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刘乃晏和战友跟随26军在胶东地区奋斗几十年的足迹，是一道闪耀光芒的雄伟壮丽的风景线。《和平年代父亲的故事》，展示26军部队的前辈为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做出的重大贡献。

68、“文革〞中承担了大量的“三支两军”任务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标志，开始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此时我上小学六年级，仿佛觉着这场运动铺天盖地而来。）

“文革〞之初，26军没有参加“文革”，当时中央有部队“不介入〞的规定。

“文革〞搞了一年多，地方派性猖獗，无政府主义泛滥，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社会秩序混乱，武斗成风，生产处于停滞状态。

在非常严峻的形势下，1967年1月12日，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

此后，26军奉济南军区命令在烟台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军、师成立了“支左办公室〞，整个“三支两军〞工作由军党委集体领导，分工军政委魏伯亭具体负责，并任烟台地区革委会主任，副军长陈福胜任副主任。33师负责文登县，76师负责莱阳、莱西、招远县，77师负责福山、栖霞县；守备6师负责乳山、荣成县，守备25师负责威海市、牟平县，烟台市由军直接负责。

1967年2月，军又抽调部分干部战士赴胜利油田、华东石油学院“支左”，后实行“军管〞。3月底，根据军区党委决定，军指派33师（机关2/3、炮兵第558团）、77师（机关2/3、第230团）分赴德州、惠民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1967年6月，76师根据军委命令赴江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该师（欠炮团、坦克团、第228团2营）于7月16日从莱阳、马格庄站乘火车开进，7月22日全部到达指定地点。全师分布于南昌、青云谱、宜春、九江等5市、3专区、36个县、261个厂矿企业。

1968年，根据军区指示，26军又派出部分干部战士赴胜利油田、淄博煤矿、青岛海军三校及北京、济南、泰安等部分工厂、企事业单位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同时，部分军、师、团领导干部作为军队代表，参加了地方“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26军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在社会秩序混乱、情况复杂、斗争激烈的情况下，坚持“四不〞政策，为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恢复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26军在烟台“支左〞叫得很响，当时学校停课，我常到新世界广场去玩，媒体和人们到处流传“6011部队（26军代号）是“支左〞的一面红旗。）

1972年8月21日开始，26军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和《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和济南军区指示，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三支两军〞人员逐步撤出，“三支两军”领导小组及临时党委（支部）陆续撤销。至此，历时七年的“三支两军”任务结束。

26军在当时非常的情况下参加“三支两军”，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局势，保护国家财产，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三支两军〞在总体上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因而也带来一些消极后果。

中为韩友庆

69、我的老部队77师

父亲说：26军77师，我一入伍就在77师前身部队工作战斗，1953年调离先后去78师和33师工作，十多年以后，又回到了77师老部队。

1966年3月，上级任命我为77师副政委。1968年8月，77师政委韩友庆调26军任政治部主任，我接任77师政委。

韩友庆，山东寿光县上口镇西景明二村人，1938年7月参军，曾任山东纵队八支队战士、班长，山东1旅1团3连副指导员，山东 抗大一分校政治队学员，山东鲁中4团指导员，华野八纵队64团组织股长、教导员，师组织科长，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234团政委，毕业于军委总高级学校政治系，77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26军政治部主任，第二炮兵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父亲说：当时77师这个班子里，大多数成员，我们从抗战、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就在77师并肩战斗。师长刘学山（曾任26军副军长），副师长朱道良（曾任26军76师师长），参谋长丁其朝（曾任军级单位烟威警备区参谋长）副政委王俗易（曾任军级单位内长山要塞区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刘群同（曾任26军后勤部政委），我和他们一起共事了四年，大家在一起工作，合作得很愉快，师党委班子在韩友庆政委带领下，非常团结，配合默契，77师党委被评为全军优秀党委。

70、十年“文革”让人不堪回首

十年“文革”，父亲亲身经历了这段令人难堪的岁月，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父亲回忆：1965年10月，我参加了文登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吃住在农村，后在城关公社住了个把月。1966年结束，回部队接着参加了77师党委、机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后有40多天。

“社教”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学习文件，约一周时间。学习“5、16”通知精神。师党委一班人学得很认真，大家很高兴。在宣扬“反修〞、“防修〞的基础上，学习“反修〞、“防修〞的措施，大家都很兴奋，为我党找到“反修〞、“防变〞的措施，认为这是保证党、军队和国家永不变色的重大举措，我们都坚决拥护。

在此期间，社会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四风〞吹到部队。

第二步，师党委成员作检讨，机关进入大鸣大放大批判阶段。

第三步，进行总结再教育。

这三个阶段，最“热闹〞的是第二步。师党委成员的个人检讨，要求尽量“上纲上线”，不惜说些违心的话，即便是这样了，第一遍检讨，师党委成员多数仍然过不了关。有位党委成员写第二遍检讨稿时，拿着笔，看着纸，两个多小时竟然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他说，想来想去不知从哪里写起，人的脑子不转了，被“炮轰傻”了。

按照当时文件规定，部队不准搞“四大”，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对错误的东西进行批判。部队机关里，当时气氛是把矛头向上的，就是大方向，而且批判要有新态度、新观点、新水平，要“上纲上线〞。这样一来，师党委成员检讨，都很难过关，有一位师党委成员流着眼泪对我说：我就不相信，就是他们“革命”。大鸣大放大批判这一关，我们师党委成员很难过关。

遇到问题就“上纲上线"。“文革”期间，我们部队在职干部全部受到审查外调，发现问题就无限上纲，就连军龄差了几十天，也成了大问题。有的干部入伍时间，个人登记表上和档案里不一致，也成了政治问题。对我的调查结果是：调查情况完全与档案一致。

刘卫平

2024.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