诗词和书法得以保留。

大会堂的面貌大变样后，就有干部很不适应，他们隔天到了一看，纷纷吃惊地说：“谁这么大胆，敢摘毛主席的画像？”

需要提说的是，毛主席不仅不希望自己的画像和语录到处挂，更不喜欢别人言必提自己，就比如一次会议上，一个代表发言时开口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不等她继续说，周总理就将其打断，并强调：“以后说话要注意，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在于能引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而是要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四个副词，引用只言片语，毛主席是不赞成的，我们要尊重毛主席的意愿！”

由此可见，毛主席是很注重实事求是的，而周总理不愧是他最可靠的战友，能领会并落实毛主席的意思。

对此，毛主席自己说的话更为深刻，他曾在会见埃德加·斯诺时说：“这是讨人嫌的，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教员这个词。”

还不止是这一次，后来的1974年的一天，已经八十一岁且久病在床的毛主席难得乘车出门到北京大街上散心，在看到天安门城楼上自己的画像后，他如以往那样调侃说：“这些人多狠心啊，叫我挂在那里风吹雨淋日头晒。”

听到毛主席这句话，众人都被逗得笑了起来，只有毛主席始终眉头紧锁。就此想来，毛主席真的是感到孤独了吧，他的所思所想又有几人能体会呢？

毛主席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人，其伟人地位无可置疑，人民对他的爱戴也是发自内心。

诚然在特定时期这一情感有些过分释放，但其背后却有着十分复杂的深意，这一点从毛主席与斯诺的对话中就能看出。

我们同时能看到，毛主席始终是清醒的，他老人家从来不是一个为虚名所困的人，这愈发显得其精神之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