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字，拿笔写，不过眨眼之间罢了。但若是用刀刻，最优秀的刻工，尽一日之力，也刻不了百字。单单比较效率，笔写完胜刀刻。但先贤们却偏偏选择了刀刻墨印的方法传承典籍，看似功夫费了百倍，所得仅一字，实则充分体现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智慧。
寓目万物，谁能躲开时间的淘洗。如果没有雕版印刷，只靠手写，哪怕日抄万言，一辈子功夫，你能拥有几本书？而区区之书，又能流传多少年？何况抄写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千奇百怪的错字、遗漏呢！而雕刻版面，在初期确实需大量的人工和材料，但雕版完成后一经开印，比之手抄，其效率何止高千万倍。
在人类文明史上，作为唯一一个文化传统从未间断的文明古国，中国几乎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重要事件及其文化形态都载入史册。究其原因，完善与统一的语言文字是重要的基础。而被誉为四大发明的造纸术、印刷术，以及由此发展的印刷与出版行业，对以文字为载体的典籍文化的使用、保存和积累有着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雕版印刷，仅凭有限的手抄本，如何将我华夏煌煌典籍广泛流布；如果没有雕版印刷，将以何种方式来开启民智、传承中国百代之道统；如果没有雕版印刷，又何以在数千年时间里持续不断地褒颂忠烈、贬黜奸佞。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到了宋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刻印全部5048卷的《大藏经》，雕版13万块，十三年后的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版成进上。由此，雕版印刷发展到全盛时期，将大量的人工从枯燥的抄写里解脱出来。
倘若实地观摩一下雕版印刷的全套工艺流程，相信你不难看出其综合了写样、校对、刻版、刷印、装订等步骤，可细分为几十道工序的完整体系。如此复杂的传承技艺，首先便体现出和谐的规整性。
（一）雕版印刷之和美
如果说自上古以来约三千多年的文化发展，为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规范的文字、雕刻技术、图文转印术等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到了隋唐，国家一统，政治开明、文化繁荣的社会氛围下，人们对书籍产生了大量需求，雕版印刷术已呼之欲出了。
唐代中后期，民间普遍使用雕版来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印刷的《金刚经》（被英国人从敦煌盗走，现藏於大英博物馆）。唐长庆四年（824），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说：“…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模勒”即“模刻”。可见到九世纪初，印刷术的应用已由佛教咒语而扩大到人民喜欢阅读的诗歌方面去了。
五代时期，不仅民间盛行刻书，政府也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遗憾的是，这些经籍经历多次“书厄”，终于万千难存一二。及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技术臻于完善。校勘精细，刻印精良，纸墨上乘的宋版书，展现了宋人对极致审美的追求——将对称、比例、配色等元素融入版式、布局、字体、装订等各环节，无处不在的艺术化意蕴，诠释了内韵与外形的完美和谐。后人对宋版念念不忘，让它赢得“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名，被历代文人与收藏家奉为空前绝后的书中典范。到元、明、清三代，官刻、家刻、坊刻交相辉映，盛极于世，所刻书籍，不可胜计，遍及经、史、子、集四部。
作为一项中国古人最重要的技术发明之一，雕版印刷凝聚起造纸、制墨、雕刻、摹拓等几种优秀的传统工艺。它开创了信息复制技术的先河，为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方法。
（二）手工写样之秀美
写样是雕版的第一道工序，是由善书者用毛笔将书稿誊写在宣纸上，以楷、宋两体为主。中国雕版的早期作品，从唐五代起，历两宋、元，直至明初，都是楷体写刻本。直到明正德、嘉靖，才出现“宋体字”。其书写技法遵循历代师徒相传的六笔头歌诀：“横平，竖直，点似瓜子，撇如刀，勾如皂刺，捺如锹。”
宋版书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在于年代久远、存量稀少的缘故，也在于其字体端庄大方、字与字之间气韵顺畅，整篇的编布与宋代书法艺术一脉相承。宋代后期，写工和刻工在长期的磨合和探索中，逐渐总结出一些经验技巧，在笔画形态上透露出楷体行业化的特点，也就是由楷体向宋体转变的“过渡仿宋体”。由此诞生了宋代印刷体，其在不刻意、不成熟处留有质朴天然的韵味，与后代成熟的仿宋体相比较，显然更加浑然天成，让人读之神清气爽，进而爱不释手。其端严处干净利落、方正疏朗；其茂密处纤细连带，动感流利；其古拙处瘦硬稳重，扑实有韵；其清雅处楷意秀媚，布白得当；其潇洒处气势连贯，毫无匠气。
清渠来活水，现代字体设计更应追本溯源。从古籍字体中探寻最富韵美的文化精髓，这也是当代设计师们心照不宣的共识。真正意义上的古为今用，就在于汲取传统刻本之营养，探求书法艺术之灵感，经典的铸就总是蕴含着有所追求的审美态度。
（三）木刻刀工之精美
倘若刻坊财力雄厚，能延请书写名家来手写上版，这种整体写就、一气浑成的版面，具有流动的书法韵味。即所谓“写刻”，乃是古籍刻本中的精品，让人一卷在手，而舒朗悦目。
雕刻工艺，是整个雕版印刷技艺的核心所在，其过程有点象刻印章，只不过刻的字比较多罢了。刻工将抄写工整的书稿粘贴在一定厚度的平滑木板上，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画清晰可辨。这时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刻刀刀头就派上了用场。刻版要领，是先紧挨着每个字迹的四周刻出一条细线来，行话叫“发刀”。然后再把内外线条中间需要空白出来的部分铲去，这种分毫不爽的刻法叫“挑刀”。刻出来的字要突出约1/8寸，然后用半圆刃的凿子挖去一切多余部分，叫“打空”。初刻后还要用小的直刃刻刀细细修整，使浮雕的线纹清晰醒目，叫“拉线”。最后再沿着印版四周的边栏把多出的部分继续刨平，这样整面雕版工序才算完成。
雕刻印版的过程中一般要校对四次。前两次都在纸稿上，后两次却是在印版上了。如果印版上有错误，或不慎刻断一根线条时，可以进行修复。对于那些轻微的小错，用钉凿的锋刃挖成凹槽，然后把一小块楔形木料轻轻嵌入。如果出现较大面积的错误，则需将其挖去镶入同样大小的木块，后补上的木块也要先磨光表面，再重新镌刻。
每一个优秀的雕刻大师，都要付出辛劳的汗水，去练习高难的刀法；都要经历时光的磨砺，去掌握随心的节奏；也唯有如此，才能练就纵横“雕版江湖”的绝顶秘技。
（四）饾板刷印之华美
印刷环节的“先刷后印”的实际操作程序，让人们知道了汉语“印刷”这个词的实际所指应该是“刷印”，所以，这套传统工艺的保护与传承，是有它具体而微的文化意义的。
雕版印刷开始只有单色印刷，五代时有人在插图墨印轮廓线内用笔添上不同的颜色，以增加视觉效果。元至元六年（1340）江陵资福寺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其经文是红色，注解为黑色，这是现存古书中最早的彩色套色印本。
大约明万历三十三年前后（1602—1606），徽州有了分版套版的技法。即将不同的颜色用不同的版来套印，也就是分版分色。到天启六年（1626），江宁人吴发祥于南京刻印彩色套印本《萝轩变古笺谱》。这种技艺按照彩色绘画原稿的用色情况，经过勾描和分版，将一种或几种颜色分别雕在数块小版上，然后再依照“由浅到深，由淡到浓”的原则，逐色套印，最后完成作品。这种分色印版类似于“饤饾”（即将食品堆迭摆在盘中），所以明代称这种印刷方式为“饾版”印刷。
郑振铎《重印〈十竹斋笺谱〉序》中曾评价饾版印刷“或恬静若夕阳之明水，或疏朗开阔若秋日晴空，或清丽若云林之拳石小景，或精致细腻若天方建筑之图饰，隽逸深远，温柔敦厚，表现现实或不足，而备具古典美之特色。” 饾版印刷的出现将我国古代的印刷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被誉为雕版印刷的“神功之作”。
（五）装签函套之典美
作为雕版印刷的最后一个步骤，装订部分所包含的工序最多。这是因为传统线装书册结构非常复杂，光是认清纷繁的名目如书衣、书签、封面、封里、扉页、衬页、书脑、书背、书根、书角等，就足以让外行人头晕眼花。而且除了最常见的线装书以外，印刷史上还有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等多种装帧方法，都曾流行于一时。
人们熟悉的线装书始于宋代，通行于明代中叶，至清初而大盛。这种装帧形式，便于翻阅，不易破散，在我国书籍传统装帧技术上是最进步的，故而一直流行了几百年。如今“线装书”已成为我国古籍的别称。论其源，它是从元末明初盛行的包背装发展而来，故折页方式与包背装相同，版心亦是向外，且于书脑上有打眼并加纸捻固定，书衣则有环筒式，与扣皮式两类，将书衣裁折成与书页大小一致，前后各置一张书衣，于书脑上打眼穿双根丝线缝制成册，一般书籍皆以四眼缝法，遇到较大的版本，为了保护书角尚有六眼缝法与八眼缝法，更有讲究者，于书角处包上绫绢，谓之包角。这一气呵成的操作后，书籍已然成形，在藏青色封皮左上角，贴上竖式的题签，并于其上书写书名和卷册别，以资识别该书。此签条乃古籍线装书的头面，古人向来十分注重，皆以毛笔书写，更有甚者为追求书法艺术之精妙雅致，乃邀约名人、名家书写，亦足以自赏娱人。
俗话说：书之有装，亦如人之有衣。古籍成书后一般使用函套存放，不仅保障书册寿命、还提供排架方便。依传统观赏习惯，青布或锦绫函套与古籍皆很配，一古朴、一典雅，别具情致又相映成辉。
至此，一份静雅气息便悄然从书页间散发出来，随手翻阅，柔纸、温香，如兰之馨，如茶之淡，如流云之裳，如余韵之琴，久而弥醇。从初之目视，至渐入深心，欣于形而滋于神。既开卷有益，乃抚卷叹曰：春在笔端，而艺在雕版矣！回眸匠心孜孜，雕版印刷久久为功：模板，细腻明净；写样，圆熟精好；上板，字清姿妙；刻工，俊爽细致；印刷，一气浑成。真正是：一套雕版，万千书卷，照亮知识之路，涵养时代气质。
曾经匆忙的我们，只顾找寻未来的方向，却渐渐将过去丢在远方。幸运的是，今天还能看到这穿越千古的雕版文字，横、竖、钩、提，点、折、撇、捺，每一划皆铬刻下汉文化的骨骼，它们将散落在时光长河中的珠玉聚拢，悠久了五千年文明，璀璨了中华文化。
作者简介：张明，扬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供职于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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