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5日，粟裕在北京病逝。

中央尊重他的生前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葬礼。

而对于这位战功彪炳的大将，中央在讣告中极尽赞美，更是将“尤擅大兵团指挥作战（毛主席对粟裕的称赞之语）”写入了其中，要知道即便是刘伯承、徐向前等元帅去世时都未曾有此评语。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此时的粟裕身上仍是有“帽子”的。而这顶“帽子”更是直到他去世10年后的1994年才被摘掉，即便这一期间邓小平、叶帅都曾有明确表态。那么为何粟裕平反会如此困难？

谈及此事，粟裕的秘书鞠开曾直言不讳的表示：“他对粟裕老首长有成见”。这个他是谁，其中又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1958年5月，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的背景深受苏联“朱可夫事情”影响，因此对个人主义、教条主义的批判也成为了会议的主题。

当时萧克、李达、刘伯承、粟裕等人都遭到了批判。粟裕作为总参谋长，被扣上“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帽子，对粟裕的批判具体表现在他导致“将帅不和”、“擅权越权”、“里通外国”（具体的“罪名”可看文末参考资料）等。而这也让他遭到了撤职、降级，并在会议上前后做了八次检讨，最后是毛主席发话才算保下。这一“罪名”也直接伴随了粟裕的后半生，直到36年后的1994年平反才算抛去。

在被毛主席保下后，粟裕又在国防部、军事科学院等单位任职，期间还曾率团访问法国、刚果等国家。

1975年，他当选了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77年，又被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8年，中央着手处理冤假错案，邓小平表示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次年，在粟裕看望叶剑英时，叶剑英也表示要为粟裕遭受的错误批判平反。眼看着摘帽有望，粟裕大喜过望，随即也向中央写信申诉。

之后就连胡耀邦也曾亲自过问，不过平反工作还是寸步难行。为何呢？原因很简单，卡在了总政治部（为此，胡耀邦后来还特意批示直接绕过了总政治部）。

总政治部又为何不肯出报告呢？关于这件事，粟裕、叶剑英都曾致电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涉及太多的人和事，一时难以做出决定。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渭汉后来则表示办得并不顺利，言外之意可想而知。

是谁阻挠呢？记者张雄文曾在对粟裕秘书鞠开的采访中谈及。

“他对粟裕老首长有成见。”

“解放战争中，因为老首长用他的部队打阻击打得多，阻击战损耗大、缴获少，导致他有意见。”

“他还在《黄桥决战》电影中不准提及粟裕名字。”

……

黄桥战役发生于1940年，陈毅、粟裕率部歼灭国民党顽固派1.1万余人，俘虏3800余名。可以说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

电影中没有粟裕，显然是不行的，因此便用了谷盈代替——“粟就是谷，裕就是富裕，盈就是多，谷盈者粟裕也”。

话到这里，“他”显然已经指向了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但我们同时有必要说的是，鞠开的话未免有些“过激”。

首先，《黄桥决战》中粟裕将军不能具名也恰恰是因为粟裕身上还有帽子未能摘下，规定的就是此中情况，文艺作品中自然也就不敢实名。

另一方面，韦国清将军曾担任华野二纵司令等职务，其麾下二纵也确实尤擅阻击战，粟裕作为上级也确实曾多次令其担任阻击任务，一如宿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等。

但因此就说韦国清就对粟裕有意见也是不妥的，因为这并不成因果关系。遑论在之后的1987年粟裕恢复部分名誉时，韦国清也并未阻拦、反对。总结起来就是当时粟裕平反确实牵扯很大，一时很难做出决定，总政的说法是有支撑的。

1993年，金冶、谭肇之、秦叔瑾等同志联名向中央提议给粟裕平反。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张震认为平反时机到了便与刘华清（同为军委副主席）推动粟裕平反。

张震、刘华清都曾与粟裕共事，因此对粟裕也多有了解，粟裕还曾解救过张震。有了二人的支持，平反工作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1994年，刘华清、张震发表了《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其中也明确的指出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粟裕的错误批判是一个失误。

粟裕也在去世10年后，终于摘掉帽子。作为战神，粟裕将军当之无愧，但不得不说的是在人际交往上也是他的弱项，也导致他在平反时困难重重，好在他终究是得以平反。

参考资料：

《彭德怀全传》《世界风采》

《眼底吴钩：说不尽的粟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