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海忠之/文

昭和10年(1935年)满洲国实施帝制，执政溥仪即帝位。不久，溥仪的旧臣郑孝胥便辞去国务总理大臣职务。作为其后任，任命军政部大臣兼参议府副议长张景惠为国务总理大臣。

由于我长期在总务厅工作，接触张景惠的机会颇多，因而深知他的为人。据说，从前张景惠同张作霖之间曾有兄弟之谊，是地方军阀的实力派，而如今却全然没这样的风格。他基本上是文盲，但自从当上国务总理后，总是抽空写字认字。当我到总务厅任总务厅次长时(昭和16年，1941年)，他的读写能力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当总务厅组织各种活动或举行典礼时，经常要由国务总理发表训示或致贺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书面的发言稿，他便极其认真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极不生动。而当自由地进行口头发言时，连所有的日籍官更都被他的发言所吸引，大家都听得出神。

他无论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情况下，都不惊慌失措。曾有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新京有一座忠灵塔，是祭祀关东军阵亡者的雄伟的慰灵碑，关东军每年都要举行慰灵祭。有一次张也参加了这一祭典，并致悼词。轮到他致词时，他慢步登上石阶，站在碑前，开始读悼词。过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张景惠从高高的石阶上慢慢走下来，从容不迫地从列队站立的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等众人面前走过，一直走到总理秘书官松本的身边，问了一个悼词中他不认识的字，然后又慢慢悠悠地登上石阶，把悼词读完，带着一付若无其事的沉着表情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聚集在会场的众人，当张在慰灵典礼的中途，走下台阶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免大吃一惊。当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才恍然大悟。

昭和16年(1941年)的11月，我被任命为总务厅次长。从那时起，凡属需要总理批准的法律、要纲及其它议案，都需由我向他说明内容，接受批准。我带着文件到他那里，通过松本秘书的翻译开始说明文件内容。过了一会儿，抬头一看，他居然在打瞌睡，而且似乎睡得又舒服又香甜。我不管这些继续说明，当我说完时，他眼睛睁得大大地，声音洪亮地说“好啊!”这就算是批准了。

我曾多次经历过这种事，但也不能说全部如此。当他有意见时，尤其是关于农业方面的议案，他从始至终认真地听取说明，提出意见。关于日本开拓团的用地问题，他不太同意历来采取的收买熟地的作法，主张开拓用地原则上必须开垦荒地、森林和原野、在万不得已须收买熟地时，也要为之斡旋，采取换地的措施。

当他代表满洲国访问南京政府时，我也曾作为随员，随侍在他的身边。满洲国崩溃后，被强行带往苏联时，在四十五号战俘收容所内我曾同张总理共同度过日日夜夜。后来，我们被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关进抚顺监狱时，命运又决定我同他共同起居。因此，关于张景惠的回忆颇多，暂时从略，我只想说的是，张在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不幸，总是从容不迫，态度超然。

在抚顺监狱里，我经常看到在晒太阳的张景惠，但不久却突然不见了。当时可能已是八十六七岁的高龄，我想肯定是在狱中悠然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