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影视剧作品中，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头戴鸟嘴面具，身穿油蜡帆布制成的罩袍，手里拿着一根金属手杖，看上去还蛮酷的。实际上这群人从事的工作是非常危险恐怖的：那就是治疗感染鼠疫的病人，同时处理染病而死的人的尸体，当时的人称他们为：“瘟疫医生”。
相信大家此前从各种渠道都了解过鼠疫，鼠疫到底是种怎样的疾病呢？我国又是怎样治理的呢？本期我将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这种被称为“末世天灾”的瘟疫，可怕的不仅是瘟疫本身，还有愚昧、傲慢和贪婪。
鼠疫是由耶尔森氏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分为腺鼠疫、肺鼠疫、败血型鼠疫三种，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患者淋巴结异常肿大，比如当时的人称为疫瘤，威名赫赫的黑死病就是腺鼠疫。
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发病非常迅速，中国东北鼠疫大流行就属于肺鼠疫。当然啦这都是老生常谈啦。这里主要是想告诉大家鼠疫的传播途径其实是很多的，昆虫、食物、乃至飞沫都可以传播鼠疫，这就是甲类传染病威力呀。
历史的欧洲曾经多次爆发过鼠疫，其中最严重的是1346年那次席卷全欧洲，最终造成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大流行，这也间接导致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耶尔森氏菌早就存在了，传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偏偏会在这个时候，黑死病才开始大流行呢？一个比较符合传统认知的解释是蒙古人将病人的尸体扔进卡法城里，老鼠登上了商船，然后顺着东欧和地中海的贸易线来到了欧洲。
但这只能算是一个诱因，因为就算蒙古人不扔尸体，老鼠或蝙蝠迟早也会把病原体带入人类社会。真正的原因在于两个：首先那时处于第一次全球化时代，远航航行能力的增强，很快连通起大部分人类社会，各个港口城市成为了货物贸易的枢纽。一但鼠疫传入港口城市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快速的扩散。也就是说是人类交通技术进步提高了疾病传播的效率。
其次，由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分散的小农经济中开始有人分化出来，专营手工业商业。为了尽可能的接近资源和买家，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人群密度大大增加。
正是这两点打破了长久以来地缘隔离，使得传染病的世界大流行成为可能。这个建议大家先划下重点，之后还会用到。
鼠疫的传播可不分种族，管你是黑人白人。欧洲有黑死病，其实中国也爆发过鼠疫大流行。最严重、同时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1910到1911年的东北鼠疫大流行。
其实，中国之前早就有过鼠疫疫情了，内蒙古、山西、云南、福建等诸多省份都有疫情记录。整个20世纪，中国因鼠疫而死的人就有137万之多，但由于上面说的地缘隔离，加上中国人良好的卫生习惯并没有造成大流行，自然也就没有引起当时清政府的重视。
可到了1910年的哈尔滨，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时的东北是中国铁路网最密集的地区，哈尔滨又是一个依托铁路兴起的交通枢纽城市，还是远东最大的豆类交易集散地。大量的山东、河北的劳工来到哈尔滨谋生，许多小商贩也聚集到哈尔滨做生意。同时哈尔滨当年分为俄国占领的道里区，和中国劳工聚集的道外区。道外区的生活条件很差，人员密集，工人们从事重体力劳动，因此每天的活动非常频繁，打工人一天走遍全城都是常事。
疫情最早可能是在俄国境内爆发的，最早在达乌里亚华工公棚中有七名工人暴毙，他们生前都与一名捕猎旱獭的猎人接触过。俄国当局发现后立即驱逐了该工棚内所有的华工。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出现鼠疫，11月8日就传到了哈尔滨。想象一下，在交通枢纽加上贫民窟的环境下，疫情的传播会有多快：道外区的傅家甸迅速成为疫情中心。据伍连德博士事后回忆：只有七万人口的哈尔滨每天少则死亡60-80人，多则死亡一百多人，最多的时候就有183人。掩埋尸体的人手瞬间就不够用了，很多尸体来不及掩埋就只能堆放在江边，整个傅家甸都是一片炼狱景象，道里区的俄国人却住着宽敞明亮房屋，高高在上的旁观疫情的蔓延。
但是鼠疫并没有止步于哈尔滨，由于当时年关将至，而且东北的铁路网有很多在日本和俄国的控制之下，大量的劳工急于回家过年，日俄都不想放弃铁路利润，导致鼠疫沿着铁路一路向南传播：直隶、山东相继爆发鼠疫，东北、华北地区一时间人心惶惶，造成了大量的逃疫难民，更加速了鼠疫的传播。
在疫情爆发初期，清朝地方政府的态度非常消极，对鼠疫不以为然。因为当时鼠疫在中国的北部边疆时有发生，零星的鼠疫并没有引起大流行。等到鼠疫愈演愈烈的时候，清政府首先想起来的不是防疫而是电敕东北各省，严防疫情输入京师，很多资源都是首先向京师集中的。
后来盖子实在是捂不住了，世界各国都在看清朝的笑话，日俄更是乐不可支了，都打算借疫情痛宰大清一波。两国很快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以保护侨民为由，想要插手中国防疫。
俄国在疫情爆发之后，很快就切断了道里区与道外区的联系，严禁华人进入俄国人居住的地区，同时大规模的驱逐华人，甚至在哈尔滨增派军队，强行控制交通要道，依靠疫情扩大了在华影响力。更令人气愤的是，俄国竟然能在一边驱逐中国人，对疫情传播推波助澜的时候，一边指责清政府抗疫不力，没有保护好在华俄商的利益。
日本在做人这方面更是不遑多让，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日本立刻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日方拒绝被俄国驱逐出境的华工，进入南满地区，把他们继续向南驱赶，导致疫情加速向关内地区扩散。在大连发现了十名鼠疫病患，日本当局立刻焚毁了他们的房屋，和一切生活用品。所有的密切接触者都被驱赶到一起集中隔离，在狭小的建筑物内派出军警站岗，任何企图逃离的人都会被击毙。还向鸭绿江沿岸增派了1000多名士兵，用以驱逐华人，防止疫情向日本控制的朝鲜蔓延。
而此时清政府的抗疫措施体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大清特色，由于当时的清朝已经“药丸”，对基层的控制力已经非常薄弱。而隔离封锁一是比较费钱，二是当地豪绅富商也不同意。于是地方官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那就是“官督商办”，其实就是把防疫外包给了当地商会、自治会，让他们自己组织人手，各防各的。
后来由于俄国频繁在鼠疫问题上大做文章，数次侵犯中国主权，加上各国领事提醒清朝，如果继续拖下去，俄国人可能就要做出“无礼之举”，清政府对鼠疫疫情的态度这才逐渐积极了起来，最后居然是由外务部牵头，组织西医赶赴东三省负责防疫。
我们熟知的“鼠疫斗士”伍连德博士，就是被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推荐来的，你们是不是以为接下来东北的疫情就会立刻得到控制呢？那你太不懂大清了，伍连德博士最开始被派到东北时，职务只是“会同筹办”防疫，而且跟伍连德博士一起被派过来的，还有当时在天津卫生局任职的法国医生梅聂。后来外务部又调派英国医生吉陛、北洋陆军医学堂教习全绍清、方擎及十几名医官、医学堂高年级学生陆续赶赴哈尔滨。
其实伍连德博士刚到哈尔滨的时候，各级官员只不过把他看做一名普通的医生。伍连德本人也并不在意，立刻投入对鼠疫疫情的调查工作中，通过解剖病死患者的遗体，伍连德很快发现了异常：疫情爆发的时候正值隆冬，并不是啮齿类动物活跃的时期，而作为传播媒介的跳蚤就更不可能存活了。很显然整个东北的鼠疫疫情不可能是腺鼠疫。
同时，伍连德对比了染病而死的患者职业发现：中医医师无论是病死的人数，还是比例都出奇的高。原来哈尔滨本地的中医由于缺乏系统的防疫知识，在救治病人的时候基本处于完全没有防护的状态。但这些老中医却非常勇敢，他们会直接进入病人家中，给他们针灸拔罐，喂病人喝汤药，甚至直接接触病人的血液，吸入病人呼出的气体。
这些结论坚定了伍连德对东北鼠疫的判断——此次鼠疫的主要传播途径是呼吸道传播的肺鼠疫，并设计出了用于防护的“伍氏口罩”。但伍连德没有想到的是：发现事情的真相居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对抗愚昧。
在伍连德博士完成调查之后，准备投身防疫工作，结果却发现自己的意见很难被接纳，尤其是奉天派来的日本人志熊医生，两人经常爆发冲突，只能由地方官员出面调停。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时的防疫医院和消毒站只是个空壳子，防疫的主导权还是攥在地方的自治会和商会手中，因为钱是他们出的，对隔离的态度的非常消极。
伍连德义愤之下致电外务部，痛斥东北的防疫工作，不光批评当地自治会和商会，还直接将矛头指向当地官员，直言他们不光不积极防疫，还横加阻拦，甚至揶揄他们不懂官场规矩。
但鼠疫可不讲政治，虽然外务部派来了各国的精锐医官，傅家甸的疫情还是愈演愈烈，清廷的外交压力也越来越重，最后还是外务部提议由伍连德全权负责东北抗疫。几经周旋之下，最后于1911年1月，伍连德才被授予“全权”头衔，稍后又被任命为“哈尔滨防疫局全权总医官”。但就当伍连德以为自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发现他又把事情想简单了。
首先，法国医生梅聂觉得自己是法国人，还比伍连德大13岁，又是北洋陆军医学堂的教习，结果却成了伍连德下属，在学生面前岂不是很没面子。
此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也比较倾向于梅聂，因为伍连德性子太过直率，来到哈尔滨以后基本上谁的面子都不给，经常让很多高官下不来台。再加上梅聂与东北官场渊源颇深，非常圆滑，所以一时之间用梅聂替换伍连德的呼声甚嚣尘上。
好在由于外务部的坚持，锡良的提议没有被通过，梅聂得到消息后，感到十分失望和愤怒。当晚伍连德前来拜访慰问，结果两人就此次疫情是腺鼠疫还是肺鼠疫的问题争执不下，甚至还动手打了一架。事后两人都提交了辞呈，于是外务部顺水推舟，同意了梅聂的辞呈，将其调往奉天，另一边发电挽留伍连德留任。
后来的事都被大家传成段子了，梅聂被调往奉天之后，由于坚持东北流行的是腺鼠疫，在救治患者的时候没有戴口罩，最终感染鼠疫不幸逝世。但这时候，历史魔幻的一面就体现出来了：因为梅聂虽然没有正确的认识到中国鼠疫的本质，而且本人非常傲慢，但是他的行动力却比很多中国官员强太多了。当时很多官员畏疫如虎，到了疫区就一直躲在官邸里不敢出来，把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气得够呛。
而梅聂在赶赴哈尔滨之前就说过：“去则去，惟去则必死”。在和伍连德不欢而散后，依然在奉天继续投身防疫，的确为中国防疫做出了贡献。虽然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妥，但是梅聂的死确实给了当时医护人员极大震撼，也的确让口罩的推广变的异常顺利，毕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终于，在外务部施肇基和吉林省巡抚陈昭常的鼎力支持下，伍连德终于可以实施他的计划了。防疫其实无非三个途径：消灭感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原理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
比如，伍连德发现，中国的病患往往都是苦力，他们的居住环境非常拥挤，直接封锁居民区就等于放任鼠疫传播。于是断然拒绝了俄方提出的就地隔离措施，而是设置了大量的防疫点，将大量患者转移到防疫点供给衣食，进行隔离。实在没有财力建立防疫点的地区，采取雇佣流民的方式，让他们参与运输物资帮助防疫，工资日结。
对于染病居民的房屋，伍连德则坚持焚烧，不留祸患，与日俄不同，所焚烧的房屋全部由官府照价赔偿，所以推行起来还算比较顺利。但是火葬政策的执行却非常困难，当时中国人的观念认为：死后焚尸属于大逆不道，虽然政府三令五申要求火葬，但藏匿尸体的行为依然屡禁不止，甚至要军警去挨家挨户的搜查。同时由于鼠疫发病非常迅速，很多人在逃难时死在了荒郊野外，需要派出收尸队去漫山遍野的寻找，否则尸体腐烂后就会成为新的传染源。
最让伍连德头疼的，还是当时的民间对鼠疫的愚昧无知：搞起了求神拜佛那一套，各种邪教趁机传播，导致了多起聚集感染。很多黑心商人也趁机造谣，鼓吹鸦片能够抵抗鼠疫，大量从不吸食鸦片的百姓因为恐慌开始吸食鸦片，很多人因为过量吸食鸦片死在了大烟馆，没死的也染上了毒瘾，最终被鸦片搞得家破人亡。
于是伍连德决定开展卫生教育，编写防疫宣传册分发给居民，但是效果不太理想，因为很多下层老百姓都不识字，防疫人员只得改变策略，在街头演讲宣传防疫，后来甚至找来街头艺人，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医疗知识。
当然只有软件也是不行的，当时的东北急需要建立起一套公共卫生体系。奉天防疫总局、奉天防疫事务所、北部防疫分局、吉林全省防疫总局、江省全省防疫会等诸多防疫机构，纷纷在此期间成立。这些机构有效组织起基层防疫，在各地建立起防疫站、隔离点，向民众发放防疫物资，比如：升汞水、硼酸水、柴油（焚烧尸体）、药棉、口罩等，同时记录报告各地疫情状况。
最重要的是：这些防疫机构推动了中国公共卫生立法的进步，各种防疫法规陆续出台。比如：《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消毒规则》、《为疫捐躯者之报酬》、《检疫规则附后罚则》等。这些法规使得中国的防疫规范化、制度化，让官员和防疫人员的行为都有法可依，这样就算是当地官员能力有限，防疫工作依然能够正常展开。
比如《为疫捐躯者之报酬》，就明确了各级医护人员因公殉职后，家属所得的抚恤金金额，并且被各级政府严格遵守。法规还规定了对各级防疫人员的物质奖励，比如：天津防疫局给予参加防疫的人员，每人“月薪皆三、五百金不等”。奉天省“自正月起，为防疫区官，每月加给津贴银十两，以示奖励”。铁岭防疫所认为，消毒队身临险境，特禀上级“酌加津贴以资鼓励”并获批准，极大地提振了医护人员的士气。
在鼠疫防治过程中，民间力量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上至富商豪绅，下至流民妓女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一些士绅甚至捐出土地和房屋用于建设防疫医院，而大量的医务人员拒绝了报酬，甚至连伙食费和车马费也不收，凭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的投身防疫斗争。
最终在政府和和民众不懈的努力下，东北鼠疫大流行于1911年4月25日宣告结束，这次鼠疫大流行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防治鼠疫的过程当中，中国第一次建立起了公共卫生系统，近代先进的医学知识得以广泛传播，中国人民开始走出愚昧，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毕竟再多的宣传教育，也不如实际的切肤之痛。
在鼠疫疫情被扑灭后，清政府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主持召开世界性学术会议，伍连德任会议主席，会议于1911年4月28日顺利闭幕。
会议得出的结论，即使放到今天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比如：瘟疫初期，隔离和戴“面具”，关闭戏院等场所、阻断交通、隔离疫区。设立隔离疫病院，设立疑似疫病院，设立接触疫病者留验所和隔离所等结论，成为了传染病防治领域的共识。
透过这次鼠疫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人类从未远离过疾病，在抗生素发明之后，曾有学者乐观的表示疾病即将成为历史，但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传染病将一直与人类相伴相生。随着医学的发展，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就已经默认，只要进了医院所有的病痛都会被治愈。但伍连德博士抗疫的过程让我们发现：可怕的从来不仅是瘟疫本身，抗疫要对抗的，更多的是愚昧、傲慢和贪婪，只要人们的心中还有光，那么疫情阴云笼罩下的世界就不会太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