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中国人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肆意蹂躏着中华大地，血洒神州留下了数不清的历史伤痕。在日本法西斯的队伍中也包括了日本殖民地朝鲜半岛和台湾岛的鹰犬爪牙，他们跟随在日本侵略者的身边，甚至比日本人还要凶残狂热。按照日本最初的规定，台湾的台籍日本兵只能担任级别最低的军夫，这就留给了后世为他们洗白而施展春秋笔法的空间。有人把他们描绘成非军事人员，有人说他们是被迫参战，是历史的时代悲剧。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为台籍日本兵洗白的声音。但是史上的斑斑血泪怎能如此轻易地被一笔勾销。大陆在二战后审判台籍战犯时留下的判决书为我们揭开了这些看似不参战的台湾军夫的残忍，更卷起了已经快要被掩埋的历史秘密。

李登辉曾当过台籍日本兵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大陆开始审判参与到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朝鲜、台湾战犯。当时的《中央日报》、《申报》记录了很多台籍日本兵的审判记录，当中还有他们的罪名。虽然历史已经让曾经的报纸显得斑驳，可是上边的“血迹”依旧清晰可见。从1946年5月22日到1947年5月28日，《中央日报》先后刊登了25则与台湾战犯有关的新闻。如1946年12月5日的《中央日报》刊载新闻“南京大屠杀案又获新证据，台籍战犯三名昨日宣判”。其中记载了三名台籍战犯在大陆犯有“对非军事人员肆施酷刑，虐待俘虏”等罪名。看守俘虏是台湾军夫重要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作战机会，于是他们就把俘虏当成了敌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虐待。这份恶名在当时的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被称为“福尔摩沙警卫”（福尔摩沙就是台湾的旧称）。

1946年“中央日报”的新闻版面

1946年10月31日的《中央日报》刊载了题目为“战犯军事法庭加紧审理工作”的文章，当中提到了有涉案的日籍战犯中山九三、韩籍战犯崔秉斗以及三名台籍战犯蔡某等人。其中蔡某、洪某、朱某等三人就是军队当中的台湾军夫，他们曾负责看守俘虏营。他们被起诉审判的罪名是“蔡某、洪某、朱某等三人任职京沪俘虏营时，手段残酷，凌虐及毒打被俘国军，无所不用其极。”法律文书素来要求用字精准，光是“凌虐”和“无所不用其极”就可以显示出当时的残酷画面，面对手无寸铁的被俘中国军人，这些人没有一点人性，凌虐毒打，无所不用其极。这也难怪台湾史家蔡正元先生说：“在四行仓库血战后被俘的大陆士兵，很多都丧命于台籍日本兵之手”。他还警告台湾人：“当大陆认清了台湾的这些恶行时，台湾人的悲哀就要开始了。”

四行仓库

当年的战场已经是如此惨烈，但没想到战俘营之中的场景要比外界更残酷。侥幸活下来的抗日军人还要遭受生不如死的虐待，想想就让人垂泪。然而在战后的审判庭上，就有人开始公然为台籍战犯洗白脱罪。凌虐战俘的蔡某等人在法庭上说：“因国军偷食日本军粮，仅仅是用棍惩罚过一次。”而他们的律师梅祖芳在法庭上为他们辩护时说：“蔡某等均在甲午台湾割让以后出生，所受教育，均不免歪曲，而来华任职，亦系出自日人强迫征调，据理衡情，请求庭上从轻量刑。”这应该是最早为台籍日本兵洗白的公开言论，“日军强迫台湾人论”也成为了许多人喜欢使用的话术。而这也引发了“台籍日本兵是不是汉奸”的大讨论。在抗战结束后，以军统戴笠和其继任者为代表曾强烈建议把台籍日本兵当成汉奸对待。但也有人认为当时的台湾人拥有日本身份，所以只能以战犯论处。

戴笠

梅祖芳在法庭上的辩护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各地也都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随着蒋介石绝定要对台湾网开一面，彰显自己的仁慈时，结论就已经注定。很多台籍日本兵因此从重罪变成了轻罪，从轻罪变成了无罪。因为没有受到严厉的惩处，也为后世之人替他们洗白打下了基础。后世洗白者的逻辑基本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侵华无罪论”。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时期非常盛行的理论，现在还有大批的日本右翼分子将之奉为圭臬。可是从罪行上看，这些台籍日本兵即使是充当没有上战场的军夫也没有放过作恶的机会，甚至比汉奸还可恶。比如1948年才被抓获的台籍战犯钟福成，他的罪名是“曾任日敌宪兵队通译，帮助日敌陷害我国良民，无恶不作。”1947年，一名台籍日本兵因为“滥用职权，为虎作伥虐杀非军民十余人”而受审，最后被处决。

台籍日本兵合影

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自立晚报》的一篇报道：台湾人钟日红在抗战时期担任伪汕头市警察局总务科长，因残害爱国份子淫辱妇女而被通缉逮捕审判。在抗日战争时期，大约有20万名台籍日本兵被征召派往各地，到大陆的数量并不算多。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在汪精卫的伪政府体系内也有台湾人存在，这些人应该是不算在台籍日本兵之中。如此看来，二战时期台湾派到中国为非作歹之人的数字还有被遗漏之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直和汪伪政权周旋的军统会在抗战结束后向司法机构正式去函称：“发现在日军部队中担任通译、在伪政府中任职的台湾人颇多，因此请‘司法院‘解释，是否可以《惩治汉奸条例》加以追诉。”军统一般不参与正面作战，和正面战场的台籍日本兵交手不多，但却有此认知。可见当时汪伪政府当中的台湾人数量也不算少，而且作恶程度不输汉奸和台籍日本兵。

日本殖民时期的高雄小学生为台籍日本兵“壮行”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传承仇恨，而是为了要以史为鉴，更是要弥补历史上的错误。蒋介石在抗战后的错误之一就是对于台湾的台籍日本兵太过于宽厚，以至于酿成了228事件，导致全台湾一片大乱。而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用人并不看出身，没有所谓的政审。因而像李登辉这样当过台籍日本兵的人也进入了国民党的体系之中，不仅再度污染了国民党，更是葬送了台湾的前程。而且李登辉还不是个例，比如日本在二战中后期正式从台湾征召海军志愿兵时，家住嘉义市荣町的苏匡基就曾踊跃报名而被录取。当他在1943年被日本海军志愿兵录取时，正好赶上父亲去世，按道理应该守孝延迟入伍。可是他却写下了一封充满了浓厚军国主义氛围的书信：

“今天起，将不顾一切地成为天皇之御盾。（怀抱如此心情）出发的我，要像过去的九州守备军，为了天皇舍弃自我，毅然决然地出战，达成自己的任务。我认为就算比其他人晚一天入营也是无比的耻辱。进入训练所成为光荣的帝国军人报效天皇陛下，这就是对亡父最好的供奉。”

苏匡基也因此成为了日本在台湾征召的第一批海军志愿兵，他还因为训练成绩优异，结训时代表所属第二分队训练生接受了表扬。战后，苏匡基回到了台湾并未受到任何处分，还进入了台湾的公职部门。在1982-1990年期间，苏匡基做到了台湾省政府农林厅的副厅长，可以说是一生富贵。这些信息都披露在“台湾日日新报”和《台湾省政府农林厅志》之中，一笔一笔清清楚楚。这样的宽容，也难怪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到自己为日本人打过仗的台籍日本兵父亲时，脸上欣欣然有喜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侯友宜的爸爸也是台籍日本兵

由此可知，台湾直到今日还没有彻底摆脱日本殖民时代的阴影，就是因为台湾还没有系统地解除殖民主义的枷锁。苏匡基们利用他们的权力、声望、财富，将日本殖民主义印在了大批台湾年轻人的心里。他们可以通过洗白过去，淡化侵略色彩，甚至是刻意强调台湾和日本的良好关系，以此来修正年轻人的思维。慢慢地，台籍日本兵就变成了被胁迫的军队文职人员，不需承担战争责任。那些在抗战时期进入汪伪体系鱼肉大陆人民的台湾人更是几乎已经成功隐匿在了历史的阴影中，若不是仔细发掘，他们的罪恶已被掩埋。所以说，史笔如铁，青史难欺。想想那些在监狱中被福尔摩沙警卫凌虐毒打的抗日志士，想想那些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却逃过了汉奸帽子的台籍日本兵。我们就知道未来任重而道远，解放台湾后一定要以史为鉴，将台湾真正从殖民主义当中解放出来，给历史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