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东汉王朝承接秦和西汉以来的大一统格局，又开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大量内迁之态势，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

东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在东汉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方面，西北地区的匈奴与汉的关系占据着重要地位。

此外，西北边疆内部各民族也因为各自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边疆问题的核心是民族问题。对东汉王朝来说，治理边疆的关键是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问题。

周边民族与东汉政权若能和睦相处，边疆可保安宁；若以兵戎相见测边患就会产生。东汉王朝的边疆危机是因边疆各民族不堪东汉政权的压迫而进行的反抗，其实质是民族矛盾。

一、边疆少数民族并非造反，实则“逼上梁山”

国内各民族的矛盾，犹如政治的晴雨表。当政治清明、统治稳定时，汉族统治者与被统治的边疆民族关系就较为正常，和平占主导地位；若政治腐败，统治昏暗，被统治的边疆民族与汉族统治者的矛盾就尖锐起来。

东汉末期的民族关系正是后面的一种情形。东汉末期的朽统治，促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各族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从而动摇了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最终导致东汉政权的覆亡。

东汉中后期连绵不断的所谓“叛乱”，根本原因是由于东汉王朝推行对各民族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和个别官吏暴虐统治所造成的。

“（板循蛮）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捶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颈割……故邑落相聚，网庭悠远，以致叛庆”。

不仅如此，东汉政权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过多考虑是利用而非“和辑”，并且有意无意地挑起民族纠纷，造成了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严重破坏了各民族的团结。

在边防作战中大量征调少数民族，使用“夷兵”。利用周边某个民族之实力克制另一民族“以蛮制蛮，以羌制羌”。

由于长期使用“夷兵”，使兵役负担由内地人民向少数民族转移，加剧了民族矛盾。

可见，东汉统治者置少数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及社会组织于不顾，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计。

加之数不胜数的暴吏、一系列苛政，赋役征调过重，使各民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再也无法生活下去，只得挺而走险。由此看来，少数民族的反抗是必然的了。

二、“守中治边，守在四夷”，在摸爬滚打中治理边疆

东汉边防一改西汉时积极进取的政策，大体经历了消极防御到“以夷制夷”政策的转变。东汉之初，经历战乱：

“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什二三。”

东汉政权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采取了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措施。在边防思想上也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主守不主攻，“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这种做法就导致了西北边防持续收缩，使少数民族有机可乘。

建武二十一年，西北边疆的“车师六国”与鄯善、焉耆等的政治首领，希望归附东汉王朝，但是光武帝认为天下初定为凰，外事经不许之因此“车师六国”与鄯善、焉耆等便归附了匈奴。

这是因为光武帝还没有看到车师等部在整个西域地缘政治当中的重要性，所以把本来可以利用的西域政治力量推到了匈奴的一边。

汉明帝永平初年，北匈奴胁迫西北边疆的民族攻击东汉河西郡县，东汉的地方官吏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其做法是紧闭城门。

这一做法使匈奴对东汉的损失降到了最小，东汉河西的各个郡损失微乎其微，但是这并不代表没有暴露问题，东汉王朝必须要加强西北边疆的武装力量。

因此汉明帝首先确定了“守中治边”战略思想，改变光武帝“弃边守中”的政策，从此，治理内地郡县事务不再优先于边疆事务。

汉和帝即位之后，再次实行“守中治边”战略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策略，加强对西北边疆的建设，边疆政策往复交替。东汉王朝认为，解决西北边疆各种问题的核心是要击破匈奴，消除匈奴在西域的军事和政治影响。

西北边疆的民族内部因为各自的利益关系，不断产生矛盾冲突，东汉王朝为了边疆的稳定，积极解决边疆内部民族矛盾，利用自己东汉王朝的身份出面协调。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还采取了“交远攻近”的策略。

大规模的对匈军事行动结束后，东汉政权与境内匈奴的关系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不过，朝廷允许匈奴有相应的自治性，可以适当保持自己的组织和习俗，即单于的领户和胜兵未被打乱或改编，仍是自成体系，还可单独进行龙祭等项活动。

南单于的一个儿子要留京师作为人质，每年年终，由新人质换回归人质，用此协议性的担保形式来防范其离汉行为。

征服匈奴后，贡纳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按规定，匈奴每年年底运送贡品，进献给朝廷。此外，匈奴也要进献祭品，即向已故的汉朝皇帝每年分三次贡奉祭品。

三、致命的退守政策，东汉王朝气血大伤

东汉在西北边疆奉行消极退守的错误政策，造成严重后果。助长了匈奴骚扰入寇的器张气焰、造成西北边疆局势的长期动荡不安。

在张骞出使西域后至西汉中期，西北边疆经济文化往来频繁，二者互相影响，相互促进。不但如此，军事防御也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唇亡齿寒，唇齿相依。

东汉统治者无视西北各地的历史与现实、不懂得西域与河陇之地政治经济联系的统一性和军事防御的整体性，缺乏对于西北边疆系统性的整体性的认识，甚至直接抹杀了西北边疆之重对东汉王朝全国的重大影响，对西北局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分析和判断。

不仅使河西失去了西部屏障，而且处于匈、羌西南北三面包围之下。其直接后果，就是西北局势的长期动荡不安。

严重阻碍了西北边疆地区自然经济的发展，致使边陲经济的全面衰退。西北地区地处内陆，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地广人稀、劳力不足的矛盾非常突出。

再加边陲要地“北当匈奴南接羌”常受匈奴进攻的威胁。因此，西北经济缺乏自我发展的物质基础，当地经济一落千丈。

破坏了丝绸之路的畅通，阻碍了西域与内地之间、中西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丝绸之路虽早在汉代以前就已出现，但其畅通和繁荣则是汉武帝以后的事。

中原王朝通过经由河西走廊和今新疆到中亚、西亚、非洲以至欧洲的丝绸之路，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有效地控制了西域，扩大了其在西域以至西亚、欧洲的政治影响。

然而，由于东汉王朝推行错误的西北边疆政策，忽视对西北的经营，使丝绸之路失去了它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

在东汉中后期，“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驰命走驿，不绝于岁月；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结语：

从长时段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历史表明，“守中治边”是王朝国家正确治理边疆事务的基本方针，不但可以拓展边陲要塞，而且能维护使边疆稳定和巩固，实现长治久安。

实践足以证明其效果确有实效，王朝国家的繁荣稳定足以得到保证。但是如若随意更改“守中治边”的策略，那么必将致使边疆动乱，甚至导致边疆的收缩，两国人民生活不再繁荣稳定。

与此同时，“守在四夷”也是东汉王朝正确处理西北边疆边防事务的正确做法，既是“守中有治”的具体表现，又是“华夷一体”的正确方针。

“华夷”“少数民族”都是多民族东汉王朝的臣民，所以边疆民族生来具有了戍守边疆的责任与义务，责无旁贷。

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况，政治因素固然错综复杂，但是绝大多数民族与东汉王朝的关系性质是清晰的，那么王朝国家“守在四夷”的战略方针就会得以贯彻，也必然得到边疆民族的主动配合与支持，这些都是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文化财富，值得重视与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