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北京人故事之一：在慷慨中发现

90多年前，应邀来华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镇，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葛利普，将其命名为“北京人”。随后，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无偿赞助下，中国地质调查所展开大规模发掘，裴文中与贾兰坡先后发现4个较为完整的头盖骨，从而使“人类由猿进化”这一推断从此有了物证。遗憾的是，在战争中，这批化石丢失了，至今尚未找到。再过2年，将是周口店古人类化石发现100周年的日子（1926-2026年），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段故事，我驾车按历史顺序，将化石的发现、研究与丢失，完整地走了一遍，写出游记2篇，您现在看到的是第1篇，内容是发现化石。

　　作为一个汽车媒体从业者，由于具备自驾车的便利，使得我能到处走走，寻访历史。而事实上，历史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故每次寻访，都得依靠专业人士的著作。比如这次，我借助了李鸣生、岳南先生合著的《寻找北京人》。人家为了写这本书，采访近乎10年，写出来后，还把书稿交给当事人审阅，如此严谨，令人敬佩。

　　说到严谨，我有个切身感受：因为从业时间长，对汽车业的了解比较多，在我看来，选车时，最好选择严谨的汽车厂的产品，而不是那些只善于网络造势的汽车厂，他们的背后，多半是短平快，典型的花架子。

　　这次寻访，历时6天：第1、2天在周口店，第3天在北京市区和近郊，第4、5天在秦皇岛，第6天在天津，开的是君越，它是别克品牌在我国定位较高的一款车，具备全套的智能网联与驾驶辅助，宽敞舒适不说，油耗还很低，此次共行车1152公里，全程平均油耗7.4升/百公里。

　　第1站：周口店。

　　周口店镇在北京城的西南方向，是山区与平原的交汇处，发现北京人化石的地方，叫龙骨山。如今，在昔日发掘处，建起一个巨大屋顶，几乎罩上半座山，用来保护。

　　龙骨山特别矮，山的东南方向，隔着一条河，是周口店镇，相距大约500米；山脚下有条铁路，还有座周口店车站，早些年北京站每天都有到这儿的火车，我在学生时代第一次到周口店时坐过，不知啥时取消了。

　　龙骨山上有好处多发掘点，最著名的在东坡，低处是猿人洞，高处是山顶洞，前者是70-20万年前“北京人”生活的地方，后者是3万年前“山顶洞人”生活的地方，累计发现人类化石200余件，以及上百种动物化石和大量石器。

　　发现周口店之前，德国、英国和印尼，都发现过古人类化石，由于数量有限，发掘情况模糊，因而存在争议。直到在周口店进行科学而系统的发掘，出现的化石才让证据链得以完整，人类早期进化的理论，日趋成熟。

　　通过研究，人们知道了在60多万年前，北京猿人就已经进化成直立人种，他们栖息在洞穴中，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会制造和使用简陋的石制工具，会用火取暖和吃熟食。

　　由于研究成果辉煌，学术价值巨大，周口店与长城、故宫、敦煌、秦陵兵马俑一起，在1987年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旅游局的一位长辈告诉我，当年申报时，就数周口店最顺利。与之相比，颐和园、十三陵和天坛，几经整改，折腾了好一阵，拖到1998年，才算如愿。

　　如此伟大的发现，源头在哪？都有哪些人做过贡献呢？

　　先后参与过的学者包括：外国学者——安特生、师丹斯基、葛利普、布达生、布林、德日进、魏敦瑞；中国学者——翁文灏、丁文江、李捷、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等。

　　至于源头，是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

　　安特生于1914年应我国政府的聘请，来到中国。在完成本职工作——寻找铁矿与煤矿之余，他向中国同行传授田野考古技术，并在1918年首次到周口店考察，1921年在河南发现了仰韶文化。

　　安特生之所以能找到周口店，是因为燕京大学的化学教授吉布，听说周口店一带出产中药铺里卖的龙骨，跑去探查，果然找到一些化石碎片，便把这个线索给了安特生，安特生随即来到周口店镇南2公里处的鸡骨山，采到了一些动物化石。

　　1921年，刚刚获得古生物博士学位的师丹斯基，慕名从奥地利来到北京投奔安特生，安特生让他去挖鸡骨山。

　　不久，村民告诉他们，镇旁的龙骨山，化石更多，师丹斯基因此转移战场——下图是1921年在龙骨山发掘时拍的，图中左侧是师丹斯基，这地方就是今天周口店遗址当中的猿人洞——师丹斯基在这儿挖了2年，因为太艰难，且收获有限，便于1923年带着化石回国研究去了。

　　在研究过程中，师丹斯基确认出两枚古人类牙齿化石，他将成果汇报给安特生。到了1926年，瑞典王储夫妇访华，这位后来的国王，同时也是一位考古学家，此外还是瑞典科学委员会的会长，正因如此，当他来到北京，中国科学界举行了欢迎大会，会上，安特生发布了师丹斯基的研究成果。

　　安特生的宣布，引起轰动。北大的葛利普教授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北京人”。

　　葛利普是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1920年应聘来华任教，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他把后半生完全贡献给中国古生物学和地质学，中科院地学部的许多院士，都是他的学生，他被誉为中国地质学之父，是中国地质学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抗战期间，他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还站在地质调查所门口，阻拦日军进入。珍珠港事件后，72岁的葛利普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重获自由，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几个月后便去世了，最初葬在东城沙滩的北京大学地质学馆，1982年迁葬至海淀北大校园。

　　此次寻访期间，我先是来到地质学馆，梁思成与林徽因设计的建筑仍在，但已属于另一家学校，不对外。接着来到北大，想到墓前献束花，拍张照。遗憾的是，我从小到大，进出过无数次的校园，如今已森严壁垒。门卫告诉我，需在网上预约，我试了2次，都是秒满，没能约上，只得借用一张网上的图片。

　　一位加拿大医生，听说发现“北京人”的消息，立即找到安特生，希望展开合作。这人叫步达生，加拿大解剖学讲师，1919年应聘来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最初任神经学教授，后升为解剖科主任。

　　作为一个医学专家，步达生似乎有些不务正业，因为他对古生物更有兴趣，且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与安特生一拍即合之后，他先是找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接着又找到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由此，中美双方在1927年2月达成协议，联合发掘周口店。

　　因为步达生是带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款来的，资金充足，周口店的考古项目，在步达生与翁文灏的负责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翁文灏是我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在地质学领域，拥有N多个第一，比如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等等。早在1913年，他和丁文江等人就创办起中国地质调查所，面对由美国赞助的周口店考古，他代表政府签下条约：所有化石，均为中国所属。

　　在地质界，还有一位著名人物，叫丁文江。周口店考古项目启动时，他虽然只是名誉主持人，但毕竟是我国地质学科的奠基人，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首任所长。遗憾的是，这位博学多才的学界领袖人物，因煤气中毒，49岁就去世了，葬于长沙岳麓山。

　　在周口店现场负责的，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学家李健和瑞典古生物学家布林。下图拍于周口店考古现场，但我没能找到拍摄者的姓名——本文历史照片源于《寻找北京人》和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多数照片未标明作者。

　　就这样，展开合作后的周口店考古，在1927年进行了6个月，采集了500箱化石，其中最主要的收获，是布林在当年师丹斯基发现牙齿化石的旁边，又找到一颗牙齿化石。步达生鉴定后，认定周口店发现的化石，是猿与人中间的一种原始人类，与已发现的原始人类并不相同，于是为这个新发现起了个学名：中国猿人北京种。

　　步达生获得新发现后，前往美国，要求洛克菲勒基金会向周口店赠款，基金会同意了步达生的请求。

　　回到北京，布达生与翁文灏经过协商，于1929年年初，成立“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布达生，副主任杨忠健，科学顾问德日进，研究室隶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未来3年所需的11万美元预算，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北京协和医学院提供。发现的所有化石，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下图是刚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人员合影）。

　　简单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只负责掏钱，成果属于中国。

　　虽然有了新的组织架构，有了持续不断的慷慨赠款，可考古毕竟是慢活儿，天天蹲在野外，风吹日晒，非常辛苦，再加上一连数月没有新的发现，一些人陆续离开，周口店现场的组织工作，落在了年仅24岁、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身上。

　　裴文中是在1929年春季，接受的任务。他来到周口店镇，花了14块钱，把镇上的一家旅馆包下来（刘珍开的骆驼店），带领工人们，继续在龙骨山上发掘。

　　他们在猿人洞里，往下挖了20多米，到第9层时，古人类化石再次源源不断地出现。下面这张图，是我在20年前去周口店时拍的，当时看的很清楚。如今因为建起大屋顶，光线昏暗，无法看清考古现场。

　　挖到1929年12月2日那天，裴文中发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

　　他极为兴奋，立即拍电报给步达生：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随后，他又写信给翁文灏：尊敬的翁所长先生，今天交了好运，我们在原发掘址第9层下边发现一个洞穴，经发掘，得一猿人头盖骨。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我在现场就把它取出来并安然无恙地带回。待稍做处理，我即携此头盖骨返北京面交。

　　4天以后，裴文中将头盖骨用石膏加固、包裹之后，返回北京。临走前，请同事王存义拍了一张照片。王先生太过关注北京人的头，把裴文中的头给遗忘了。

　　步达生拿到头盖骨后，激动万分，他告诉裴文中：全世界的人类学家都应该感谢你的伟大发现，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可以流传后世了。步达生为何如此激动呢？在此之前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大都在一二十万年之间，北京人化石在50万年以上，一下子把人类的“寿命”提高了至少30多万年。

　　由于有了重大发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高了赠款金额，变得“财大气粗”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派裴文中用4900块银元，将整座龙骨山，从鸿丰灰煤厂手里买了下来——该山原属私人所有，每年发掘时，都要向厂主缴纳租金——从此，这座山归属政府，变为国家公产。

　　紧接着，裴文中在猿人洞旁边一个叫鸽子堂的小山洞里，发现了北京人用火的痕迹。

　　为了进一步证实，翁文灏把史前考古学的权威、法国的步日耶教授请到北京，这位教授经过考察，确认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人，不仅会用火，还会用石头制造简单的工具。

　　到了1933年，裴文中在靠近山顶的洞穴里，又发现了一些古人类化石，以及兽骨做成的针、穿了孔的石珠等，经研究，认定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概3万年左右，遂将其命名为山顶洞人。

　　而之前在猿人洞里发现的北京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也就是说，两个洞虽然离着很近，可住在里面的北京人与山顶洞人，差着好几十万年。

　　在周口店发现的化石，都送到位于协和医学院的新生代研究室，研究室名誉主任步达生，除了研究化石，还有协和医学院的本职工作必须完成，所以，他只能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由于长期熬夜，再加上他本来就有心脏病，在1934年3月15日，突然倒在实验室里，临终时，手中握着前不久裴文中刚刚发现的化石。

　　事实上，如果没有步达生的加入，安特生的周口店考古，不可能发展成如此之大的规模，更不可能获得美国持续多年的慷慨捐助。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想在步达生的墓前，说声：谢谢。

　　开始我以为，步达生既然是在北京去世的，墓应该在北京，但始终没找到。后来，一位友人告诉我，他安葬在家乡——加拿大。下图是当地墓园的网上资料。

　　步达生去世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派德国学者魏敦瑞来到北京，接替步达生的工作，6年后，因战争被迫离开，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写出《中国猿人头骨》等5本专著。

　　刚才说到那位法国权威，来北京做鉴定时，对裴文中极为赏识，当即决定收他为徒，并邀请他去法国深造。裴文中于1935年离开北京，周口店的现场组织工作，交给了27岁的贾兰坡。

　　贾兰坡因为经济原因，高中毕业后没进大学，但他很好学，以出色的成绩，考进中国地质调查所，最初仅为练习生，后来提为技佐（相当于今天的助理研究员），在他的主持下，周口店的发掘得以持续。

　　到了1936年11月15日，贾兰坡在一天之内，在猿人洞里发现2个北京人头盖骨，几天之后，又发现了第3个头盖骨——下图是11月26日，贾兰坡发掘第3个头盖骨的现场照片。

　　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37年3月，贾兰坡回到周口店，继续主持发掘。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战争的降临，使得持续10年的周口店考古项目，无可奈何地落下帷幕。

　　贾兰坡率大批技工返回北京时，最初有26人留在周口店，随着日军逼近，局势恶化，人们陆续逃离，最后只剩下3位技工：赵万华、董仲元、萧元昌。不幸的是，他们在1938年5月3日，被日军绑走，11日在房山县城西门外，被日军杀害。

　　说到这儿，周口店的故事告一段落。接下来，我按照化石的行进路线，前往北京协和医学院。

　　第2站：协和医学院。

　　从周口店遗址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行车56公里，开始的一段路是京周路，在阎村转上京港澳高速公路，过路费6元，全程历时1.5小时。

　　协和的源头，是1861年出现在英国驻华公使馆旁边的一家小诊所，正式名称叫伦敦布道会北京华人医院，也就是说，它最初是个教会医院。3年后，医院搬到东堂子胡同西口的一座庙中，因为庙前有两根旗杆，人们将其称为“双旗杆医院”。后来，这家医院又办了一所医校，由于其它教会也把自己的传教士送来学习，医校因而呈现出“合办”的局面，故更名协和医学堂。1906年，协和医学堂在东单北大街路西，建起一座新楼，起名娄公楼——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后，就在娄公楼里办公。可惜，这楼在1986年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