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最初出现在《隋书》中，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将《孙子兵法》《李卫公问对》《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是武学必须学习的七部兵学著作。
在武举考试中也多为考察，这样实质上确立了《六韬》在古代兵书中的重要地位，标志着《六韬》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据《隋书》记载，《六韬》的作者是姜太公。
但是自宋代开始，学术思潮兴 起，其中就有一种思潮认为《六韬》有并非如《隋书》中所载，但无论怎样，都不能抹杀其在历史长河中的价值。
《六韬》的战争观战国时期的连年征战，使得先秦诸子纷纷发表对于战争的看法。
除了法家致力于农战以外，大多思想派别都把战争，看成了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以道家为基础的兵学著作《六韬》，既看到军事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同时又主张慎战、文伐，把不战屈人之兵看作是用兵的理想境界。
《六韬》将战争视作“凶兵”，主张不使用武力攻击，只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武力，提倡以不战而取胜，具体体现在《文伐》篇，作者列举了十二条计策，大多以阴谋诱敌之术，麻痹敌国领导层，掌握敌国核心机密，让敌国由内而外产生动乱。
如采用投其所好的方式，麻痹敌人的意志，使其骄奢淫逸，早晚必生祸患，这时再发起攻击，就一定可以成功。
还提出可以收买敌国近臣的手段，给予他们厚利，令他们变节，这样敌国内部发生动乱，趁此机会就可以消灭他们。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取得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人都有七情六欲，在这十二种甚至更多的软攻击下，敌方往往会承受不住，落入我方设置的圈套，最终国破家亡。
《六韬》特别肯定计谋在克敌制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在《三疑》一文可以看到：“凡谋之道，周密为宝。”采用计谋一定要做到周密无误，对敌人实行分化瓦解，予以财宝美人等，消磨敌人的意志，拉拢敌君身边的近臣，让他们多进谗言，不让忠臣有报效国家的机会。
待到敌人内部出现分裂，再进行下一步进攻的打算。而进攻的要义是，必须先要堵塞敌君的视听，使其失去判断力，然后攻打他们最核心的地方，破坏他们的反击能力，铲除民众的祸患。
如此手段，便是《六韬》体现“无与战”的体现，都是以阴谋取胜。在《兵道》中，文中认为“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更是直接点明战争是最后不得已才使用的方式，可以通过其他非战争手段达到目的，就一定不用战争手段。
而这要求了军事指挥权需要集中统一，如何掌握用兵指挥权，这就要求国君能够因势利导，考虑治国的根本问题。这样的慎战思想与《老子》《尉缭子》一脉相承，都把战争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
自《孙子兵法》的《谋攻》至《六韬》的《文伐》，使得用兵战略建立在现实政治基础之上，用兵不再仅仅是一种诡道。
《六韬》一书并不仅仅是一部军事著作，论政在其书中也占有相当篇幅，这反映了《六韬》与先秦诸多子书一样，并不完全是一部兵书。
其战争观与同时代的大部分著作一样，用兵并不是为了争霸或兼并，而只是维持国家生存的重要工具，慎战构成了全书的主基调。
在这点上，不仅与《孙子兵法》相比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而且与《商君书》等法家著作的军事思想有着重要区别，而是和儒家、道家、墨家这些思想派别有着相似的特征。
《六韬》的军法思想在战场纪律方面，六韬也有独到的见解。作者认为军队要保持纪律性，不要掠夺财宝，毁人房屋，也不要破坏敌人的宗庙祠堂，注重军队的仪态，对人民施以仁爱。
《略地》提出：“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仍然在讲“仁政”，要求攻城之后也不要烧毁房屋祠堂，待人民以仁义，具有忠厚的品德。
这与《孙子兵法》的主张是完全不同的，《孙子兵法》讲：“掠于饶野，三军足食”，以一种野蛮的行军方式管理军队，《六韬》显然更具有人性化，展现了高度的文明特征。
一般来说，古代最常见的作战方式之一就是攻城作战，由于城池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作战时必须对城池进行全方位打击。
围城作战并不是简单地包围城池，蛮力进攻，而是注重战术与实际相结合，围点打援是常见的作战方式，在围城的同时，要注意断绝敌人的粮道，使城内无粮，久之城门必破。
还要分出兵马伏击在救援之路，对他们进行出其不意的进攻，断绝敌人的援助。久之敌人必会投降。
历史上有无数围点打援的战斗方式，在先秦时期便已出现，可以看出我国军事思想的一脉相承。还可以采取“围师必阙”的方法，给敌人造成我方围城疏漏的错觉，引诱敌人出城，乘机对其包抄，聚而歼之。
在攻克敌人城池之后，以“仁”为本，“降者勿杀，得而勿戮”，不要屠杀城内百姓，随意焚毁房屋，应当严肃军纪，使民心归附，避免今后发生灾祸，这样有利于长治久安。
在对军队的赏罚方面，《六韬》也多有论述，《赏罚》言：“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赐最重要的地方在于讲诚信，惩罚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定进行处置。
不能因个人恩怨而对军队的赏罚不明，不可因为是亲人就不加惩罚，也不可因为关系不好而不加以赏赐，一定要做到赏罚分明。
做到诚信对待军中将士，让将士们看到领导者的态度，这样军中之人才不会有怨言，会更加相信领导者，保持军队的纪律性和忠诚度。这明确地指出了赏罚分明的重要性。
在将帅的立威方面，《将威》提出：“刑上极，赏下通，是谓将威之所行也。”对军中高层将领和普通士兵一视同仁，要做到树立将帅的威信，就不能对犯了纪律的高级军官网开一面，一样用刑罚来处置。
而对于普通士兵，也不能忘记对他们的功劳进行赏赐，这样才能在军中获得威信，显示自己的英明，进而在军队指挥中保持高度的权威。
以这样上罚高层下赏士兵的做法，是树立将威的精妙手段，惩罚上层可以树立威信，赏赐普通士兵可以显示诚信。
司马穰苴斩庄贾、孙武斩贵妃是“刑上极”，就是树立将威的做法。而吴起北门徙辕，商鞍徙木立赏，则是“赏下通”的做法。他们都为树立威信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要注意，“刑上”与“赏下”也不是绝对的，赏罚分明是其首要前提，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是符合积极的道德行为准则。
书中认为，推荐贤人、选拔将帅、训练兵员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统军作战，而作战就要懂得致胜的道理。
《六韬》对部队训练方法有着先进的认识，特别讲究练士之道，其方法是：“使一人学战，教成，合之十人；……合之百万之众。”
推行一种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每个士兵都能得到专业的训练，练成之后，再将他们合编入队，形成一个强大有力的军队，保证了军队的战斗水平，这样的思想在《吴子》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一人学战，教成十人。……教成三军。”说明这种训练士兵的方法在战国时期已经在各诸侯国得到了推广。
《吴子》中的教战之法，与《六韬》中的“练士之道”是相同的，都是使一个人学成后集成十人、百人、千人、万人，至“三军之众”、“百万之众”，自少而众，自一到百万，然后形成一支强大的军队，扬威于天下。
《孙子兵法》对军事训练也特别注重，对于练士之道也有相关的论述，说明了兵家都十分看重军事训练，都在在训练内容和方法上挥毫了大量的笔墨。
晋国之所以能越入霸主行列，与它对军事训练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晋国曾设有专管训练的部门，而且派人专门管理国家的禁卫队等军队设置，更令人惊叹的是，晋国具有步车协同的训练方式，这在春秋时期是特别先进的。
由于国家的重视，在战争中晋军的战斗力也十分强悍，这与军事训练的取得的效果是密不可分的。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铁制兵器的广泛运用，战争规模也随之扩大，这就要求军队必须具备适应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军人专业技能素质也亟待提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司马法》在《严位篇》提出：“位欲严，政欲栗。”“等道义，立卒伍，定行列……危则坐。”制定更为缜密的军队行列，严格要求卒伍的编制，根据士兵的道义划分级别，并在士兵的仪态仪表方面都作出了要求。对军事训练内容有了进一步的描述。
《六韬》中也有这一方面的表述，对待军中人员编制问题，在《练士》篇提到“冒刃之士”“陷陈之士”“勇锐之士”等人员，根据他们的个人特点分配不同的军事任务，将敢于拼死战斗者分为一类，将有特殊技能者分为一类，依次划分军中的各类人员，使军队的专业性得到提高。
此外，在《教战》篇内，作者对军队人员的训练方法有更详细的阐述，这也说明《六韬》在军事训练方面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进步。
受当时客观历史时期的影响，军事方面战争的形式也有了改变，如多兵种配合作战形式，在当时出现了诸多实例，战国时期，车、骑、步等兵种之间互相配合，形成联合作战方式，这是中国古代在作战方式上的具有重要里程碑式的发展。
对于这一方面《六韬》在多篇内容研究了相关问题，并展开了深入的论述说明。《六韬》认为：“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夺道”。
步兵能应对恶劣的天气、地形等战斗影响因素，可以在险峻的地形环境下展开高质量地行军，他们的装备配有各种长短兵器。
攻守兼备，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下快速反应，对敌造成打击。但步兵战斗形式的缺点在于长途性作战能力较弱，不如骑兵机动能力强，并且在战场上的稳定性也不如战车。
而骑兵的特点在于能够快速奔赴于各战场之间，具有快速支援能力，通过各种小路和捷径，迅速到达有利地点对敌人进行围剿。
车兵的特点在于能够在有利的地形条件下，对敌人具有大规模杀伤性。因此，车兵最好能占据有利地形，在最合适的平原地区作战，要避免山路的狭窄，施展不开车兵的优势。
《六韬》认为，在步兵同骑兵和车兵作战时，要懂得避开他们的优势，巧妙地利用自身的特点，将其引入复杂的环境中。
同理，车兵和骑兵都要根据自身特点来选择战斗地点和形式，最优秀作战形式便是的步兵、骑兵、车兵联合作战，弥补兵种之间的不足，发扬各自的优势所在，扬长避短，对敌人造成深刻打击。
在文中，作者总结出骑兵有“十胜九败”；车兵“死地有十，其胜地有八”，有十种地形是车兵必死无疑的，如山林、险隘和沼泽等，有八种地形是车兵可以取胜的，如平原地区。
这就要求将帅必须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合理运用不同的兵种。根据三个兵种的特点，选择最合适的战斗方式和人员配备。
1.步兵作战形式《六韬》对步兵的作用是十分看重的，并用了大幅篇章对步兵的作战进行说明“步贵知变动”，步兵要充分利用自身条件灵活的优势，选取最合适的地形，形成战斗形式，对车兵和骑兵造成沉重打击。
而车兵和骑兵受制于自身特点，无法对步兵进行有效打击。同时，步兵装备的多样性也为步兵增添了几分胜算，他们的矛、戟、弩等长兵器和刀、盾等短兵器，在配合有利的地形，对战骑兵和车兵并不会处于下风。
这就要求了将帅合理布局，针对性分配装备和武器，提前考察地形，了解敌人的军事配备，作出最精妙的计划。
如果处于缺乏有利地形、地物的情况下，可以在四周设“四武冲阵”，即设置拒马和木荚藜，以此作为依托，当敌人的车兵、骑兵来攻时，军队处于其中，再深挖壕沟、建立起坚固的中心基地。
以军事壁垒为依靠，采用弓弩等远距离作战的形式，防守兼备，各军事壁垒相呼应，镇定从容，临危不惧，就一定能获得胜利。
公元192年，在公孙瓒和袁绍之间进行的界桥之战，便是史上经典的以步弓兵战胜骑兵的战斗案例。
2.车兵作战形式“车贵知地形”，决定车兵作战能否取胜的就是地形因素。战车的攻击能力强，破坏性大，在合适的环境，如在平原旷野等地区，文中称“八胜之地”，战车可以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缺点就是对地形条件依赖太高，一旦处于沼泽、山林，制约了战车的机动性，就无法发挥出战车的威力，这种地形条件被《六韬》列为战车的“十死之地”，要注重对战车作战地形的考察，避免陷入死地。
3.骑兵作战形式对于骑兵，文中指出：“骑贵知别径奇道”，骑兵富有机动力和冲击力，可以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下进行作战，并能对敌人进行迂回、奇袭。
特别是在需要绕越敌人侧背，切断其后路，袭扰敌后方时，更可发挥骑兵的作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率领骑兵包围洛阳王世充，并在后续战斗中大破窦建德，以骑兵冲阵，冲散敌军阵型，在敌后方竖起大旗，获取胜利。
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中，骑兵功不可没，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韬》指出：“三军同名而异用也”，步兵、车兵和骑兵作用不同，要懂得将他们联合部署，协同发挥作用。
西周时期，战车是作战的主力，每辆战车配有一定人数的步兵，周厉王改革后，至周宣王时期车兵发展迅速，至春秋时魏舒毁车为行，步兵才逐渐登上历史的主舞台。
《六韬》还进一步指出，兵种作战时不能各自为政，要有机配合。
《六韬》对诸兵种的配合作战多有具体论述，这些战法应是来源于长期的战争实践，均具有很强的实战指导意义，对于现代军事战争军队的部署形式，仍然具有参考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