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将军身材高大，威风凛凛，他的耳朵圆润，鼻子挺直，双目炯炯有神。他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如鹤立鸡群般引人注目，因此，毛主席亲切地称他为“罗长子”。

据说，曾经有人给邓小平送礼，邓小平的回答是：“礼照收，事不办。”而有人给周总理送礼，周总理则是会说：“礼可收，但是要付钱。”然而，当有人给罗瑞卿将军送礼时，将军的回答却是：“礼退回，人处分。”这一点，也反映出他们三人原则性的风格各具特色。

回想起红军时期，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罗瑞卿将军头部中弹，子弹从他的左侧太阳穴下方穿过，破颅而出。由于弹创处不宜手术，后勤部甚至已经通知准备棺材。

然而，将军在昏迷数日后，奇迹般地苏醒过来。当他听到隔壁有锯木声和人们讨论的声音：“棺材务必要做得长一些，没见到那人，个子长得好高呀！”时，毛主席忍不住感叹地说：“罗长子是阎王爷点了名，他也能不去报到的人啊。”

1938年，罗瑞卿将军在延安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撰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那时将军与毛主席相邻而居，常常见面，互相请教。某天，毛主席突然来了兴致，到将军的住处，挥笔写下两句赠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罗瑞卿将军的工作效率极高，他晚饭后就会开始工作，她的夫人郝治平会坐在一旁，给他削水果吃；秘书则是站在一旁，口头汇报工作。

将军一边吃，一边听，吃完后就会立刻给出指示，秘书则负责记录。将军还会告诉秘书：“在客厅稍候。”然后他会取出文件，放在办公桌上，快速翻阅，笔走龙蛇，顷刻间就能批完，然后交给秘书去办理。据秘书统计，1960年全年，罗瑞卿将军共处理文电3.6万份，平均每个月有3000份，每天则是100份。那时，罗瑞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49年6月初，中央军委周总理的一通电话，让罗瑞卿如同一头被露水打湿的鹿，满是疑惑。

电话中命令他立即向继任政委李志民交接工作，待一切事务交代清楚后，前往北平接受新的工作安排。

面对军令如山的压力，尽管罗瑞卿无法想象此刻会有何等紧急的事情，但他仍迅速地完成交接手续，与杨得志、李志民、耿飚等人依依不舍地话别，然后匆匆踏上了前往北平的火车。

途中，他向同行的徐向前询问中央除了打仗之外，还会给他安排何种工作。徐向前同样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只能告诉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有所挑剔。

第二日，罗瑞卿便抵达了北平。不久后，周总理邀请他去谈话，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中央决定任命他为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长（此前该职务属于军委建制）。罗瑞卿听后一时愣住，立刻表达出自己希望加入四野南下队伍，或者去彭总那里工作的意愿。

他赶忙解释说，自己没有从事社会工作的经验，因此建议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来担任这个职务更为合适。“

你不是曾在红四军、红一军团担任过保卫局长吗？”周总理没有给他推辞的机会，坚定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李克农有李克农的安排，你无需再为此事讲价钱了。”

听到周总理这样说，罗瑞卿这时候又想起了火车上徐向前给他的嘱咐，虽然心里仍有些不情愿，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中央的决定。周总理最后告诉他：“你的工作安排是中央决定的。今天晚上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不要再提及上前线的事了。”

当晚，毛主席便在西山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一见面，毛主席就亲切地叫着他的绰号：“你这个罗长子啊，听说你不愿去当公安部长，还想上战场？现在我们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如果我们都去打仗，那还怎么行？”

罗瑞卿连忙解释说，经过周副主席的劝说，他现在已经想通了，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并表示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担任好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大警卫员。

毛主席听后，摆摆手，夹着香烟说道：“不仅是要你当好几个中央首长的警卫员，更重要的是要当好新生国家的警卫员，要去当好人民政权的警卫员。你这个公安部长的担子可不轻啊！”讲到这里的时候，毛主席指示他赶紧去请示周总理，尽快成立公安部机构，开始展开工作。

7月6日，军委公安部在北平正式宣布成立，并开始正式办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安部立即划归政务院领导。在同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公安高干会议上，周总理很是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肩负着国家安危的一半责任。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可以备而不用，但你们是每天都要用，片刻也离不开的。”罗瑞卿听后，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不久后，罗瑞卿又被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长。这样一来，全国和首都公安工作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了罗瑞卿一个人身上，让他感到责任更加艰巨了。

在1949年11月初的一个清晨，罗瑞卿被一通紧急电话惊醒。电话的那头，是他的老上级主席。电话中，毛主席的语气严肃而急切，告诉他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他立即动身。

放下电话，罗瑞卿没有片刻耽误，他飞快地朝毛泽东的办公室跑去。推开门的瞬间，他还忍不住探头朝里看了一眼。

“罗长子，你过来，今天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毛主席面容严肃地向罗瑞卿招了招手，然后便坐到了椅子上。

罗瑞卿的心里充满了紧张和不安，他笔直地站在毛主席的身旁，等待着主席的命令。然而，毛主席并没有立即下达命令，而是提起了十八年前的一件往事。

毛主席告诉罗瑞卿，这件往事一直是他的心病。因为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他一直没有机会去调查和了解。如今新中国成立了，这件往事的调查工作就交给了罗瑞卿。

为了安抚罗瑞卿紧张的情绪，毛主席开玩笑地说，如果天塌下来了，我会帮你顶着，绝不会让你受伤。

那么，这件让毛主席亲自过问的案件到底是什么呢？

在1931年的上海，风云际会，变幻莫测。当时，革命运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时期。许多人为了躲避国民党军警的抓捕，开始与共产党人划清界限，甚至有些人还靠着出卖革命同志，获取了许多不义的财富。

当年3月，顾顺章在上海被国民党军警逮捕。不过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在被逮捕之后，顾顺章在没有被严刑拷打的情况下竟然迅速叛变了。

顾顺章的背叛对当时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性的打击。身为党内情报机关的高层领导，顾顺章不仅熟知我党的各项机密，还与周总理、刘伯承、陈庚等众多我党的核心干部有着密切的交往。

幸运的是，顾顺章被捕后不久，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胡底、钱壮飞不顾生命危险，将情报送达至组织手中，这才使我党得以保存住最关键的力量。

然而，即便如此，顾顺章仍出卖了许多我党的优秀同志。一些同志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便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此时，最焦虑的莫过于仍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们了。由于消息的闭塞、交通的不便，远在江西根据地的毛主席、朱德等人对上海党组织的情况一无所知。

为了应对这个难题，他们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地下党员，但却是始终无法获得想要的消息。

毛主席等人考虑，要想从国民党手中营救同志或获取情报，那就必须要采取“行贿”手段。

因此，如果要想拯救上海的同志们，那就必须筹集一大笔钱，最好是“白区”最值钱的黄金！

然而，当时的红军甚至连温饱都无法保证，又如何能弄到如此大量的黄金去送给国民党官员呢？

最后，毛主席和朱德召集了所有的干部，让他们组织战士们一起寻找金子。只要是能找到的黄金制品，全部上交至组织。

同时，将之前与敌人作战所缴获的贵重物品也全部收集起来，将其中的黄金制品挑选出来！

收集到这些黄金制品后，毛主席让人将它们投入熔炉，化成金水，然后再铸成金条。如此一来，加上此前在贸易中获取的几根金条，这才凑够了120两黄金，兑换成20多根金条。

现在金条的数量勉强足够了，但还需要一个稳妥的方法将它们运送至上海，交给那边的地下党同志。毕竟，这是全体根据地同志和群众们节衣缩食筹集出来的黄金，路上决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就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林伯渠挺身而出。林老早年便已加入过同盟会，对国民党和他们的行为方式很是了解。因此，由他来制定一个应对国民党特务的计划再合适不过了。

林伯渠提出了一种巧妙的策略，将这些金条全部放入铜盒子中，并密封好，再伪装成茶叶，以此降低外界的警觉。

那时，国民党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搜捕活动，我党的工作环境也变得极其艰难。因此，为了确保黄金的安全运输，林伯渠精心规划了详细的路线和人员安排。

在路线规划上，运输人员从瑞金出发，途经五个站点，最终抵达上海。

在人员安排上，每个站点都由不同的党员担任交通员，负责黄金的运输任务。这些交通员只知道自己的交接人和被交接人，而对其他站点的交通员一无所知。

那么，如何证明每个交通员已经完成了任务呢？

针对这个问题，林伯渠设计了一个精巧的方案。他定制了一个刻有“快”字的印章，这个字正好由七个笔画组成，印章也被切割成七个小块，分别交给每个站点的交通员。

在交接过程中，交接人需要将铜盒交给被交接人，而被交接人则需要将自己的印章小块交给交接人。

每到一站，这个过程都会重复。每当一站的任务完成后，交通员需要将印章小块交还给组织，以此来证明自己完成任务。

林伯渠详细阐述了他的计划，毛主席听后十分赞同，并立即开始安排实施。在毛主席的严密安排下，甚至林伯渠自己都不知道这七个交通员的具体身份。

1931年11月6日，第一个交通员带着铜盒从瑞金启程。按照毛主席等人的计划，这批黄金最迟也应该在12月初就能抵达上海，从而解救出被捕的同志。

然而，到了12月底，上海方面传来了令人失望的电报：金条仍未送达，被捕的同志也无法营救！

黄金案牵扯的人很多，罗瑞卿想到了毛主席曾与他讲过当年的事，当时组织上分了七位接头的人员，而黄金则是在第六步出现问题的。

那他们只需找到第七位或者是第五位接头人员，就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了。

这件事有了眉头后，罗瑞卿便迫不及待地让人去查找，还果然让他找到了当年接头的第七位工作人员——刘志纯。

“我记得当时我当时我到了组织上安排的接头地点，可是我就是没等到上一位同志。”刘志纯回忆道，“那日的我只当是前一位同志耽误了时间，于是我便在周围徘徊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每日里都会外出打探，不过却是就是没有看到那位同志，更别提是等到救命的黄金了！”

提到这件事，刘志纯也是感到万分痛心，他在等了一个多月后，便写了一封信递给了组织。

“当时组织上让给我去回信，于是我立即就赶到了松江境内，据说这是第六位接头人的落脚点。”刘志纯回忆道。

“当时的我赶急赶忙到指定地点查看，但是我发现那里已经是一个人影都没有了，更不要说是组织上给我们的黄金。我赶忙四处查找，但最后只找到了林伯渠给我们做的那枚有些特殊的棋子。”

话已讲到这里，事情朝也有了进展啦。罗瑞卿赶忙让人去松江境内的所有旅店进行排查。

排查了许久，罗瑞卿他们总算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原来是在查到一家旅店时，差不多是黄金丢失的时间里，就有一个叫梁碧纯的人，那段时间突然发了财，甚至此人还做起了生意。

这件事迅速引起了罗瑞卿的注意，是什么原因可以立即让他发财呢？

于是，他们找到了梁碧纯，梁碧对罗瑞卿他们列出来的证据也供认不讳了。

梁碧纯被公安人员质问道：“老实交代，黄金到底是不是被你私吞了？”面对质问，梁碧纯慌了，但仍然否认：“不是我！不是我！”

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梁碧纯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答案。

当时，他负责运送黄金，为了确保安全，他把黄金入住了一家相对比较正规的旅店。然而，在他房间里休息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是谁？”他警惕地问道。门外的人回应道：“送茶水的。”看到空空的茶壶，梁碧纯放松了警惕，喝了面前的一碗茶。

但就在他喝完茶后的几分钟里，他突然感到头晕眼花，失去了知觉。

当他再次醒来时，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四仰八叉躺在床上，一种不妙的感觉立刻便涌上了心头。

他立刻坐起来，检查箱子里的黄金，但发现黄金早已消失，只剩下一枚象棋信物。

当下梁碧纯在房间四处翻腾，希望可以找出黄金，然而却是一无所获。他意识到黄金被盗了！

一想到丢失黄金，他恐怕要受到党组织的处罚，更糟糕的是，国民党正四处抓捕地下党。他慌乱不堪，连夜逃出了松江。

在离开松江后，梁碧纯开始了长达多年的流亡生活。他隐姓埋名，躲在乡下，做起了一些小生意。然而，他的运气似乎不佳，便被公安人员给逮捕了。

顺着线索果然查出了一个名叫吉家贵的老板。他早年靠出卖体力给人做车夫，但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了“大老板”，搬到了上海。

调查人员赶到上海后，就联系了当地警察，共同捉拿吉家贵。梁碧纯看到此人后，顿时便认出了他的脸。吉家贵面对人证物证，无法抵赖，只能坦白。

原来，吉家贵与当时旅店的伙计和一个小贩三人是同伙。他们注意到了梁碧纯拎着一个大箱子进入旅店，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于是，他们合谋打探消息，最终偷走了黄金，并进行了瓜分，还约定彼此日后绝不再相见。

不久之后，这几人便被抓获。

罗瑞卿大破“黄金失踪案”后，立刻马不停蹄地返回禀报毛主席。看完调查报告的毛主席，双手紧紧握住了罗瑞卿的肩膀，然后说道：“还得是你呀罗长子！”到这里，毛主席的心结算是彻底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