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皇室婚姻，扶持贵戚，拉拢将士名臣，他把反派重臣做到了极致

前言

开庆元年，是丁大全拜相当国的第二年，同时亦是最后一年。这一年的十月，伴随着蒙古军的渡江围困鄂州，荆湖战事由此急剧恶化，丁大全则在众人的弹劾中落马罢相，从此他永别了临安；在十月终局到来之前，丁大全一直在寻求巩固权力、扩大政治影响，然而这一切最终却终究成了徒劳无功；曾在他手中的权势，终究因他的腐化无能而逝去。

干预皇室婚姻

开庆年间，面对来自朝野的反对者，丁大全力图巩固权势，以求实现长期执政，直至迈向权相政治。为此，丁大全一方面继续打压反对势力，另一面则以干涉皇室婚姻为手段，尝试与皇帝和储君拉近关系，意在以此巩固自身在理宗心目中的地位、并扶植出支持自己的新朝贵戚，为自己的长久擅权构筑坚实而又稳定的基础。

丁大全效法谢方叔以台谏发家，走类似韩偏胄、史弥远的“通过后宫势力夺取权力”之路，得以排挤两任宰执、进而成功问鼎丞相宝座。但与韩、史二相乃至高宗朝的秦桧相比，丁大全手里并无所谓的“定策之功”，也没有与皇帝实现各取所需，因而构筑权相政治所需的先决条件，丁大全并未达成。

朝堂之上，此时的丁大全却急需提高声望，以堵住的悠悠众口对自己的议论，但他却没有值得朝野信服的军功和政绩，也未能与皇帝建立紧密的联系。就在他一筹莫展，只能继续故技重施以台谏为武器之时，历史赋予了丁大全机遇，让他有了获得皇权肯定的机会。

这一机缘，便是理宗的独生女瑞国公主的婚事。瑞国公主（1241—1262年），是理宗和贾贵妃的女儿，既是理宗唯一一个活到成年的子女，同时也是宋室南渡以来唯一活到出嫁之年的公主。

瑞国公主下嫁于杨镇的时间，是在景定二年（1261年）四月，在此之前的开庆元年（1259年），在时任宰执丁大全的主导下，理宗曾经决定将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作为选拔驸马的契机，即所谓的“请用唐太宗下降士人故事，欲以进士第一人尚主。

”然而，在唐代系士人出身、唯一可称得上是状元驸马的，则是唐宣宗时期的尚万寿公主、曾“首科及第”的郑颢；唐宣宗本人亦以喜好科举、重视科举取士而著称于世。

而唐太宗时期的驸马，则多为世家大族或是当朝显贵出身，或是少数民族贵族入朝为官者之子弟。最终，在丁大全上下其手般的操纵下，在殿试过程中表现不俗、被主考官认定理当“褒魁天下”的温州乐清县士人林公一被丁相强行降为第二名，脱颖而出成为状元之人，则正是丁大全的党羽、被他及术士认为“五行当大富大贵”的周震炎。

震炎中状元时则“年几三十”，因他的籍贯是太平州，故丁大全在向理宗进贺时，以“此太平状元也”作为对周的称呼，意在以“天下太平”的暗喻取媚君上；对于丁大全的奉承，理宗大悦，将其当成了太平即将降临天下的吉兆。

对于丁大全将自己中意之人列为状元之举，迫于丁相的淫威，朝廷之人大多“物议喧骇，而不敢言”。

与之前的北宋时期的驸马群体相比，周震炎出身低微，与丁大全一样系来自社会下层的士人，按照宋代惯例，驸马的出身无外乎为将领、重臣、外戚子弟或是前朝显贵，作为下层士人，周震炎本无机会迎娶公主；只是在丁大全的扶植之下，他才拥有了中状元并迎娶公主成为驸马的机会。

事实上，丁大全这看似不妥之举，背后有着他自己的考量；丁大全在朝中的上位，所依靠势力的并非是外戚宗室，而是宦官后妃，对于他来说，除去党羽、靠山之外，他在朝廷里可倚靠者寥寥无几，以自己的人脉和低微的出身，争取这些高高在上的皇亲国戚的支持并非容易之事。

他们在朝廷内部有着自己的人际关系网，有着自己的靠山和社会地位，因此，纵使丁大全按照北宋时期驸马的出身为参照和惯例，提议让外戚重臣子弟选尚公主，这些家族也未必会因此感激而选择接纳丁大全，进而充当他的靠山。

而周震炎则与他们有着本质的不同，此人出身“草茅士”，和丁大全一样来自民间，在朝廷里亦是并无任何权力根基，倘若能让他成为驸马，宰相丁大全及其同党就将成为他唯一可依仗的对象。

同时丁大全也可利用周震炎的出身和缺乏人脉关系的特点，将这些不利因素当做控制他的利器，将他和瑞国公主一道变为自己在理宗身边的代言人，在全无军功和“定策之功”的基础上达到与皇帝建立紧密联系，依仗皇权来“巩固本身并不牢靠的权力基础”，进而实现在朝堂上长期把持朝政的既定政治目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丁大全的精心算计，最终并未毁在反对者之手、也未被理宗直接识破，而是毁在了瑞国公主的个人喜好上。

对于丁大全为自己选择的“准驸马”，瑞国公主并不满意。在进士们举行庭谢仪式之时，按照理宗的安排，公主“从屏内窥见，意颇不怿”，面对女儿的不悦，甚为宠溺于她的理宗并未强迫她服从丁大全的提议；丁大全的算计也因缺乏对公主喜好的考量而化为了泡影，他和他的同党们也由此失去了“获得皇帝有力支持的唯一机会”。

丁大全罢相之后，周震炎也受到牵连，以“饶御史应子、章给事鉴奏乞收还震炎恩数”，而被天子下令褫夺状元荣衔，“降为第四甲出身”;成了丁大全城门失火后遭殃的池鱼。

扶植新朝贵戚

除了在瑞国公主的婚姻上进行干预谋划之外，丁大全还将政治投机的目标对准了未来的皇帝。

在继承人方面，诸子皆天折的理宗一直中意于忠王赵孟启（理宗之弟赵与芮之子），为了维护侄子的继承人地位，他甚至不惜与大批朝臣相对抗。对于理宗的意图，丁大全选择顺其自然不加反对，并试图让自己中意的王妃人选入主忠王府正宫，意在扶植支持自己的贵戚势力，以达成在新朝继续把持权力之目的。

丁大全拜相之前，权相依靠后宫、贵戚势力实现上位执政或稳固权势，并非是稀罕之事。早在高宗朝时，高宗宠幸贵妃吴氏，奸相秦桧便在高宗原配邢秉懿的死讯从北国传来之后，抓住了“效忠皇帝，结纳吴氏的好机会，多次上表请正位中宫，立吴氏为皇后”。

吴皇后册立之后，秦桧又与吴皇后之弟吴益结为亲家，秦桧父子也借这层亲戚关系，将吴皇后一家变成了自己的依靠；以此为庇护，秦桧在朝中的地位更是无可撼动。秦桧死后，吴皇后则仍旧在护佑秦氏满门，秦家子弟“官是罢了，却没有一个人遭到贬谪”。

韩偏胄则是外戚出身，其母系“高宗宪圣慈烈皇后女弟”，侄孙女则为宁宗第一任皇后（恭淑韩皇后），靠着这种关系和拥立宁宗的定策大功，韩偏胄“声势熏灼”，得以长期专权擅政。

史弥远则与宁宗杨皇后（恭圣仁烈杨皇后）关系密切，二人共同谋划了诛杀韩偏胄夺权以及废济王、立理宗，凭借着杨皇后的鼎力支持，史弥远成了南宋一代专擅朝政时间最长的权相。秦桧、韩偏胄、史弥远的崛起或权力巩固，与后宫势力皆有着密切的关系。

身处理宗朝为相的丁大全则看在眼里，在理宗朝，他依靠着阎贵妃和宦官董宋臣的支持，得以排挤政敌、步步高升，但此时的理宗已经年过五十，在位时间也已长达三十五年；故丁大全必须为理宗驾崩之后自己继续保持权势不坠做出考虑。

而扶植自己中意的忠王妃并使之成为未来的皇后，凭此把控储君、扶持新贵戚作为将来独相专权的靠山，纵使在政治斗争中失利，也可借助贵戚之力保全自己及家眷党羽；效法前代权臣，行扶持新朝贵戚之举，对于丁大全及其同党而言，可谓是有进有退，一石二鸟。

丁大全为赵孟启选择的准王妃，为其党羽、时任临。知府顾嵩之女。在丁相执政期间，除有未能征得谢道清同意之嫌存在外，此议则并未受到很大的阻力，朝廷的聘礼亦如期送达顾家。

倘若此计得逞，顾氏满门将由此成为皇亲国戚，丁相亦能像之前的秦桧、史弥远一般，与贵戚家族形成政治联盟，从而继续把持宰执权柄，直至走上权相之路。

而对于顾氏最后未能被纳为忠王妃的原因，史料则有多种说法，《宋史·全皇后传》将此归咎于丁大全的下台与顾嵩受到牵连而被贬官之后，台谏们认为顾嵩乃是丁大全一党，其女亦不得为王妃；而《钱塘遗事》和《宋季三朝政要》则把缘由归因于理宗皇后谢道清的召见顾氏女之后突发急病或她的反对（不悦），加之荆湖前线突如其来的战乱所致。

这些史料的侧重点在于强调谢道清与朝臣对此事的态度，以及来自蒙古的军事压力对于忠王婚姻的影响，并未直接阐明理宗的立场。

那么，在丁相执政之际，理宗对于储君纳妃一事的态度究竟如何?对此史书并无明载，只是提及了理宗在丁相罢政后选择接受台谏官的提议选择悔婚，改召其母（慈宪夫人）之侄孙女全氏入宫觐见。曾试图借助丁大全的权势，希望理宗同意让自己的女儿入主东宫（“以希内授”），却因遭汪自强的弹劾而未成。

由此可知，顾氏女为忠王妃之事的提出者应为顾嵩，丁大全之所以会不遗余力地去协助顾家，则是出于自身巩固权势的考量；而从朝廷已派人“致聘”于顾家一事可以看出，理宗并没有在明面上反对丁相“以顾氏女为忠王妃”的建议。

但就内心情感而言，他却并未十分倾向于与他毫无瓜葛的顾氏女，因而在丁大全罢相之后，理宗随即利用谢道清的不悦及台谏官们“论顾富为大全党”为由悔婚，将曾“略涉书史”、曾因父亲任职而久居地方、拥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亲戚全氏女许配赵孟启为妃，即后来的全皇后。

丁大全以“同党之女为忠王妃”之想法的破灭，除应归咎于突发军事危机而导致的罢相外，还与理宗夫妇的喜好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中，由于宋代奉行“夫，天也；妻，地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的夫妇观，加上理宗乃是一国之君，拥有夫权与皇权的双重优势；因此在忠王纳妃一事上起主导作用的当是理宗本人的态度与决断，而非单纯源于谢道清的不悦（或突发急病）。

拉拢将士

在干预皇家婚姻的同时，丁相也将培育军中势力、拉拢名士为己所用提上日程。这些措施大多效仿前代权相的成功经验，已然具备迈向权相政治之意图，然而，由于突如其来的军事失利，丁大全的权相蓝图终究只是南柯一梦，权势与富贵，对他来说则终究只是镜花水月。

丁大全以台谏发迹，靠权术谋求仕途。作为一介在地方上缺乏影响力的宰执，他在地方上既无显著的军功与政绩，在治国理政、管理地方层面亦缺乏得力人手，他和党羽们在发迹前也未曾掌握过兵权。

上位拜相前夕，为了增强自己在地方的影响力，丁大全借助同党朱熠之力，以“黄州之役贪酷误事”之罪成功将时任沿江制置副使的吕好问扳倒。

事成之后，丁大全则对心腹袁瑜委以重任，将他派往位于长江中游的前线担任沿江制置副使、江州知州。同时在朝中多次提议或附和理宗，行厚赏军功、抚恤将士之举，以图自身扩大影响，力争完成对于地方军事集团的拉拢。

除了为袁瑜安排美职、委以重任之外，丁大全还在理宗面前对前线立功的将领，如向士璧、吕文德等人给予褒奖，并顺应理宗的决定，多次对前线军士进行赏赐。

与之后的贾似道政权大搞打算法，以核查军费数额为名趁机行公报私仇、迫害武将之举相比，丁大全政权对浴血奋战于前线的武将们则以笼络及肯定为主，曾经担任执政的朱熠亦是“武举第一”出身。

在丁大全执政时期，牺牲于抗蒙前线的将士大有人在，朝廷对于前线将士的赏赐（或追赠）也较为频繁。自丁大全上台以来，宋廷已将国库及皇宫内帑的大量财物用于军功赏赐，对前线将士官吏则并未吝啬财物官爵，阵亡者亦获得了朝廷的褒扬与追赠抚恤。

而对于奖励军功，丁大全则借理宗褒扬恪尽职守的贾似道、向士璧之机提出“大抵用兵行师，以轻财为先”，确立了以重赏鼓舞将士为国尽忠的犒赏原则。

因而，事实并非像王应麟、徐宗仁等人所言“军功既集而吝赏”，以至于前线“尚未闻有死战阵、死封疆、死城郭者”。钓鱼城之战结束后，蒙哥汗暴毙于军中的消息于开庆元年八月被投降宋军的蒙古军士卒告知宋方。

宋朝所面临的一场灭国大祸似乎就此瓦解，丁大全的计策看似取得了成功，作为开庆抗蒙战争名义上的组织领导者，他的前景也是一片光明。

但就在九月，忽必烈所部却突然发起了对荆湖地区的攻势；战争中，因为袁瑜的贪婪残暴，一场灭顶之灾猝然降临在丁大全的头上。贾似道的一纸上书白纸黑字，将袁瑜为官时的作恶多端、欺压良善之举抖露无疑；袁瑜也因自己的多行不义而害人害己，不但自己因此丢官流放岭南、仕途尽毁，还给了吴潜等人以弹劾丁大全的口实。

得知蒙古军渡江的消息之后，在朝堂上冷眼旁观许久、一度连连上书理宗想要辞官回家的吴潜”瞅准机会，当即前往宫中“涕泣入奏”，将丁大全及袁瑜所犯的罪行和盘托出，吴潜所言成了压倒丁大全的最后一根稻草。

十月壬申（初二，《宋史·理宗纪》记为十月初一），理宗即下令将大全罢相赶出行在，以观文殿大学士的头衔出任镇江府通判，随即诏命吴潜、贾似道入相。

丁相倒台之事木已成舟后，反对丁大全的势力则趁机一哄而上，将丁大全一党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丁大全在朝堂上的势力也由此近乎遭遇灭顶之灾，只有少数人侥幸当了漏网之鱼。

丁大全因为自己的用人不当，巩固权势、拉拢军方势力未成不说，还因袁瑜的无能贪暴而丢了在朝堂内经营数载才换得的权力，反倒为贾似道提供了大展拳脚的擂台，进而推动了贾似道专权的到来；从这一层面来说，丁大全任用袁瑜戍守前线可谓是给他人做了嫁衣，最终只得独自吞食所托非人带来的恶果。

延揽能臣名士

作为一介宰相，能够得到名士能臣的支持和辅佐，也是其得以收买人心，维系自身权势的重要依托；哪怕是权相韩偏胄、史弥远，也在建立包容型政权、延揽人才方面下了许多功夫。

通过延揽包容具有不同意见的士人，他们得以减轻反对者对自身形成的舆论压力，也得以和一部分反对者化敌为友，一道共事分享权力。丁大全得势之后，出于改变自身形象、为自己的掌权寻求合法性的考量。

在继续打压反对者的同时，也开始效法韩、史二相，进行争取朝中名士能臣的行动，试图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以求让人们改变对于自己及党羽们的负面看法。

丁大全得势后首先试图拉拢的反对者，是曾在“太学六君子”一案的处置过程中与自己有矛盾的朝臣冯去非。“太学六君子”一案结束后不久，参知政事蔡杭选择了逃离朝堂，此后丁大全则继续高升并直达中枢；曾公然对抗理宗立碑警告太学生之旨、以“不肯书名碑之下方”之举支持学生的朝臣冯去非则以言被罢，乘船泊于长江畔的焦山、金山。

丁大全委派一僧人与其相见，劝说他写信与自己和好，回朝后就可以一同共事；对此深鄙丁大全为人的冯去非十分不满，正色道：“程丞相、蔡参政牵率老夫至此，今归吾庐山，不复仕矣，斯言何为何至我!”遂与该僧绝交，以放弃仕途的方式拒绝了丁大全递来的橄榄枝，同时也表达了对程元凤、蔡杭无能懦弱而导致丁大全小人得志、进而窃国者侯的强烈不满。

丁大全升任权参知政事之后，曾在朝廷内颇具声望的名臣叶梦鼎也受到了丁大全的器重与认可。叶梦鼎曾长期在地方任职，在袁州担任知州期间曾以“袁州山多田少，朝廷免和来已百年，自今开之，百姓子孙受无穷之害”为由劝转运司不要在地少人贫的袁州征收和来；州民汤颀因“献田学官，妻离子散”，叶梦鼎得知实情之后，即以州府之名将所献之田物归原主。

又带人毁淫祠、塞妖井，净化袁州的社会风气，致力于破除封建迷信，深得当地百姓之心。后出任江西提举常平兼吉州知州，在任时“节制悍将，置社仓、义仓，平反李义山受赃之冤”，可谓是颇有政绩。

丁大全当国期间，对于这样一个在地方有所成就，且多次在朝堂直言不讳、建言献策的干吏，大全甚为欣赏，遂“欲挽梦鼎登朝”，想要邀请他一道共事。

对于丁大全的拉拢，叶梦鼎并未赴朝，而是“卒辞谢之”，吸取了董槐直言不讳而被大全报复的教训，以委婉的姿态谢绝了丁大全的邀约；丁大全碰了颗软钉子之后，也不便刁难或报复，因而选择了维持现状，继续让叶梦鼎在江西隆兴府（今江西省会南昌）、福建建宁府（今福建省建瓯市）担任知府。

另一位受丁大全拉拢的名士，则是太常主簿王应麟。王应麟是宋末名儒，

淳祐元年（1241）中进士，曾在宝祐四年（1256年）因中博学宏词科考试而名动天下，此时在朝堂之上担任太常寺主簿。面对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贤才，丁大全主动向他示好，“谕意将拜为御史”。

对于丁大全的示好和送上门的官位，王应麟予以回绝，丁大全的图谋终究没能实现，由此应麟亦被丁大全所忌惮；不久之后，即因在理宗面前谈论边事及谴责大全一党而遭到罢免，被“补外通判台州”。

除叶梦鼎、王应麟外，牟子才也在丁大全执政期间接到了朝廷的诏令，任命他为权工部侍郎；对于这种近乎等于施舍的任用，牟子才予以断然拒绝，以示自己绝不委曲求全，宁可无官一身轻也不愿选择在朝堂上和奸相沆瀣一气；丁大全掌握权柄期间，贤臣姚勉亦接到了朝廷的征召之命，对此，姚勉亦给予回绝，以实际行动展现自己宁折不弯、“不愿与之（丁大全）比肩”的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