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在俄罗斯的历史中有着特殊的含义，因其位置偏远，环境艰苦，曾长期在沙皇统治时期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

随着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不断完善，将反对自己统治的人流放至西伯利亚成为了沙俄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沙皇统治逐渐腐朽，西伯利亚的作用竟悄然发生了改变，这里不但不再是反对者的噩梦，反而成为了各路反对者交流革命思想的重要场所。

西伯利亚能够从关押反对者的天然监狱，变成革命者的思想交流地和学习基地，并不是因为沙皇们良心发现，而是因为随着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逐渐走向腐朽，其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不断减弱，已经难以对位于帝国边疆地区的西伯利亚实施有效统治。

从这个角度上讲，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作用被大幅削弱，这件事本身就是预示着罗曼诺夫王朝灭亡丧钟。

俄罗斯帝国流放犯人至西伯利亚的历史，要从一个有些无厘头的故事。

1591年，沙俄宫廷中发生了一场匪夷所思的王子猝死案，季米特里王子在宫中玩耍时被利刃割断喉咙身亡，沙皇命令专门成立一个调查组对于小王子的死因进行调查。

当时沙俄宫廷中各势力盘根错节，这场声势浩大的调查也在得出“小王子之死纯属意外”的敷衍结论后便无疾而终。

但在调查结果公布后的几年里，却不断有与此次案件有间接联系的人被流放，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乌格里奇城的居民，他们被流放的地点正是苦寒之地西伯利亚。

颇为传奇的是，与乌格里奇城的居民一同被流放西伯利亚的还是当地的大铜钟，该城教堂中的大铜钟被锯去双耳后随乌格里奇城居民一同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彼尔姆城。

从此，沙皇俄国开始了长达300余年的西伯利亚流放历史。

最开始，流放西伯利亚这种处罚有着极大的随意性，刑事罪犯、宗教异端、被派去开发西伯利亚的农奴，以及政治犯都会被流放至西伯利亚，随着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逐渐完善，政治犯便成为了流放者的绝对主力。

沙俄政府将政治犯流放至西伯利亚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迎来了第一个高潮。

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一场对俄国历史有着深远影响的事件，而它的开头同样荒诞。

1825年冬，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按照常理，皇位应该由其大弟弟康斯坦丁继承，但是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康斯坦丁很早就宣布自己不会继承皇位，于是，皇位继承人变成了亚历山大一世的第二个弟弟尼古拉。

但是，亚历山大一世死时，并未将尼古拉作为其继承人的诏书正式公布，而是将其放在东正教会。

于是，便出现了神奇的一幕：不知道自己将要继承皇位的尼古拉宣布承认哥哥康斯坦丁成为新沙皇，并表示效忠于康斯坦丁；而一早便知道自己不会继承皇位的康斯坦丁知道皇位将由弟弟尼古拉继承，于是宣布效忠于弟弟尼古拉。

这场康斯坦丁与尼古拉相互效忠的闹剧最终引爆了沙俄的政治危机，一批早有改革思想的贵族军官们发动起义，他们打出废除沙皇制、召开立宪会议、组建临时政府、解放所有农奴的政治纲领，开始聚集在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举行起义，参与起义的军官和士兵约有3000余人，起义开始后加入的民众约有2万余人。

但是刚刚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早有准备，他迅速调集军队对起义者进行镇压，举行起义的军队缺乏重武器，在沙皇军队重炮轰击下迅速溃败，起义就此被镇压。

由于这场起义发生于十二月，遂被称为“十二月党人起义”，参与起义的300余名军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除5名领导人被判处死刑外，另有121人被流放西伯利亚。

由于参与起义的十二月党人大多出身贵族，这让沙皇对于自己最为信任的贵族阶级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同时，由于家境优渥的贵族子弟更容易接受外国思想，所以沙皇下定决心要制定一套完善的流放制度维护其统治。

1823年，沙俄政府推出《流放法》，对于流放犯人的登记、押送、监管都做了明确的规定，1845年又颁布了《处罚条例》，规定了流放的等级。

十二月党人起义后，沙皇尼古拉一世设立第三厅，对于境内公民进行监视和管制，大到从事反对沙皇的活动，小到翻看违禁书刊都可能被捕入狱，并流放至西伯利亚。

被流放者首先要经历的是扣押，一般而言，犯人被扣押的监狱环境极为恶劣，可以用暗无天日来形容，有些人还没前往西伯利亚就在扣押过程中精神崩溃而自杀。

扣押期满后的政治犯将踏上前往西伯利亚的旅途，在踏上旅途前要先接受一次鞭刑以消磨他们的锐气，而后犯人们将开始漫长的跋涉，由于路途遥远，犯人们常常需要半年甚至1年多的时间才能达到西伯利亚。

到达西伯利亚后，犯人先要被集中管理，而后有苦役任务的将被派往各个农场或矿区服苦役，没有服苦役任务的则要被派往各定居点。

被派往西伯利亚的犯人们除非服刑期满或遇上大赦，否则将在西伯利亚的苦寒之地待上一生。

将与自己政见相左者流放至西伯利亚固然是沙皇为维护自己统治而设立的一种特殊刑罚，但是，从大量有知识的政治犯被流放至西伯利亚那天开始，西伯利亚的思想环境就开始受到这些流放者的反向影响。

被沙皇尼古拉一世流放至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继续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创作，他们手稿和信件一度被反复传抄与流传，这些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写下的作品甚至对整个俄国的思想、文化、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当30年后，十二月党人在大赦令下回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时，这些人成为了当时俄罗斯大城市中很多年轻人的偶像。

十二月党人之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们也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留下诸多著作，1864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期间写下来不少带有革命主义色彩的作品，如《怎么办？》、《序幕》等。

而随着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俄国，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政治犯中，开始出现社会主义者的身影。

随着沙俄统治的腐朽性日渐显露，俄国社会上充斥着各类革命思想，而由于这些持有不同思想的革命者们在被捕后大多会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所以西伯利亚竟成为了革命思想交流地。

19世纪末，沙皇权力能够施加到西伯利亚这个帝国边疆地带的已经所剩无几，被流放至此的革命者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在这里从事自己的革命活动。

列宁于1897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在流放期间，他不但可以继续看书，创作，甚至可以走访各个村庄，与同样被流放的社会主义者商讨革命事宜，1900年列宁流放期满后直接前往德国莫尼黑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创建了全俄第一张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火星报》。

20世纪初，沙皇的权威进一步下降，对于边疆地区的控制力所剩无几，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也名存实亡。斯大林在1902年4月至1913年3月间，因参与革命活动被流放至西伯利亚6次，但其中5次他却成功逃亡；有同样经历的还有托洛茨基，他于1905年被捕，1906年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但是托洛茨基在流放的路上就已经逃走了；沙俄当局对于流放者的管理之松懈，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托洛茨基，沙皇政府对于这些人的流放总给人一种“敷衍”的感觉。

为何同样是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当初的十二月党人和列宁、斯大林等革命家的遭遇截然不同？这无关沙皇是否仁慈，它体现的是沙皇对于帝国的控制能力。

俄罗斯帝国是一个自建立起就从未停止扩张的帝国，积极的扩张政策给了它广阔的疆域。

但是，广袤的国土在带给帝国大量的资源和战略纵深的同时，也意味着帝国中央与边疆地带的距离极度遥远，能够有效地控制边疆地带，让边疆地带也能成为帝国意志执行者，是对这种大型帝国统治者的一个巨大考验。

从这个角度讲，俄罗斯帝国能够推出并维持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正常运行，本身就是其实力强大的表现。西伯利亚是帝国的边疆地带，而对反对自己的人进行流放是代表俄罗斯帝国最高统治者沙皇的意志，作为边疆地带的西伯利亚能够有效执行沙皇的意志，这本身就意味着沙皇对于整个帝国的强大控制力。

所以，无论这项制度是否科学，沙皇统治是否合理，只要这项制度能够被有效执行下去，就说明沙皇的控制力依旧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帝国内部的反对者便不太可能会取得成功，

反之，如果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并不能按照沙皇的意志，达到惩戒帝国内部反对者的效果，这件事则证明了沙皇的统治已经难以到达帝国边疆，沙皇的意志不再会被有效执行，如果这种情况长时间不能被遏制，那么沙皇的统治的丧钟也将在不久之后敲响。

沙皇第一个流放政治犯到西伯利亚的高潮发生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十二月党人同样拥有坚定的信仰和不屈的精神，且也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坚持进行与革命有关的创作，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最后成功，如果不是30年后的大赦，他们将在西伯利亚走完一生。

要理解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斗争为何失败，就必须要弄清楚十二月党人起义时的时代背景，十二月党人起义发生在1825年，距离1812年俄法战争仅仅过去了13年。

俄法战争中，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率领的俄军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沙俄军队曾兵抵巴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自称“神圣王”，俄罗斯帝国欧洲宪兵的称号也是在那个时期打下的。

俄法战争时期，俄罗斯帝国首都莫斯科都曾被法军占领，但俄罗斯随后进行了全国总动员，总兵力达到了恐怖的100余万人。

千万不要小瞧动员这件事，它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社会组织效率，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在首都丢失的情况下依旧能够动员出百万大军，足见当时俄罗斯帝国国家凝聚力之强，社会组织效率之高。

而俄法战争的胜利又极大地激发了俄罗斯帝国人民的自豪感，即便时间来到10几年后，俄罗斯帝国的国家凝聚力和社会组织效率仍处于较高水平。

在这种的背景下，沙皇的意志能够被有效贯彻，沙皇的命令能够被有效执行，凭借一些贵族的所谓进步思想，绝不可能撼动稳如泰山的沙皇统治，也正因为沙皇权力能够得到有效利用，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命令也能够被有效执行，在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即便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但也注定掀不起什么风浪。

而在列宁被流放或更早些时候，西伯利亚却是另外一份景象，被流放者几乎可以自由活动，持有各种革命思想的流放者可以充分交流，西伯利亚从关押反对者的大型监牢，变成了反对者们思想交流地和埋葬沙皇统治的演练场。

显然，让各色反对者聚集在西伯利亚，交流革命思想，商讨如何灭亡帝国，这绝不是俄罗斯帝国统治者们创立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初衷，这些也与沙皇的意志相去甚远，但在帝国的边境西伯利亚，这一切就是那样荒唐的上演了。

同样是流放，沙皇尼古拉一世对十二月党人的流放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对列宁、斯大林等革命者的流放，效果有着天壤之别。

造成这种差距的不是两代沙皇的个人能力的不同，而是不同的时代背景，俄法战争中打败拿破仑是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的高光时刻，越过那一顶点后，俄罗斯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

通过对外扩张缓解内部矛盾一直是俄罗斯帝国惯用的手段，但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让沙俄在欧洲方向上的扩张之路已经基本走到尽头，此后沙俄再想扩张，只能去欺负东边的大清国。

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的扩张潜能已经接近极限，无法调和的内部矛盾催生出无数的反对派，帝国的统治根基已经明显动摇，这个时候的列宁，来到远离帝国统治中心的西伯利亚不但不是进入牢笼，反而能够与更多的革命者交流思想，为日后的革命储备力量。

日俄战争后，由于远东地区崛起了日本这个新兴强国，俄罗斯帝国向东扩张的道路也基本走到尽头。

在日俄战争前后被流放西伯利亚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在流放途中逃脱，斯大林在6次流放中竟有5次成功逃脱，而托洛茨基更甚，甚至还没到西伯利亚就逃脱了。

无论是列宁的自由活动，自由创作，还是斯大林、托洛茨基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了一件事：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已经无法体现沙皇意志，沙皇的统治在这片帝国的边疆地区已经名存实亡。

此时的沙皇权威已经所剩无几，反对者们已经准备好拿起武器给这个岌岌可危的帝国以最后一击，而尴尬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最后时刻还在做梦，竟然幻想可以通过参加并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来挽回颓势，殊不知此时的沙俄军队面对强悍的德军是多么不堪一击，而这最后的政治豪赌也只会让这个腐朽的帝国以更快的速度灭亡。

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兴起到衰落，恰到好处地反应了沙皇权威的前后变化，而沙皇用来流放反对自己的政治犯的西伯利亚，蜕变为革命者交流思想，策划推翻沙皇统治的“圣地”，只是帝国末期无数荒唐事中的一件而已。

对一个帝国的统治者来说，只要他们能够咬牙挺过了帝国建立之初的困难时期，就大规律能够走完一整个帝国周期，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注定难以逃脱被自己杀死的结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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