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家小子，曾吃了上顿没下顿，且数次辍学。为了念书，两个姐姐甚至把多年积攒的首饰全部典当出售，供弟弟上学。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这样一位穷小子最后结局却出乎众人的预料，他凭借自己的刻苦勤奋，以及时刻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优良作风，最终官至正国级领导人。

吴同志的童年记忆

1938年8月，吴同志生于江西省余干县乌泥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余干位于鄱阳湖的南岸，古称干越，秦时置县，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算是个鱼米之乡。

可对于吴家而言，生活极度贫困，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年到头饭桌上没有半点荤腥，半个红薯都能让孩子们高兴半天。

5岁之前的吴同志没尝过肉的滋味，有的只是喝不完的稀菜饭。一次，吴家一邻居举办婚宴，老年间的红事和白事，大多都是在露天举行。一位赴宴的客人不小心把碗里的粉蒸肉撒在地上。

“母亲忙不迭地把地上的肉捡起来就往我嘴里塞，还把沾上草土的饭也抓起来吃，甭提有多美味了”，这是多年以后的吴同志回忆此事时的感叹。

这份来之不易的“嗟来之食”令吴同志记忆犹新。

因为靠近鄱阳湖，余干县常年遭水淹。有一年大圩倒塌，吴同志家里的田地全淹了，不仅颗粒无收，还要给地主交租。

没办法，父母只好把谷子打碎，与糠一起加野菜煮了吃。这样的东西连猪食都不如，可不吃就得活活饿死。孩子们消化能力差，吃了这个东西几天拉不出大便，肚子胀得难受。

这一不堪回首的记忆，同样让吴同志难以忘怀。

没得吃不说，从7岁起他便开始下地干活，放牛、除草、犁地、车水，十几种农活他样样都会干。8岁时，父母省吃俭用，把他送进了私塾念书。吴同志不负众望，仅用了两个月时间便背会了《千家诗》《百家姓》，受到老先生的交口称赞。

好景不长，只上了一年私塾，因为家里过于贫穷，吴同志只好终止学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随之进行土地改革，吴同志家里的日子才算好过了些。

1950年秋，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吴同志认识了一位姓詹的老师。通过交谈得知，现在党有新的政策，若家里条件实在贫困，可以交些米充抵孩子的学费。这一消息令吴同志欣喜若狂，他连忙跑回家，向父母明确请求继续上学。

父母还是不愿意，二老认为读书没用，倒不如尽早下地干活，一辈子当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没什么不好。

吴同志怀揣着对学习的渴望，仍旧不死心，“偷”了家里的几升米，一溜烟跑到学校去报到。就这样，中断了三年学业的吴同志得以继续念书。那时的他已经12岁，之前只上过一年的私塾。

在学校的安排下，吴同志成为一名四年级生。上课时，语文课本里的许多字他都不认识，更别提什么算数或其他一些新开办的科目，导致常常跟不上课堂的进度。

这当然难不倒吴同志。在校时，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与机会，询问老师或成绩较好的同学，课外通过自学，慢慢把进度赶了上来。一年不到，他就从四年级跳到了五年级。五年级下学期，吴同志已经补完了此前所有落下的进度，且学习成绩已经名列班级前茅。

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

1952年年底，吴同志小学毕业后被父母强制留在家里劳动半年。1953年夏天，吴同志与村里另外两位同学考取了余干中学。不仅如此，因为吴同志家庭条件贫困，学校还给他评了丁等助学金，每个月有3.6元。

这下子，吴同志认为自己再也不会辍学，可冰冷的现实又让他失望了。升入中学不到两个月，老师却公布要停吴同志的伙食。虽然吴同志每个月有3.6元的助学金，却不够交伙食费，若是想继续上学读书，就得把伙食费的差价全额补足。

无奈之下，饿着肚子的吴同志与另一位同学连夜回家筹钱。父母得知吴同志是回来要伙食费时，也是一脸无奈，母亲只好把家里所剩不多的红薯卖了三角七分钱，全部交给吴同志。三角多钱对于吴同志的伙食费差价犹如杯水车薪，现实让他彻底失望。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吴同志找到班主任张老师，把自己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老师说了一遍。张老师心地善良，他积极向学校领导反映，最终余干中学决定将吴同志每月的助学金从原先的3.6元涨到5.4元。

有了张老师的支持与帮助，吴同志得以继续念书。

屋漏偏逢连夜雨，1954年夏，江西余干爆发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家里的田地、房屋尽数被淹，一无所有。别说吴同志的伙食费，连一家几口人的吃穿用度都成了问题。父母与姐姐都劝他不要读书了，尽早回家干活。

但吴同志态度坚决。母亲无可奈何，只好把两个女儿多年积攒的首饰拿去典当出售，换得了10元4角钱，总算给吴同志交上了新一学期的学费。

其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有一年暑假，吴同志回到家里后，整日把自己关在家里念书看书。洪水退去，每家每户都得整理田地，杂活特别多。吴同志的父母年岁已高，劳动起来很吃力。

尽管如此，父母与姐姐还是尽量不去打扰吴同志，让他安心读书。倒是爷爷看不下去了，冲到房里怒骂吴同志：“你都这么大了，还不去帮帮忙，看你的父母都累成啥样了！”

吴同志丝毫不客气地回顶：“您和我父亲每年都这么忙碌，为什么还这么穷？我不去，我要抓紧时间看书，我绝不和你们一样，把自己的命运和走向全部托付于老天，我要用知识改变命运。”

这番话虽在旁人听上去，有些不通情理。但对于当时的吴家，亦或者说世界上大部分穷困人家而言，若想将来出人头地，最直接的一个办法便是把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让他用功读书，通过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吴同志是这么想的，他同时也是这么做的。

1956年，已经升入初三的吴同志学习成绩排名整个学校的前列。这一年夏天，吴同志面临了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初三毕业后他原本想报考师范类学校，因为上师范学校不要钱，毕业后还能包分配工作。

可班主任张老师极力劝说吴同志一定要继续上高中，最后上大学甚至考研，这样才会有更大的出息。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为了打消吴同志的顾虑，张老师还找到了刘副校长，通过学校出面报请江西上饶专区教育局，同意保送吴同志到鄱阳中学上高中，每年发放甲等助学金。没有了生计的后顾之忧，吴同志所有的时间与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业上。

高一时，他已经自学完了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到了高二，吴同志开始自学大学的数学，仅用两年时间他就学完了微积分、概率论、复变函数、偏微分方程等等课程。每次考试他总是能获得满分。

正当吴同志在学习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进时，他的身体又出现严重问题。高二上学期时，吴同志偶染伤寒，有一周左右高烧甚至达到了40度不退。鄱阳中学的孙守谦校长立即请求县委书记批准给吴同志用氯霉素。

因为这种药当时非常稀缺，咱们国家生产不出来，需要花重金去别的国家甚至黑市去购买交换。通常而言，只有给国家作过特殊贡献的人才能使用这种药。按照当时上饶地区的医疗条件，若吴同志不能在短时间内使用氯霉素，这条命很有可能就会交代。

船到桥头自然直。在孙校长与县委书记的共同努力下，吴同志最终分多次服用了18颗氯霉素，住了近一个月的院，这才侥幸捡回一条命。因为家里没钱，医院的治疗费都是学校想办法进行报销，这件事也令吴同志终生铭记在心。

他无时无刻不感念共产党、县委书记、孙校长、医务人员的关怀和努力，如果没有他们，也许吴同志早就离开人世。

在住院的这段时间，吴同志还意外收获了爱情，他与一位同班同学张锦裳正式确立关系。

临近高考毕业时，吴同志又面临了人生重大选择。女朋友建议他不要选工科类的专业，也不要选清华、北大这些重点大学，把目标降低一些，选择去一些南方省会城市的大学。

吴同志却不听女朋友的劝，他与班主任薛老师商议后，第一志愿填报清华大学的工科，并且不服从调剂。得知此事后，张锦裳立即找到他，劈头盖脸便是一顿说：“你万一考不上清华大学，这辈子就算耽误了。”

平时对女朋友百依百顺的吴同志，此时态度异常坚决。他把脸一扬，倔强地回道：“清华大学总要招人，别人能考上我一定也能考上，如果考不上我就回家种田！”

一个多月后，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余干县石口乡政府。吴同志高兴地跑了4公里路，到了乡政府去领录取通知书。拿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第2天，他又赶到了余干县城，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女朋友张锦裳。

吴同志用这一封自己十余载血和泪换来的通知书，作为最好的求婚礼物。

不过，从江西到北京的路费还有学杂费，又成为摆在吴同志面前的一大难题。在亲朋好友的共同帮助下，吴同志带着80斤粮票与66元，从鄱阳坐轮船到南昌，再乘火车，于1959年9月8日到达北京前门，正式前往清华大学报到。

后来的吴同志一路顺风顺水。他虽出身贫寒，从小历经磨难，为改变命运、实现抱负，从小就立志发奋读书。不管是大学毕业后到工厂做技术员，还是后来身居要职，始终坚持读书学习、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爱好读书的习惯也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