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时期对外制定了“欲先取灵夏，灭西羌，乃图北伐”的积极战略，对内积极推进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改革，但其改革遭到了保守派官僚们的反对；在对外方面，在西北的熙、河、兰、会取得突破外，对西夏两次用兵惨败后，宋神宗“知用兵之难，于是息意征伐矣”，即他也最终放弃了收复燕云的目标，并郁郁而终。

但是宋弱辽强的残酷现实摆在眼前，之前的那些惨败经历以及对澶渊之盟、庆历新盟誓约的顾忌，使得北宋君臣多数时间只能隐忍对辽朝的复仇之心，等待辽朝衰弱的时机，收复燕云失地，一雪前耻。

宋徽宗继位后，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迅速崛起，建立了金朝，打得腐败的辽朝步步后退，到宣和年间，“今海岸以北，自蓟、复至兴、渖、同、咸等州，悉属女真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有人提出了联金灭辽的提议。

宋徽宗君臣以为终于等到了向辽朝复仇的时机，但宋朝将收复燕云的希望寄托在借女真之力联金灭辽，而自己却没做好相应的军事准备。

对于收复燕云的问题，徽宗最初保持着较为谨慎的态度，不仅处于保密状态，而且也经历了几度观望和犹豫。政和六年(1116年)八月二日，诏河北沿边安抚使和选等曰：“比来帅臣殊无远虑，闻此探报，辄有所陈，起衅造端，邀功生事，贻祸边鄙，何日弭宁?曾不思百年誓好，明如日星，南北生灵，皆朕赤子。

宋徽宗

凡百举措，当务持重，无开边隙。如违，国有常宪，朕不汝贷。”但崇宁年间对西夏和吐蕃战事的胜利无疑又增强了徽宗的信心，之前想要收复燕云的想法又重新摆了上来。

政和元年(1111年)，徽宗命郑允中、童贯使辽，辽人马植“见契丹为女真侵暴，边害益深，贼盗起，知契丹必亡，阴谋归汉”，并秘密求见童贯，献上灭辽之策，童贯则秘密将马植带回宋朝，后又引荐其觐见了徽宗，马植对宋徽宗大谈辽朝亡在旦夕。

徽宗对于马植的到来十分欢喜，赐其赵姓，改名赵良嗣，授秘书丞。“蔡京、童贯力主之，以图取燕。”蔡京最初和童贯在出兵取燕一事上的立场是一致的。

微宗身为宋朝皇帝，有收复燕云失地，建立不朽功勋的愿望，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徽宗本人好大喜功，他有这种想法是非常正常的。而蔡京、童贯等身为大臣，已经在崇宁战事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他们也希望通过收复燕云来提升和巩固自己在朝中的权势和威望，甚至在青史上留下一笔。

在贪功之心、复仇心理和投机心理的共同作用下，宋徽宗君臣在此事上的立场总体是一致的。但是，宋朝也有臣僚看到了辽朝灭亡在即，而宋朝自身也危机四伏的严峻现实，因此对联金灭辽持反对意见或谨慎态度。

“方今非独兵势如此，而又财用匮乏，民力凋弊，人皆知之，无敢言者。”宋朝军备废弛，军队战斗力低下，官贪吏暴，民怨沸腾，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徽宗君臣最终决定寻求外援，向辽朝复仇。

政和七年(1117年)七月，辽人高药师等因避乱被风吹到了登州，带来了辽金争战，辽朝丧师失地的消息，北宋登州知州王师中将此事上奏朝廷，蔡京、童贯也借机同奏以市马为名探其虚实，此时对于北宋来说，多次打败辽的女真无疑是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于是徽宗同意了这个提议，命王师中和高药师等人以买马为名探访女真虚实，实则欲行联金灭辽之事。

但是宋徽宗君臣只看到了收复燕云后盖世功勋的荣耀，却忽视了联金灭辽的凶险，故当联金灭辽这个提议真正被摆在台面上时，在北宋朝廷还是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时任宰相的郑居中斥责蔡京“今若导主上弃约复燕，恐天怒夷怨，切再熟虑，无遗后悔，事系宗庙，岂可轻议。

另外，知枢密院事邓洵武也主张“守誓罢兵，保境息民”，虽遭到蔡京等人阻拦，但邓洵武还是上奏，提醒宋徽宗：“百年盟誓，一朝弃之，何以令吾必告敌国乎!诚恐兵革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而休息矣。”

邓洵武的奏请对徽宗触动很大，宋徽宗一度为之又犹豫不决：“北事难做则休，祖宗盟誓违之不祥。”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徽宗虽然心动，但还是比较谨慎的，既想联金灭辽，又担心“祖宗盟誓，违之不祥”。

之后王黼代蔡京为宰相，以比蔡京还积极的态度鼓励宋徽宗收复燕云：“今弗取，女真必强，中原故地将不复为我有。”邓洵武上奏，“且与强女真为邻，孰若与弱契丹乎!”

就连广安的草泽臣安尧臣也曾上书曰：“臣恐异时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衅，狼子蓄锐，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

出使辽国归来的司封员外郎陶悦曾对童贯说，宋朝对辽朝的情报工作很差，连辽朝的接伴使人是谁这类非机密事都打探不清楚，“若诸事如，此未可轻动也。”认为情报不准，不宜贸然对辽朝用兵。

尽管朝中反对联金灭辽的声音此起彼伏，但随着女真对辽作战的节节胜利，徽宗想要收复燕云失地的心思再次活络了起来，再加上几位亲信大臣的撺掇，徽宗绍述父兄遗志的使命感以及收复燕云的荣耀感最终还是占了上风，联金灭辽决策确立。

宣和二年(1120年)，徽宗命赵良嗣以买马名义再次使金，缔结联金攻辽的盟约，史称“海上之盟”，双方商定：一、金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取辽南京析津府；二、辽亡后，宋将原给辽之岁币转纳于金国，金同意将燕云十六州之地归宋朝。

在推动宋徽宗决心联金灭辽的过程中，蔡京、童贯、王黼、赵良嗣等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王安中对联金灭辽的态度有一个由消极到积极的变化。

正在此时，出使辽朝的贺正国信使陶悦回国，他反映的辽国除了与女真交战外，并无内乱和反叛者，证实了童贯有关辽朝已经不堪一击的情报都不可靠，应立刻取消对辽的军事行动。

王安中

“贯见悦意终不相假，不敢隐，遂悉以所问奏知。”即尽管童贯很生气，但还是上奏了陶悦带回来的有关辽朝的新情况。“翌日，道君皇帝见二府，具道此说，云他甚有备，三省且收起文字。”

对于陶悦能使气焰熏天的童贯将已经开动的对辽战争机器停下来，时任中书舍人的王安中在撰写对陶悦的褒奖辍拔词头时，称赞其“持聘复命，忠实可嘉。”不论是因赞同陶悦的慎重意见，还是王安中观望宋徽宗的旨意，此时的王安中是不支持童贯的狂妄之举的。

但五年后的宣和元年(1119年)，宋徽宗对灭辽犹豫不决，而又心痒难耐之时，已经升任尚书左丞的王安中却成为了坚决积极地促成宋徽宗实施联金灭辽的最终决策者之一。当时身任尚书右丞的王安中已经是宋徽宗朝大政方针决策的参与者之一，在其他宰执大臣“默然”的情况下，王安中竟然第一个站出来签名赞成联金灭辽的决策。

王安中之所以在联金灭辽之事上变得积极，并不是他对此事有了深刻的认识，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权谋的考量。

因为久伴宋徽宗左右，他已经习惯了迎合徽宗，失去做出慎重判断的能力和勇气，为了固宠保位，他更愿意观望迎合徽宗的风旨行事，既然宋徽宗已经对联金灭辽心痒难耐，王安中他就变为了积极赞成。

王安中赞成联金灭辽，还有宰执之间争权夺利之矛盾斗争的缘故。蔡京与王黼为相权而争斗，王安中是倾向王葡这一边的。蔡京最初密谋联金灭辽，但后来出于政治策略考虑，他突然一反原来的积极支持童贯，转而反对联金灭辽决策了。

王安中以前任御史中丞时曾弹劾过蔡京，弹劾了蔡京之后的王安中一直担心会遭到蔡京的打击报复。因此，王安中早就与蔡京结怨。于是，在做出联金灭辽最终决策时，王安中就毫不犹豫地与王翻站在一起，极力撺掇宋徽宗早做决断：联金灭辽。

因为派系争斗，为了迎合徽宗，为了贪权固位，王安中在联金灭辽的重大国策制定过程中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对联金灭辽表示赞成。

虽不是徽宗决定联金灭辽的重要因素，但对宋徽宗做出这一重大决策起到了推动作用则是不容否定的，靖康元年太学生陈东上书，就指出：“至如王黼、童贯、蔡攸共兴北师，天下皆知其不可。

上皇决之群臣，虽郑居中力争此事不可轻举，而王安中力赞王黼以遂其役。”因此，王安中对宋徽宗做出联金灭辽的重大决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安中不仅赞成宋徽宗联金灭辽的决策，而且自请出任知燕山府的行动，直接参与了接管燕山府的工作。宣和三年(1121年)，金人来归还燕云之地，王安中自请前往，王黼也极力推荐，徽宗授任王安中为庆远军节度使、河北山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

其实按理说，以王安中这种圆滑怕事的性格，他是应该不会接燕山府这颗烫手山芋的，但他不仅接了，而且是主动请缨，故很可能是因为王安中目光短浅，根本没有看到燕山府形势的凶险，相反还认为这是有助于他建功立业、在官场上更进一步的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王安中文人出身，对军事的敏感性可能本就没有武将那么灵敏，另外他作为徽宗的御用文人，久伴徽宗左右，所见所闻都是别人想呈现给徽宗那一套，徽宗认为收复燕云是自己建立不朽功勋的好机会，王安中便也认为这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最后，王安中请缨出任知燕山府还与朝中党派站队有关。王安中自请前往时，王黼向徽宗推荐了他，因为王安中本就是依附王翻的，所以很有可能他们私下已经商量好了，也要给王安中在联金灭辽伟业中安排一个立功机会。

而王黼也希望在燕山府安排个自己人，所以一拍即合，达成共识：王安中除节度，宣抚河北燕山、知燕山府。

童贯、蔡攸、王安中等从金军手里接收的燕山府不过是被金军洗劫后的一座空城。在知燕山府任上，王安中的表现又如何呢?面对常胜军肆意侵占燕山民田的行为，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王安中却坐视不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常胜军甚至宋朝成为了燕云人民痛恨的对象。

这虽然与当时的宋朝国策有关，即宋朝政府想利用这些燕山富户的田产养活常胜军，故而放任了常胜军的这种行为。即便有这个客观原因的存在，在其他人已经发现了依赖和纵容常胜军的危险时，王安中却毫无反应。

王安中只是一味的放任常胜军，既没有制定相应的规范措施，也没有向朝廷上奏此事，这说明了王安中在政治上的无能和军事上的迟钝。

“规措失当，招纳叛亡，挑衅强邻，祸贻宗社。”这是后人对王安中在知燕山府任上作为的评价。“挑衅强邻，祸贻宗社”，便是指其在招纳张觉的问题上的罪责。

张觉，官做至辽兴军节度副使。金朝攻辽时，张觉以平州降金，被封为临海军节度使、平州知州。后金太祖改平州为南京，任命张觉为南京留守。

宣和五年(1123年)，张觉欲叛金，派燕人李汝弼和高党游说王安中“平州自古形胜之区，地方数百里，带甲十余万，觉文武全才，若为我用，必能屏翰王室。苟为不然，彼西迎天祚，北通萧干，将为吾肘腋患矣。”

王安中“深然之”.再来看一下其他人的态度，赵良嗣则表示反对，结果徽宗非但不听，还将赵良嗣贬责。由此可见，在这件事上，王黼和宋徽宗都赞同招纳张觉，而赵良嗣因持反对意见，反而被徽宗贬责。王安中则不仅积极推动，而且坚决执行招纳张觉的决策，而这一投机行为终成为后来金攻宋的一个极好的理由。

王安中招纳张觉后，金朝便遣使前来讨要，宋朝廷先是命王安中找了个容貌相似的人顶替，金人识破了宋人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并且扬言要发兵，最后宋朝“不得已，令安中缢杀之，函其首，并毂二子送于金。”

张觉父子归宋却被杀的结局，让郭药师等前降宋辽将大有兔死狐悲之感：“燕之降将与常胜军上下皆为之泣。”最终使很多降宋的将领寒心，郭药师“深尤宋人”，继而叛宋降金。宋朝不顾盟约招纳叛降，落金口实，招纳张觉后却又无力保护，金要谁就给谁，不仅失了自己的气节，也寒了原辽朝降将的心，最终偷鸡不成蚀把米。

而这个事件的最终决策权虽在朝廷，但作为一线最高军政长官的王安中也难辞其咎，他既然是这个事件的直接执行者，宋人不敢骂徽宗，而王安中自然便成了徽宗的替罪羊，宋人的出气筒，王安中因此背负骂名也在情理之中。

由于王安中缺乏对形势的清醒估计，在联金灭辽决策和收复燕山府路过程中，他的表现不仅没有为其人生加分，反而伴随着联金灭辽国策的失败，特别是靖康之耻的发生，出任北宋第一任知燕山府成了王安中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污点，也成为后人对其恶评的主要依据。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不论是前期决策阶段，还是后期执行阶段，联金灭辽都是得到徽宗首肯的，即便是没有王安中这个人，也会有张安中、李安中，微宗好大喜功是真，宋弱金强是真，历史的发展趋势到了这里，金亡宋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故王安中的所作所为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却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主要责任人。

其实有人上奏宋徽宗，请求限制常胜军、拒绝招纳张觉归降，但都被宋徽宗否决了，宋徽宗才是最高决策者。王安中的不幸在于他只知道观望宋徽宗的风旨行事，最终成了宋徽宗联金灭辽失败的替罪羊之一。

鉴于王安中在联金灭辽决策和执行过程中表现的无能和失败，清朝四库馆臣说他“误国之罪尤为深重”，也不算冤枉他。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