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3年底的时候，从台湾来了一名老人，这位老人身患重病，在旁边人的搀扶下渐渐上了岸。
此时踏上大陆的那一刻，老人心情无比激动，满含眼泪地望着远处的山河，望着这阔别多年的故乡。这位老人不是一般的普通人，他是一位潜伏在苏区多年，甚至做到了毛主席的秘书，他曾窃取了共产党很多重要的情报。
自后来他身份败露，从毛主席身边离开，调离苏区又重新回到军统工作也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此时的他来大陆是因为身患重病，而邓小平正在北京的一家宾馆中，设下盛宴，准备接见这位从台湾归来的老人。
那么此人是如何潜伏毛主席身边多年？后又为何受到邓小平的亲自接见？
从爱国学生到军统特务
这位老人名叫沈之岳，是浙江仙居人，出身在普通农家，五岁丧母，后来父亲又另娶，而沈之岳一向脾气火爆，跟后妈更是水火不容。无奈，父亲只得把他送到奶妈身边，由奶妈照料，抚养成人。
能被称为传奇的人，自然是有一个不凡的童年，沈之岳7岁启蒙，4年读完小学6年的课程，凭借着优异的成绩20岁就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系。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件的爆发，受时代的影响，沈之岳也开始离开家乡加入到学生的运动当中，平时阅读大量进步的书籍，思想受到很大的熏陶。
这段时期，沈之岳尽管没有成为一名党员，但也得到了组织的青睐，在组织的推荐下，沈之岳开始进入了浦东煤炭公司当工人，发起了工人运动，可惜没多久沈之岳便被当局逮捕。
被捕后，沈之岳从容不迫，他谎称自己是国民党某大员的亲戚，言语之间更是让特务唬的一愣一愣，各种细节几乎丝毫不差，弄得特务更是乱了方寸，既不敢给他用刑，也不敢直接带他去找高官核实，准备将他放出来。不过，最后此事传到了戴笠耳中，他决定去看看这位“高官亲属”。
戴笠在审问他的时候，就发现此人言语流露之间更是处处谨慎周密，而且聪慧机灵，心理素质也是极高，是个难得的好人才，又得知此人跟自己是同乡，也是浙江仙居人。而戴笠也是为爱才之人，他想尽办法准备把他拉到自己的队伍中。
显而易见，一开始沈之岳对国民党是没有兴趣的，上过中央军校的他都没有入党。但是他此时有毕竟是一个年轻人，经不起戴笠这样老奸巨猾的特务的威逼利诱，最终被拉入军统，做了国民党。
戴笠是非常爱才的，而且，蒋介石也不断施压，督促他训练特务，所以当看到沈之岳的时候，他就对此人很是欣赏，所以并没有把他派去最基层。而是将他培养成“战略性武器”。戴笠决定对他进行彻头彻尾的改造和包装。他知道，沈之岳对革命理论有一点了解，就让他读马列书刊、学英语和俄语，此外还送他到自己控制的浙江警校接受特务训练。
毕业之后，沈之岳化名李国栋，开始从事特务活动，也破坏过光明读书社等外围组织，曾经也在上海、浙江短暂的活动过。
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次对共党的情报破坏中，国民党才得以剿灭多地的情报据点，也并没有让戴笠失望，并且获取了他的信任。
因为当时在遭遇“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的铁骑践踏着神州大地，中华儿女遭到残忍杀害。而此时蒋介石的国民党却置之不顾，反而发动了内战，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此时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延安也成为了人人向往的地方。
那时候，一批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和对共产党的敬仰，纷纷奔向延安，有的分配了工作，有的在党校、抗大（抗日民族大学）鲁艺、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延安因此充满了革命的朝气。
所以在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训练，戴笠觉得此人遇事沉着冷静，是个做大事的材料，希望将去延安做特务的工作交给他。
戴笠
此次去延安，沈之岳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收集情报，另一个就是趁机暗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重要领导人。
于是，在1938年，时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的萧致平以加深对延安的了解为名向当局申请到延安访问，获得了批准。当时，沈之岳化名为“沈辉”，作为萧致平的助手一起来到了延安。沈之岳因为在上海有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又熟读马列著作，讲起革命理论来更是头头是道，是一个典型的进步新青年。
他平常没事的时候喜欢运动，待人温和有礼貌，经常和一些延安的干部一块运动健身，同时因为有知识，会摄影，也结识了很多好知友。
当教授离开延安时，他非要跟组织申请，希望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当时，延安对这些知识青年也是十分欢迎的，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对这些青年的筛查工作也是相当严格的。
不过，沈之岳已经做足了准备，从个人的身份证明到相关材料，可谓是百密而无一疏，而且他浑身表现了要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强烈愿望，最终经过层层筛查，沈之岳入愿已偿，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在学校里，沈之岳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开会上积极发言，时任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对他的表现也是十分满意，将其视为来延安学习的青年的表率。
在《戴雨农先生全集》中有讲：
“（沈之岳）以特别优异的表现，被共党所赏识，升任他为区队长。沈因‘红大’同学甚多，故与共党中央各机关要员交往密切。一面乘机介绍同志多人参加其他训练机构受训，一面搜集中共中央机密情报，密报戴（笠）先生。”
在抗大毕业后，沈之岳在我党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工作，利用职务之便向国民党换得了很多我党的机密信息。再加上沈之岳平时为人低调，处事谨慎，因此长期潜伏在我党的中央机关，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引起我党的警觉。
没多久，沈之岳就因为表现特别优秀，被升为区队长，毕业之后，又在八路留守团担任中校参谋，没多久又进入了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工作，不得不说，晋升之路如此之快真的可谓是打入对方的“心脏”了。
然而，他的晋升之路没有就此停止，没过多久后，沈之岳开始担任毛主席秘书，这个时候的沈之岳，距离主席就是近在咫尺了，而他也开始从着重收集中央的情报逐渐转变为暗杀中央的高层人士。
放弃“刺杀”任务
某天，沈之岳正在院子里看公文，他突然注意到门前老槐树底下的石头被人挪动了位置，此刻的他知道，又有新的线报，此前他都是在这里和线人交接情报的，他拆开信纸，发现信中人声称自己是戴笠安排的临时线人，要求和他见一面。
戴笠
他十分谨慎，早先他就说过，除了戴笠专门为他安排的线人和一位在延安城里经常携带一只缺嘴茶壶卖油茶的老人，之外，谁都不信，尽管这次是戴笠临时安排的，但是他还是不肯冒险，没有按照信中所说的时间和地点去见面。果然，这救了他一命。
过了不久后，他打算在毛主席所居住的枣园进行暗杀计划，并且在自己的住所附近收到线人的联络标记，但是他思虑再三，还是取消了此次活动，不管暗杀是否成功，自己也不可能会安然离开延安。这么多年经营的情报组织，也会因此崩溃，所以这次暗杀也因此就此作罢。
由于各路混进来的新青年众多，鱼龙混杂，其中也隐藏了很多国民党的特务，一次次地破坏共产党的活动，牺牲了大量的党员，前有外敌，后有内患，内有特务，共产党的前进之路更是如履薄冰，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审干运动的决定，说：
“特务之多，不足为怪”；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和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反共破坏活动。而且日本法西斯利用中国人做特务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所以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
因此，在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的同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还提出“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
整风运动
同时，这个决定还特别提出，防止逼、供、信，指出：
“审讯人对待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方法；然后审讯人或负责人不加思索地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的方针与做法。”
并且这个决定更是对特务的具体事项进行了详细批注，责令相关人员全力处理此事。
各级组织的汇报也一份份送到领导机关，一些人在计算着本单位的成绩，搞出了多少特务，多少叛徒，多少反革命……那一段时间，人心惶惶，生怕特务就在自己身边，而连累自己，所以大家做事都十分谨慎，不敢多言。
而就在这之前，思想敏锐的沈之岳就已经嗅到了危险的到来，搜集一些党中央的情报已经实属不易，更别说是刺杀高级领导人的性命了。所以一直在暗地里搞一些小动作，并且不敢太轻举妄动。
有一次，一向喜爱抽烟的毛主席身上没有带烟火，于是沈之岳赶忙从口袋里拿出烟火，主席稍微迟疑了一下，接过了烟火，要知道这种像沈之岳这种的文人，是不怎么抽烟的，他也知道，不过为什么会随身带烟火，主席深知此人也不是那种会趋炎附势、爱巴结的人，但是经过此事，毛主席也注意到他过于爱观察 、留意自己的一些行为。
同时毛主席又联想到他平时的所作所为，故意隐藏自己的实力，想别人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自己，但是却在一次机缘巧合中，发现此人不仅精通英语，更是精通俄、法语言，还会下棋，是像周恩来一样温文尔雅的人。
周恩来
最重要的是他给人留下的进步青年几乎近于完美的形象，更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么优秀，竟然只是想尽办法在自己身边工作，于是毛主席感觉此人并不简单，无奈又没有什么证据，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把他调了出去。
在毛主席警卫员王芳的回忆录中也有体现：
而沈之岳也知道刺杀的任务十分凶险，如今延安的整风运动更是严之又严，所以也就放弃了这个任务，只是致力于收集情报。
“（沈之岳）后来甚至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不久引起毛泽东的怀疑，于是把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
虽然沈之岳没能够暗杀成功，但是关于延安方面的情报沈之岳还是打探到不少，并且都将消息传递给了国民党。
“皖南事变”中传递情报
在1937年的时候，上级命令叶挺和项英为军长，收编散落在闽浙赣边区一带的红军，并且叶挺曾向中央请示过，希望上级能派遣一些南方人员跟随此次改编，以便队伍能更加顺利进行。
叶挺
由于沈之岳之前在上海有过生活的经验，所以就派遣他前去辅助队伍进行改编。
就在第二年的1月，中共中央在南昌成立了新四军军部，并且派遣了组织上的得力人员前往各处从事收编的工作，收编散落在闽浙赣边区的红军。
沈之岳在新四军工作期间，积极出力，收到了不少领导们的欣赏，但是在暗地里却是一直密切窃取共党的情报，有时候在大家都睡觉了，假装要处理一些资料，但实际上却是联系线人，偷偷把所搜集到的情报转接出去。
在1941年1月5日的时候，新四军正准备在北上至茂林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的伏击，致使叶挺被国民党当场扣押，项英等人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因此新四军的番号也取消了。
在那里的时候，他还曾化名为其他名字，多次窃取机密传递给国民党，泄露过新四军的重要情报，使得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他也是“皖南事变”的凶手之一。台湾情报局部门也出版过一本《戴雨农先生全集》，其中就提到过国民党之所以成功发动皖南事变的原因：
“民国三十年一月，新四军抗不遵令北调……其所以不能如其他地区的无往不利，而遭致失败，军长被逮捕，番号被撤销，就是因为共党军事密谋外泄，也正是沈之岳预先布置在新四军内部的秘密组织所发生的作用。”
新四军
沈之岳后来大概在1941年冬才返回重庆，因为由他推荐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身份被暴露。在戴笠的引荐下，他获得了蒋介石的召见，并担任军统局第一处科长。又于1943年担任军统区江南南特侦站站长，兼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在我党地下组织的探查中，证实了此人就是原先一直追随共产党的人员沈之岳。因此我党才将他除名，并且视之为叛徒。在解放前期的时候，沈醉在云南被迫起义，供述了一些军统的情况。那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一直被糊弄，他早前就在军统工作，只不过后来又回去罢了。同时又非常痛恨此人的隐藏之身，狡猾多端。
后来蒋介石逃回台湾后，戴笠也死于坠机，没有了庇护的沈之岳只得靠自己实力往上爬。当时他担任保密局“苏浙情报站”的站长，驻扎在舟山。当时在两岸军事的对峙下，他竟能够突破重重阻碍到蒋介石的祖坟拍照片，并且告诉蒋介石完好无损。蒋介石因此非常高兴，很看重他。
相恩一笑泯恩仇
上世纪60年代时，让蒋介石在台湾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认为有机会反攻大陆，在1965年军事准备达到高潮。并在接下来连续三次进行海战，进攻大陆，并在美国的帮助下，一再加剧战争。
但是共军早已今非昔比，海陆空各个军事实力也更是增强许多，而蒋介石面对如此强大的共产党军，就不再与大陆继续战争下去，但是两岸的关系却是一再破裂。
到了九十年代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昔日的恩怨也渐渐被冲淡，而台湾居民想回大陆弹琴的欲望也更加强烈，所以当时在两岸领导人和人们的一些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逐渐缓和，并在一些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进一步地交流与合作。
那个时期，沈之岳患上了前列腺癌，在台湾反复周转，三年却依然没有任何进展，反而病情却持续恶化，逐渐转移到肺部。鉴于当地的医疗水平有限，在妻子的劝说下，才终于来到大陆治疗。
面对沈之岳的到京治疗的申请书，大陆更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恩一笑泯恩仇”。
邓小平并且派了亲属前去港口接见他。到了北京后，又安排他住进了北京的一所高级宾馆内，更摆酒席亲自慰问他，给他安排最好的医生，时刻关心着病情的进展，两人也对两岸的关系发展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此外，昔日同事前国防部长张爱萍也来探望，更让这位年迈的沈之岳感激涕零。
其实沈之岳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但游子终究还是放不下对于故土的眷恋之情，早年一直致力于军统特务，辗转两党之间，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想回故乡看一眼，以解余生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