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瓢居二王帖》，框高22.4cm，宽13.4cm；每半叶4行，字数不等；白口，四周单边。存中卷一、二。中卷一缺六帖，残三帖；中卷二24帖全。二王帖自宋以来，在选帖、体例等与南宋许开《临江二王帖》一脉相承者唯明代汤世贤《兼隐斋二王帖》、明代董汉策《吴江二王帖》、清代俞良贵《俞氏二王法帖》三家。《一瓢居二王帖》与三家同版。《一瓢居二王帖》为《裹鲊帖》“佳”字不残本，其它三家都只残存“亻”旁，刻帖时间至少在《兼隐斋二王帖》之前；研究表明，同版刻在《兼隐斋二王帖》之前的只有《临江二王帖》。除此两点外，在内容与版刻形式上的鉴定也表明，其与宋版宋刻的特点完全吻合。由此可以判断，《一瓢居二王帖》就是宋版宋刻的介于《临江二王帖》与《兼隐斋二王帖》之间的《二王帖》。

图1

一、为什么将佚名《二王帖》残本称为《一瓢居二王帖》。

吟香居士所藏佚名《二王帖》残本，框高22.4cm，宽13.4cm；法帖每半叶4行，字数不等；评释每半页10行，23字；白口，四周单边。存中卷一、二（图1）。中卷一前缺《知问帖》、《阔别帖》、《诸贤帖》；尾佚《朱处仁帖》、《盐中帖》，残《热日更甚帖》；中间失第十六页，残《赈民帖》、《豹奴帖》，缺《奉橘帖》。中卷二24帖全。

吟香居士因自颜其居曰“一瓢居”，故将此帖称为《一瓢居二王帖》。

二、同版《临江二王帖》者，迄今之前只有四家。

《临江二王帖》，八卷，南宋许开辑，开禧元年（1205）刻本。平均框高22.4cm，宽13.4cm；法帖每半叶4行，字数不等；评释每半页10行，23字；白口，四周单边。

经研究了解，“二王”书帖自宋《淳化阁帖》以来，刻者甚多，公私刻帖并举，转相翻摹镌刻，不可究诘。在众多刻帖中，据前贤研究成果总结，迄今之前，选帖、体例等与宋代《临江二王帖》同版者还有明代汤世贤《兼隐斋二王帖》、明代董汉策《吴江二王帖》、清代俞良贵《俞氏二王法帖》三家共四家而已。

吟香居士所藏《一瓢居二王帖》，其框高、叶宽、半页行数、字数，选帖、体例等与宋代《临江二王帖》如出一辙；不同的只是《临江二王帖》为阴刻石版拓本，其宋刻宋拓孤本《二王帖卷下.大令卷》残本，民国间上海艺苑真赏社出版过珂罗本（图3），1996年9月入藏上海博物馆（马成名著《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而《一瓢居二王帖》系阳刻木版印刷，从而将同版《临江二王帖》者由四家改成了五家。

图2图3图4图5

图6

三、《一瓢居二王帖》为“佳”字不残本。

同版五家《二王帖》，中卷第十帖《裹鲊帖》第四字“佳”，除《一瓢居二王帖》不残外（图2），其它丛帖都只残存“亻”旁（图4汤刻、图5董刻、图6俞临），至少说明《一瓢居二王帖》刻帖时间在明代汤世贤《兼隐斋二王帖》等诸帖之前。至于《一瓢居二王帖》何人何时所刻、为何又是木刻法帖？有待进一步商榷。但其系“佳”字不残本，则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下限：即刻帖时间在明代汤世贤《兼隐斋二王帖》之前。

《一瓢居二王帖》为何又是木刻法帖？我倒觉得这是时代的需要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木刻神速、易利。进入宋代以后，雕版印刷成了书籍生产的主要方法，故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流通之宽，版印之精，规模之大，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一瓢居二王帖》应时而生，应需而刻，自然首选木刻，极大地方便了当时的读书人。故宋人集刻《一瓢居二王帖》的可能性最大。因是私刻，特别是印数多了以后，漫患在所难免。

至于后来刻帖为什么又改为石刻，或许是二种材料刻法后的效果不同，才让刻帖者精益求精，更倾向于石刻碑拓！

四、《一瓢居二王帖》是《俞氏二王法帖》的母帖。

《临江二王帖》是祖刻，是《兼隐斋二王帖》的母帖；《兼隐斋二王帖》是明代董汉策《吴江二王帖》的母帖；传《吴江二王帖》是清代康熙年间《俞氏二王法帖》的母帖（姚衡鉴定图7）。实际上《吴江二王帖》并不是《俞氏二王法帖》的母帖，《一瓢居二王帖》才是《俞氏二王法帖》的母帖。其理由有四：

图7图8图9

图10

一是行文格式不同，框刻有异。董汉策《吴江二王帖》（图9）帖题下均未用小楷标明出处，而俞刻（图8）则予标明。这与前人研究《清江二王帖》的成果“帖名下标明出处”相符，与《一瓢居二王帖》行文格式相同（图10）。又如《俞氏二王法帖》，每帖帖题下、帖尾，除极少数帖（知问帖）外均刻有框，看似画蛇添足之举，实则是供习者评释或感悟法帖之用，而董刻则无。此举与《一瓢居二王帖》相同，只是《一瓢居二王帖》框内内容丰富，大多有习者法帖释评。

二是体例不同。董汉策《吴江二王帖》只分为三卷三册，每卷内羲之、献之相杂，颇不科学。而俞良贵《俞氏二王法帖》体例清晰、分类科学。全书共分为四卷四册，上中下三卷俱为法帖，上卷、中卷为王羲之书法，下卷为王献之书法，附卷为目录及评释。这也与前人研究成果《临江二王帖》的体例相符，并与《一瓢居二王帖》体例相同。

三是谬误不同。俞刻众多的书写谬误，董刻几乎秋毫无犯，如俞刻《雪晴帖》中将晴写成了“睛”等（图11）；董刻的“重大”失误，俞刻也未同犯。最为明显的是董刻《服食帖》只有二页半，缺第三页“此会再举难也，君便可，以仆书示之，但俗多恠，且在草泽者，为尔扇动、纵任，恐恶之”32字（图12）；但《俞氏二王法帖》（图13）与《一瓢居二王帖》（图14）一样完整无缺。

图11图12图13

图14

若俞刻母帖为董刻《吴江二王帖》，此错临识时当不可避免，何况俞良贵本就治学不严。或许董刻《服食帖》缺第三页只是拓藏失误，但丝毫也不影响俞氏所临二王帖母本绝非董汉策所刻《吴江二王帖》的事实。

细察五家二王帖，《俞氏二王法帖》与《一瓢居二王帖》不但在行文格式、框刻、体例、字体等方面如出一辙，就连重大失误亦相同。如《俞氏二王法帖》中，中卷卷一卷末漏刻《朱处士帖》、《盐井帖》二贴，但两卷页码依然连续。这说明《一瓢居二王帖》就是《俞氏二王法帖》临识的母帖残本。

四是两家二王帖《目录评释》字体风格不同。董刻目录评释小楷字体，没有以汤刻《兼隐斋二王帖》为母帖，乃时人彭履道应董汉策所请，完成其伯父旧盟，重新书写用石板刻成；用笔简洁圆润，颇有魏晋遗风。此事在董刻评释卷后彭履道有详细跋语（图15）。俞刻则瘦硬方正、如刀刻斧劈，棱角分明，风格截然不同；卷尾言明“康熙十八年己未岁次阳月既朔星溪俞良贵临识”（图16），且系木刻，字体风格与宋人刻书绝似，又与《一瓢居二王帖》风格绝同。

图15

图16

故此，俞氏所刻《二王法帖》母帖绝非董刻《吴江二王帖》，亦非汤刻《兼隐斋二王帖》（体例不同），更非《临江二王帖》，因为此时《临江二王帖》只剩残本《大令卷》，无法为母，而是另有他本。他本，无非《一瓢居二王帖》而已。因为浩荡历史长河中，除此五家外，更无他家辑刻此版《二王帖》。虽然《一瓢居二王帖》世多不传，但是并非绝对无存。而留存本《一瓢居二王帖》即俞刻母帖也，或许此帖留存本即为星溪俞良贵所藏，只是秘不示人而已。

五、《一瓢居二王帖》不是《俞氏二王法帖》的子帖或孙刻。

《一瓢居二王帖》在行文格式、字体风格、体例与失误等方面均与《俞氏二王法帖》相通，大部分读者都会将其疑为《俞氏二王法帖》的子帖或孙刻。毕竟二者皆为木刻法帖，而《一瓢居二王帖》又面世在后。但仔细比较，二帖差异颇大。

《一瓢居二王帖》若为《俞氏二王法帖》的子帖或孙刻，它展现出来的摹刻水平就不可能高出俞刻，“以讹传讹”，这是传摹的基本准则。《一瓢居二王帖》是“佳”字不残本，而宋刻《临江二王帖》之后所见的《二王帖》（含《俞氏二王法帖》)中，《裹鲊帖》第四字“佳”都只残存“亻”旁。

《一瓢居二王帖》若为《俞氏二王法帖》的子帖或孙刻，那么它的中卷二《胡桃帖》就不会在刻帖时，文中漏刻二字，即“胡桃”后漏刻一“药”字，“要也”后漏刻一“是”字；《雪晴帖》的“晴”字就应该像《俞氏二王法帖》一样刻成“睛”字......诸如此类错误，举不胜举。所以，《一瓢居二王帖》从学术逻辑上断定不会是《俞氏二王法帖》的子帖或孙刻。

何况《一瓢居二王帖》经鉴定确认为“佳”字不残本，刻帖时间自然还在明代汤世贤《兼隐斋二王帖》“佳”字“亻”本之前，不可能是《俞氏二王法帖》的子帖或孙刻。

六、《一瓢居二王帖》不是许开《临江二王帖》残卷，其刻帖时间介于宋代与明代《兼隐斋二王帖》之间。

既然《一瓢居二王帖》为“佳”字不残本，刻帖时间还在明代汤世贤《兼隐斋二王帖》之前，那到底为谁所刻呢？浩荡历史长河中，辑刻此版《二王帖》的已知四家：临江许开、兼隐斋汤世贤、吴江董汉策、洋溢堂俞良贵；这四家中，没有哪一家与《一瓢居二王帖》雷同。由此推断，《一瓢居二王帖》自成一家，不是许开《临江二王帖》残卷，或系宋版、或为元刻、或乃明梓。《一瓢居二王帖》或许还有他本藏在民间；亦或有本流失海外，不足为奇。毕竟中外民藏浩瀚如海，难以统计。

七、《一瓢居二王帖》从内容与形式上综合鉴定，系宋版宋刻。

1、从内容上看，《一瓢居二王帖》系宋版宋刻，绝非元刻或明梓。

其一，五家《二王帖》中，中卷第十帖《裹鲊帖》第四字“佳”，除《一瓢居二王帖》不残外（图2），其它丛帖都只残存“亻”旁（图4汤刻、图5董刻、图6俞临）。

其二，《一瓢居二王帖》中卷二《胡桃帖》刻帖时，文中漏刻二字，即“胡桃”后漏刻一“药”字，“要也”后漏刻一“是”字。明代汤世贤《兼隐斋二王帖》刻行时，漏刻即予补刻（图17、图18）。

图17

图18

一这两点都说明《一瓢居二王帖》刻帖行世的时间比嘉靖丁未闺（1547年）九月朔摹勒上石的《兼隐斋二王帖》早。

其三，据史可考，同版二王帖只此五家，因此《一瓢居二王帖》系《临江二王帖》的母帖或子刻。研究证明，做为《临江二王帖》的子刻《兼隐斋二王帖》没有出现许多无妄的刊刻错误；而《一瓢居二王帖》如果做为《临江二王帖》的子刻，则有很多与其母帖迥异的地方，如上述的《胡桃帖》掉“药、是”二字，《裹鲊帖》后缺刻工姓名，文中又掉一“钦”字，故其刻帖时间可能比《临江二王帖》要早，反而系《临江二王帖》的母帖之一。

其四，为什么说《一瓢居二王帖》系《临江二王帖》的母帖之一呢？许开在其辑刻的《临江二王帖》题跋，言明了摹刻此帖的原委，“取其所可喜，不肖其所不同，二王帖于是刻石。”说明《临江二王帖》乃是精刻，乃是其为清江守时，取散见于各帖之王義之、王献之书法精品，汇刻成册。自然不会出现母帖之一《一飘居二王帖》中浅薄的错误。

其五，既然为母帖之一，则《一瓢居二王帖》刻帖时间比南宋刻《临江二王帖》还早，系宋版宋刻无疑，更是同版《临江二王帖》的祖刻。

2、我们鉴定宋刻本，除了从内容上去考证外，还要从形式方面去认定。《一瓢居二王帖》虽然缺少鉴定版本的一些重要客观依据，如原帖的序、跋、牌记、印记、刻工，但其本身具备了宋代版刻的一些重要的独特风格，系宋刻无疑。这些独特风格主要表现在版刻特征上，主要包括刻书的行款格式、字体、墨色、避讳、纸张及装祯等方面。

从版式上看，宋代刻书，前期多白口，四周单边；后期的多白口，左右双边，上下单边，少数四周双边；南宋后期刻书，方出现细黑口。《一瓢居二王帖》，白口，四周单边；每页四行，字数不等，符合宋代刻书的版式特点（图19）。

图19

从字体上看。历代刻书的字体总体发展趋势是从书写体走向版刻体，从现存认定的宋刻本上可以看出。至中后期，在地区上表现出来的字体差异更大。浙本方正整齐，刀法圆润，笔画粗细相差小，采用欧柳虞笔法者多；建本隽丽宽博，横细竖粗，横画向右上微斜，近于颜体；蜀本字体横扁，撇捺遒长，笔法介于浙建之间。江苏地处浙江、福建、四川这三大刻书中心，字体上归纳特点较难。《一瓢居二王帖》无论是帖文，还是帖题及其题下注释小楷，均刀意鲜明，瘦硬刚劲，恰如枯柴，宗柳似欧；横画又向右上微斜，字画起笔、转笔，带有棱角，又非柳非欧，自成一格，符合两宋时期江苏地区刻书难以归纳的刀法与字体特点（图20）。

图20

从纸张特点上看。当代著名版本学家李致忠先生认为：鉴定版本，不能过份相信所谓的帘纹宽窄口诀“宋纸帘纹二指宽”。毕竟帘纹的宽窄是由纸浆的目数及抄纸工具的宽窄决定的。《一瓢居二王帖》虽不知何人何地所刻，但其印刷所用的纸张却是当时产于福建建阳麻沙镇的麻沙纸（罗纹纸），颜色稍黄，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帘纹不明显，厚薄、韧性与麻纸一样，质地坚韧、耐久，虽历经千余年，犹完整如新，典型的宋纸宋刻（图21-1、-2、-3、-4）。由于历经战乱与时代更甦，此帖虽只残存中卷一、二，但庋藏者依然用上等的竹纸予以托裱，重新装订成册，更显弥足珍贵。

图21-1图21-2图21-3图21-4图22

从墨色与避讳上分析。《一瓢居二王帖》墨色香淡、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洇迹，没有宋代初刻初印那么讲究（图22）。避讳，只发现“敬问帖”（图23）与“敬和帖”（图24）帖题“敬”字与太祖赵匡胤的祖父赵敬相讳，但并未避讳。

图23

图24

原因有三，一是《一瓢居二王帖》出自前贤各种丛帖，摹刻自然须遵原刻，无法避讳。二是坊刻进入宋中以后，避讳不严，且大多不遵。三是依据“避讳通例，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西汉戴圣《礼记、典礼上》）亦可不讳。当然《一瓢居二王帖》仅凭此点，我们还不能将《一瓢居二王帖》定为宋刻，必须同其他内容与形式特征结合一起进行鉴定方可定论，但可作为鉴定为宋版的重要依据之一。

此外《一瓢居二王帖》，二次线装，藏家将每一页都用竹纸进行了精心的托裱，每一页都钤上了“思贻堂藏书画印”收藏章（图25），可见此帖的珍贵及藏家对此帖的重视。

图25

图26

卷二首尾分别钤有“虞陔珍藏（图26）、摹古、虞階、李载唐印、委怀在琴书、虞陔、思贻堂藏书画印”（图27、图28），说明此帖流传有序，只是难以考究。若是有机会在虞氏、李氏宗谱中查出此二人，则一切真相大白！

图27图28

另外，《一瓢居二王帖》至少迭经二位藏家评释：一是少部分法帖用淡墨在字侧予以了注释，从包浆上看，至少在托裱装潢成线装本之前（图29）；二是大部分法帖都在帖题下用精美的小楷进行了释文，墨色如漆（图30），与刻印法帖的“淡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图29

图30

综上所述，《一瓢居二王帖》系宋代私刻或坊刻、建阳麻沙纸印刷无疑，至于何人何地所刻，则无从得知，亦无须考究！

八、《一瓢居二王帖》是宋版宋刻二王帖残本，也是孤本，价值不菲。

《一瓢居二王帖》是宋代辑刻的二王帖残本,更是孤本。迄今为止，宋版宋拓《临江二王帖》仅上海博物馆藏有《大令卷》残本，全本早已不复可见，《一瓢居二王帖》的发现与认定，无疑填补了宋版宋刻《二王帖》的历史空白，也有助于研究《二王帖》版本的起源、发展与传承，对于宋刻古籍的整理与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瓢居二王帖》不但让我们目睹了《二王帖》原始祖帖的庐山真面目，也让我们借此管窥了宋代已不多见的二王书迹，很好地还原了“二王”书法的基本面貌，启发我们发现了《临江二王帖》首开镌刻“阳文法帖”先河的历史事实。《一瓢居二王帖》的发现同时也是对古人研究南宋《临江二王帖》成果的一次综合展示与重要推敲，如第一次在法帖“帖题下均标明出处”等。这对于提高人们对《二王帖》的认识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帖所展现的巨大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以及经济价值，则不言而喻，无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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