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福
一九三六年末，当日伪发动侵绥战争之际，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奋起，成功地进行了绥远抗战，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九·一八”事变以后,内蒙古地区的属向成了世人瞩目所在。
自古以来，内蒙古地区就以畜产丰富而闻名中外。一九三五年，绥、察两省产羊毛64,000担，占全国总产量的八分之一;同年，日本从澳大利亚输入羊毛价值为891，460(千日元)，占日本货物总进口的第二位。内蒙又是我国云母、军马、小麦的主要产地之一,这些战略物资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进一步扩大侵略亟需的。该地区的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它是日本占据东北后，策划建立的反苏包围圈中最重要的一翼，又是中国通向蒙、苏的重要通道，也是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主要路线。
日军如果夺取了内蒙，并按预定计划进兵新疆，再在南进过程中控制住中国的沿海和东南亚地区，偌大的中国不啻成了一块孤岛。从历史上看，内蒙又是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南下逐鹿问鼎的基地，在当时，从内蒙而南，侵人冀、晋、陕等省，都不失为日军入侵华夏的理想通道。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日军在紧要关头宁肯放弃华北等地，也决不愿放弃内蒙。“七七事变”以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日军说项，答应放弃一些已占领的地区，但仍顽固坚持的第一项条件就是:“中国承认满洲国,内蒙之独立，承认内蒙为独立国。”
日军在一九三三年夺取了热河全省以后，就开始策动对绥远的进犯，到一九三五年底，终于演成了公开的武装侵略。日军当时决意犯绥，还有以下具体原因:
据日本在一九三五年底的统计，由于日苏矛盾加剧，“满苏边界上武装冲突不断增加，平均每年达一百七十余次之多。由于增加了对苏正面的不安……必须全力设法保障满洲国背后的安全，因此关东军对华北及内蒙工作越来越感到极大的关心。”
当时，日本军部正为南进，北进问题争吵不休,取内蒙完成反苏包围圈，在持北进态度的关东军看来,是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在华北，日军已制造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寇锋逼抵平津，再越城池一步，势必惹起中日全面战争，会不会进而导致和英美的直接军事冲突，尚不能卜知;因此，日军在华北暂时住手，挥兵西进，声称内蒙“主权尚未明了”，荒谬地以为绥远地处边陲，可以在蒋介石势力未插足该地之前，就将其攫入囊中。
在国民党“羁縻政策”的高压下，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绥远，该地区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由于封建王公的残酷剥削，对蒙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肆意放垦，性病流行等原因，蒙民人口从清初的290,500人锐减至一九三二年的197,319人。濒于灭种的蒙古民族各阶层人士都对国民党推行的大汉族主义和反动统治极为不满，日本挑拨蒙汉民族关系，高唱“日满蒙一家”，鼓吹内蒙脱离中国而独立，也就有了绝好的借口。另外，内蒙古的王公制度带有深深的奴隶制痕迹，依靠封建特权为生的王公贵族们早已腐朽没落，成为中国社会中最反动的阶层之一，只要能够保障他们的封建特权和优渥的生活条件，他们便不惜投靠任何反动势力，这又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
蒋介石政府不仅因忙于剿共，不打算在绥远认真准备抗战而助长了侵略气焰，而且，它将内蒙地区分划给察哈尔、热河、绥远的作法，固然有利于削弱异己，避免尾大不掉，但更有利于日军利用这种政令不一的局面，各个击破。
关东军于一九三五年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准备“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在这一方针下，使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卓世海、李守信结成同盟。”按照这样一个“统一内蒙”的计划，日军率伪军李守信部于一九三五年底侵占了察北八旗八县，同时进一步拉拢德王。
时代造英雄，也造出了侏儒。祖国的叛逆在这混乱的政局中应运而出:当时的锡盟副盟长德王认为，日军得了东蒙，必然还要入侵西蒙，国民党政府一时又无力北顾蒙绥，自己如能将各盟旗王公组成一支较大的蒙旗力量，就可以在日、蒋矛盾双方的罅隙中独树一帜。
一九三三年七月，德王拉拢部分王公代表，召开了第一次百灵庙自治会议，以要求实行“高度自治"的通电震惊全国。国民党政府出于无奈,派人和德王经过反复谈判,终于同意成立管辖蒙旗事务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德王在蒙政会中握有实权，也就有了卖身投靠日军的资本。
面对越来越危险的政治局面，蒋介石无计可施，只好使出看家手段，想以暗杀德王得力干将韩风林和重金收买的办法迫使德王就范。结果适得其反，德王对依靠蒋介石扩充个人实力的幻想完全破灭。他认为，他从国民党那里所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地方自治和少得可怜的武器，很难满足他实现“大元帝国”的野心。为了能收到更多的实利，经过和盛岛角芳等日本特务的多次勾结，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德王率人乘机飞往长春，会见关东军司令东条英机、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等人。
接过日军赠送的五千支步枪和五十万元钱，在百灵庙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以德王:李守信分别为正副司令，由村谷彦治郎以下二百名日军充任各级顾问，加紧扩军为九师一个炮兵团,再加上王英的“大汉义军”(仅步兵就有六千五百人)，蠢蠢欲动，准备犯绥。德王还改元以成吉思汗纪年，易帜为蓝底三色的蒙古旗，罪无可逭，背叛祖国，成了公开的蒙奸卖国贼。
局势岌岌可危了!正如傅作义所判定的“日伪从哈察尔起,经张北、百灵庙、定远营等地达青海划成一条联络线，用去经费四万万日元(实为五千万日元——作者注),在各点上设立了特务机关，并以飞机相联络。”日军也正是要沿着这样一条线进兵。
一九三六年，日军又制定了(西北措施要领》,指明要“扶植其军政府势力伸向绥远，然后向外蒙、新疆、青海等地扩大之”。真是一个庞大的泛蒙设想!化德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和德王经过反复研究，于十月初制定了具体的侵绥方案,得到了关东军司令的批准。该方案明确出师的目的是“打倒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日伪计划以王英军打头阵，伪蒙古军殿后，热河、伪满洲国军渐次驻伪蒙古原来防地，波浪似地攻占平地泉(今集宁)，然后夺取绥东四县，接着进入归绥或大同，再让王英军占领五原。
早在六月份时，麋集在绥东前线各式各样番号的伪军已达七十八个“团”之多。日伪阴谋如能得逞，整个绥远土地将全部沦陷，亡国奴的命运等待着绥远人民。一时间，全国舆论哗然，亿万双眼睛盯住了傅作义。
当时绥远地瘠民贫，人口只有一百七十七万。晋绥军武器窳劣，派系林立，直接听命于傅作义的只有三十五军。这是因为:阎锡山对从自己窝里飞硬了翅膀的傅作义一直不满，总想以亲信取而代之。早在一九三三年傅作义率部参加长城抗战之时，报刊上就有王靖国将接傅作义为绥远主席的传闻。尔后，阎锡山派晋军骑兵司令赵承绶驻集宁，第十九军王靖国驻包头，东西夹住傅作义。傅作义牢骚满腹，却徒唤奈何。蒋介石则想以傅作义牵制阎锡山，他或不时派出大员，或亲自前往归绥接见傅作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竭力挑拨阎、傅的关系，倒使傅作义更加难堪。
这一次，紧急的军情迫使傅作义放弃前嫌，去见这两位一再使自己陷于尴尬局面的顶头上司。一九三六年十月底，傅作义动身前往太原、洛阳，向蒋、阎慷慨陈词，请求御侮，经过极力争取，二人都同意帮助傅作义。
历史，在这里留下疑点:
此时，正是蒋介石策动新的剿共战争之际，他却支持了傅作义抗战;曾几何时，二十九军的宋哲元不战而退出了察北，而傅作义却敢逆流而动，御侮抗敌。这一切似乎不可思议，但又确是当时复杂社会矛盾和深刻历史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蒋介石和德王的斗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英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谁将占有绥远之争。一九三六年末，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而造成中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如果说西安事变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转折点，那么，此时正是这两种矛盾互为消长的关键时刻，发生在这一时期的绥远抗战也必然带有这一时代的鲜明特点。毛主席当时指出:“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
绥远并非英美侵华势力范围及经济重心所在，但却是英美在欧洲的重要盟友比利时的势力范围(比利时在绥远有大批的教堂和土地)。前者，决定了英美等国不会轻易地放弃在远东的绥靖政策，冒失地与日本公开为敌，以积极的态度去反对日本在绥远的侵略。而后者，特别是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即将危及英美在华北的利益(日本制造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又在丰台等地一再寻衅闹事)，他们又不愿蒋介石继续搞完会不抵抗，听凭日本势力继续护张，侵吞英美在平津等地的重要权益。
这种两面政策的最好注脚是绥战爆发后，英国外相艾登在众院回答质询时的谈话。艾登一面称:“英国政府将继续拥护九国公约，以保障中国领土之完整……现该条约已受日本远东政策之影响。”隐晦地谴责了日本在绥远的侵略，表明英美反对把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管中国的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状态。但艾登接下来的反对办法却是，“我们将与(九国公约)签字国进行接洽”，这又表明英美对日本的攻势无力抵抗，打算继续推行在远东的绥靖政策。
英美帝国主义的态度左右着蒋介石政府的政策，这是蒋介石也采取两面政策的根本原因。但是,除了要看主子的眼色行事外，以下因素也是决定着蒋介石“试着抵抗一下”的原因:
自从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五年发表抗日救国的《八一宣言》以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唾弃。面对三大主力已聚集陕北的红军，蒋介石自知新的围剿将是一场困难而不得人心的战争。为了平息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一致抗日的呼声,他需要作出一定的抗日姿态,蒙蔽国人耳目。绥远并非蒋系地盘，蒋介石势力从未到达那里，但他也决不愿坐视绥远落入日伪之手，因为这将不仅有损于他的声誉，而且将危及他的统治——日本占据了绥远，华北将失去半壁屏障，后果不堪设想，加之当时中日政府间正进行着激烈的外交谈判，绥战是谈判桌上一筹码，战争的结局直接影响着谈判的结果。
绥远的具体情况也使蒋介石意在一战。德王搞“蒙古自治运动”以来,蒋介石试用“恩威并用”之手段，多次破坏，结果着着失败。蒋介石虽然害怕日军的直接进攻,但他不能容忍伪军的猖狂，也不愿承担失败的责任，给国民党内反对派留下攻讦的话柄。同时，惯于以甲军阀牵制乙军阀的蒋介石，也不愿看着傅作义覆灭或完全倒向阎锡山;他也自知傅作义不是当年的张学良，即使自已下了不抵抗的命令，傅作义也不会为他当替罪羊。
蒋介石虽然答应一战，但因受英美不明朗态度的影响，他又不打算改变既定的国策——攘外先安内。孤注一掷，进行新的剿共战争是他的头号任务，在这个前提下，他宁愿在中日谈判中再让出一些主权和领土，以赢得时间，换取中止(哪怕是暂时地)日本侵略的步伐。
早年，蒋介石瞧不起绥远，按照他“不在革命势力之下，丢掉了也没关系”的理论，绥远也在可丢之列。一九三三年，他就指示德王，“对日本侵略要不亢不卑，相机办理，只要延缓西进就行”。后来，他对傅作义也做过类似的指示。虽然时过境迁，一九三六年的绥远早已不是可以轻易言丢之地，但蒋介石也决不愿出更多的血本去援助绥远,更不敢将战争扩大到绥省之外，轻易地惹起中日全面战争。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发表了名为《国家之现势与革命的方针》的训词。在训词中，蒋介石反复说明了他对绥远的政策，他不得不承认，“敌人在蒙古和华北压力，正不断的加重，我们的领土主权，时刻受敌人的威胁和蹂躏。”蒋介石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一个国家的灭亡，都是亡在内奸上。”
他把“内奸”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无知无识的低级汉奸，如现在在察哈尔扰乱的李守信、王英之流，是其著者”,但是，这种专为“骗敌人金钱的汉奸”,“危害国族，还有限度，而且易于制服和消灭。”蒋介石认为另一种“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共·产·党，“将来对于国家民族的祸害比现在华北的李守信、王英等匪部，不知更要大过几倍。”蒋介石高叫:“要肃清一切汉奸，尤其要尽先消灭一般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即共*产*党与西北的赤*匪。”这就是蒋介石当时在绥远继续推行“攘外先安内”的政策。
以上原因决定了蒋介石集团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他答应抵抗，但又强调是采取有限度的“攻势防御战”，对手以伪军为限,区域以绥境划地为牢。这一立场和具体的指令随着战争的成果、国内外政局的变动等原因而不断变化，有时甚至达到了朝令夕改的地步。
阎锡山的军队在红军东征中受到了重创，蒋系中央军借此时机驻进了山西，他不得不唯蒋介石马首是瞻。他也深知日军若在绥远得手，势必进逼山西。为切身利益计，阎锡山的态度倒比蒋介石更积极一些。
事件的核心人物——傅作义的态度更值得分析:
一九三一年，傅作义由张学良推荐，在绥远省主政。他办起了绥远省乡村建设委员会和乡训所，以农村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的子弟为自己的基层骨干。在大军痛剿了王英等绥远大地主大土匪以后(这是绥远特点,大地主往往就是大土匪),傅作义即将乡训所学员派往农村乡间担任乡建指导员，企图走第三条道路，通过建立合作社等项办法进行改革。
在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的绥远，傅作义积极支持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创办地方工业，他出资一万元，支持兴办了包头电灯面粉公司。为了抵制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傅作义制定法令，强令绥远人民在筹置婚丧礼品时必须用国货，并在归绥修建了国货陈列馆。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使绥远的工商业在衰退中复兴。傅作义又亲自抓了民生渠等项水利工程建设，使绥远人民从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梦魇一般的大灾荒中解脱了出来，从饿殍遍野一转而达到谷贱伤农的境地。持平而论，绥远的中间阶层对傅作义的统治是满意的。
察北自古以来就和绥东关系密切，绥东的陶林、兴和等四县曾一度划给察哈尔省管辖。日本占领察北以后，对工商农业实行横征暴敛，新立征税章程，除大规模提高税率外，还一律加征百分之一的附加税。日伪当局还强迫察北人民出血税——竟按弟兄三人拔二之比强拉壮了丁。日伪还实行焚书逐儒的教育政策，其张贴的布告云:“家有藏书，限十日内尽数交来，如有抗命不交者，一俟查获，定行严惩!”察北人民穷者避入山中，富者流入绥东归绥等地，留下者南望王师，逢人就问:“二十九军今年能来不?”察北民众的悲惨命运从反面教育了绥远各阶级、阶层人士，他们强烈要求傅作义抵抗侵略，保卫桑梓。
从傅作义本人的历史来看，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一度谋刺袁世凯，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在尔后的军阀混战中，他势单力孤，但也与蒋军打过几场恶战。他蔑视蒋介石的不抵抗谬论，借他人之口公然宣称，他训练壮丁不为反共为抗日。他与日军也有着不共戴天之仇，长城抗战爆发时，傅作义自知不能袖手旁观，曾奔走于在保定的蒋介石和北平的何应钦之间请缨。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他率部在怀柔与日军西义一师团六千人血战，顶住了十四架飞机掩护下的轮番冲锋，自家伤亡逾千,守住了阵地。可就在同一天，何应钦却答应了签订《塘沽协定》。傅作义满怀悲愤，带着三百余名阵亡将士的忠骸回到绥远，在归绥西北郊亲自手书(并请胡适写碑文),树立了“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高大纪念碑。前耻未雪,这次日军又欲夺傅作义赖以生存的立脚之地，在华北、西北各地早已被国民党大小军阀瓜分完毕的情况下，绥远若失，傅作义将难觅安身立足之地。更何况傅军将士多为绥远百姓子弟，热爱自己的家乡,根本不愿离开大青山。所以，傅作义为了争生存起见，也只能拼死一战。
傅作义敢于奋起抗敌，更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高涨的影响。
早在《八一宣言》中,中共就提醒全国人民注意“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中共还呼吁红军和地方实力派之间实现停战，“任何部队只要实行对日作战，(红军)就愿意与之紧密携手共同抗日。”这对苦于日军压力下的傅作义无疑是一次强烈的震动。中共不仅从宣传上，而且从实际上给傅作义以相当的援助。
一九三一年，特务在包头逮捕了王若飞同志，对这样一个“大共产党”,傅作义没有象蒋介石对待陈延年等人那样加以杀害，而是判徒刑了事。就是这样一位优秀共产党员，身陷囹圄，却不断写《劝傅作义抗日书》等信件给傅作义，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傅作义也有书信往返，与王若飞共同探寻救国道路。
一九三五年底，中共加强对内蒙工作的领导，傅作义的秘书中竟有潘纪文、王一然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其俄文秘书乌兰夫还几次前往百灵庙，对乌的妹夫、百灵庙保安队队长云继先晓以大义，促成了反正。傅作义还任命乌兰夫的好友高伯玉为绥远省乡训所长，以共产党发动民众的某些方法训练乡建指导员和壮丁，先后四期训出了乡建指导员一千二百人,训出壮丁十万人(受过一至三个月不等的军训)。在短时期内，绥远人民不避辛劳,修筑了绥东、归绥等地的国防工事，这些都为绥战的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一九三六年秋，当局势最紧张的时刻，南汉宸同志秘密来绥，携来毛主席给傅作义的亲笔信，鼓励傅作义抵抗到底。红军的支持，是对傅军的雪中送炭，使傅作义得以把守陕、绥边界上的傅军尽数东调。
自从德王发表要求“高度自治”的通电以来，全国报刊就开始经常性地刊登绥远消息，一些著名的政论家纷纷撰文，指出必须在绥远抵抗“某方”的侵略。
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海救国会发动三百个宣传队走上街头，进行援绥的抗日宣传。接着，在华北、西北、华南等地，在当地救国会的领导下，也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群众性援绥运动。傅作义原来有许多看法和这些爱国人士的观点相近，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更给了他抵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各省实力派的抗日要求也给了傅作义一定的支持。随着绥战的全面展开，看到有名可图，阎锡山向傅作义提出，如果需要，可将晋军全部调入绥远。张学良两次派私人代表苗勃然来绥，鼓励傅作义抗敌。
一九三六年十月底，阎、张、傅同车前往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张学良竟和阎锡山商量，打算见到蒋介石后，一起进言，劝他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李宗仁、白崇禧于六至九月间发动了两广事变，其堂皇的口号就是要假道湖南，北上抗日,“黄河以北，寸土不让与人”。这些实力派人物在政治上明显地向着抗日方面转化，使傅作义大开眼界。
.与在长城抗战中席卷而逃的汤玉麟，在察北之战中弃土如弃履的宋哲元相比，就个人品质而论，傅作义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他的誓言是:“字作战死鬼，不当亡国奴。"他还说:“虽然没有必胜的把握，但不做亡国奴的把握却全在。”傅作义还严词拒绝了敌人以高官厚禄的拉拢，事后傅作义回忆道:“虽然他们拿雪白的洋钿诱惑我,但我只知道国家。”
一九三六年七月,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在与傅作义的会谈中公开招降:“宋哲元能力不够，请傅将军出面领导'华北独立’。”傅作义回答得斩钉截铁:“内蒙是中国领土,不允许任何人来分裂，如果德王前来进攻，一定与他周旋到底。
临战前，傅作义着手做了大量的动员准备工作。他认为，中国不亡，不在于军人敢打仗，不怕死;而在于“人心”。因此他亲自向参战士兵们讲话，指出:“战争要靠人心和精神”，他还亲自规定口号:“誓保国土，以尽责任!决心牺牲，以雪耻辱!”起床、熄灯、集合后、解散前各喊一次,以激励士气。
傅作义重视民众的作用，派出了乡建会的孟百仲为前线兴和县长，组织各乡乡建指导员带领各乡自卫队征用民马打游击。他还指示加强谍报和策动伪军反正工作，派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等人前往百灵庙前线实地侦察。傅军的特工人员甚至在最紧要的关头，成功地破坏了驻守百灵庙的伪七师电台。从这些细微之处也不难看出，傅作义是一个优秀军事指挥员，绥远抗战获胜绝非偶然。
（二）
傅作义和日伪的军事冲突由来已久，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九三六年初之前，是双方暗中斗法的时期。
当时，傅作义在以下三件事情上和德王作了坚决斗争:
长期以来，绥远省政府就在百灵庙等地设卡向过往的大烟商征税，年收入为二百万元，这是绥远省军费的主要来源。蒙政会成立后，德王要求劈成十分之——二十万元，被傅作义拒绝后，德王就和宋哲元串通，允许经草原腹地转运大烟至张家口。傅作义于是又和察省交涉，减免三分之一的税款，宁肯少收入七十万元，也要叫德王一无所得。
另外，当时西公旗的老王死去，其侄巴图巴雅尔与叔父达木丹以蒙政会和日军为靠山，向老王的另一子不拉布多济尔争位，傅作义命令王靖国派兵化装成西公旗保安队发动进攻，打死巴图巴雅尔等人。
最叫德王恼火的是:傅作义直接策划了他的百灵庙保安队的起义。百灵庙保安队队长云继先在一九三六年春节找到傅作义，要求帮助暴动，傅作义当下满口应允，并派省府秘书长曾厚载谈妥具体事项。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踏着没膝大雪，云继先率保安队近千名官兵兵分五路，打死稽查处长李凤城，举行起义，然后南下到二份子，和傅作义派来接应的汽车队会合。云继先等人发表通电告知全国,宣布脱离蒙政会。
如上的种种失败，刺激了德王，他扩军整编就绪后，也致电傅作义，就上述三事要挟傅，扬言:“整个蒙古民族不惜诉诸武力。”遭到傅作义和蒋介石回电痛斥后，日伪决定再度发难。
战争的第二阶段是日伪的战略进攻阶段。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八月四日，在日军的督率下，伪边防自治军头目于志谦、马龙，伪西北防共自治军头目王道一，先后率几千人马，数次进犯绥东红格尔图等地。这些伪军都是抢掠成性的土匪，沿途掠走了百姓许多牛羊，再由伪军官将牛羊卖给士兵，买到牛者即为“冲锋敢死队”,其军纪可想而知。
八月初傅作义来临前线，许书庭团长、彭毓斌师长等人先后率部出击，毙敌数百，俘虏匪首马龙等六十余人押回平地泉。傅作义传令将匪首们处死。恼羞成怒的日军也将败军之将王道一在商都枪决暴尸街头，以儆伪军。
十一月十五日，在经过长期准备后，日伪军又兵分三路，大举进犯绥东。田中隆吉亲率北路军五千余人再犯红格尔图村。英勇的蒙汉骑兵三个连在三十五军骑六团团附张著和绥东剿匪司令达密棱苏隆的率领下，死守了三天三夜。
十一月十六日，傅作义赶到平地泉指挥战斗，他命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部队一昼夜间跃出二百里，于十八日晨在红格尔图前线发动全面反攻，里应外合一举毙敌五百余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其他两路部队也将来敌击溃。此役共毙敌千人以上。傅军还从俘虏中找出了王英军的电台台长、日本人八牟礼吉和雇员松村利雄。
至此，战争转入了第三阶段——傅军的战略反攻阶段，
红格尔图的炮声吓坏了首鼠两端的蒋介石。他于十一月十七日飞往太原（据红格尔图战役的副指挥官董其武说,“十一月十七至十八日，傅在平地泉(集宁)亲自指挥红格尔图战役，十七日正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不曾去太原。”另据当时集宁县长周钧说，十一月十七、十八两天，傅在集宁，不曾去别处。），接见了匆匆赶来的傅作义。他要傅作义迅速停火，“以免共匪借题发挥,影响中央誓死剿共政策”。
傅作义则要求反攻百灵庙,但“没有请准了命令”。赶回平地泉的傅作义于十八日中午下令绥东参战部队大部分从前线后撤，同时电令在归绥、包头的部队悉数向东开拔，佯做援助绥东姿态，于夜间再转入大青山北的乌兰忽洞等地集结。
双方的指挥员想到一起去了，田中隆吉在绥东碰壁后，又以为绥北是绥军防御薄弱环节，他命令伪蒙古军第七师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增援百灵庙，拟次日再运五千人，准备以该地为基地，再次发起反扑。
百灵庙，位于归绥西北三百余里处，是通向新疆、外蒙的交通要枢。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正如傅作义的分析:若拿下，可缩短战线五六百里，失之，则整个山北五六千里皆为敌人所有。所以，傅作义“数月之中,无一日不注视该地”。百灵庙四周环山，共有九大山口，俗称九龙口，东南山口为环镇的两条河(女儿河、百灵河)的出口处，河滩宽约百米,河滩旁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女儿山。镇中有高大僧房若干，必要时，可做街垒巷战之用。因地势险要之故，康熙北征时曾敕庙为“鸿厘寺”。伪蒙古军在各山口早已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百灵庙又是日伪后方补给基地，当时存有辎重无数,仅白面就有两万袋(这些白面的采购和被傅军缴获，曾引起归绥粮价涨落)。
伪七师是德王从察、锡盟招来的“子弟兵”,其将士在伪军中以高人一头自许，该师建制虽晚，却抢先购足了军马。当时百灵庙的伪军人、枪各有一千八百余。
得到日伪增兵的消息后，二十三日下午一时，傅作义任命晋军骑二师师长孙长胜、三十五军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分别为正副前敌总指挥，带领步兵八营，骑兵八连，山炮一营，乘汽车从集结地出发，规定在当天午夜打响，次日上午九时以前结束战斗。
战斗按时打响后，丧心病狂的日军顾问竟以军刀胁迫，伪军据险拼命死守。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又逼迫庙内上千的沙门弟子执枪参战。绥军将士用命，团长刘景新、刘效曾以下各级军官身先士卒，率队冲锋，争夺女儿山时，曾七上七下。装甲车司机张仰贤在车被击毁，胳膊受伤之时，拉出另一辆装甲车中同伴的尸体，左臂驾车，继续猛冲。主攻的张振基连伤亡人数达三分之二，仍冲锋不止，终于将伪七师队长富贤德、马福聚等击毙在女儿山上。日本少将衔的大特务、在内蒙草原已出没了几十年的盛岛角芳和伪第二军日本顾问烟草谷、伪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等人见势不好，首先乘车逃跑，由于绥军追击的汽车开得过快翻入山沟才侥幸得以逃脱。
这一天，傅作义彻夜未眠，延至清晨，尚未接到前线消息，以为是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和伪军援兵的攻击下，傅军已全军覆没了。谁知至上午九时半，前线捷报传到。此役毙敌三百，俘敌三百，伤六百，缴获枪支弹药堆积如山，百灵庙遂告光复。
捷报传出，一时间，举国鼎沸，人人额手相庆。“国家干城”“民族英雄”的称号纷沓而至。成千的平津等地学生来绥远要求参军。傅作义劝走了青年学生，又忙于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多个慰问团。当慰问团每提到委员长蒋、副委员长阎的时候，傅作义都肃然起立，称这次大捷全赖他们英明指挥,甚至恭敬地宣布:没有请示蒋委员长之前，决不敢动用各地捐款一分一文。谦虚之余，傅作义也不免洋洋自得，说自己打算来年春天在百灵庙植树百株，更庙名为“百林庙”以志纪念。他说了一句百灵庙之役获胜一半在人和、一半在天时。
记者们就访得十一月二十四日收复百灵庙之时曾见“三环套日,光彩显轮”。一位中央社记者为此发了专电，要求“宣付国史馆，载入祥瑞志”。
哪知在这一片贺声中，蒋介石派陈诚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来绥，命令傅作义迅速停战，“打到一定程度，要适可而止”。早在傅作义请缨之时,蒋介石就放心不下，特派嫡系汤恩伯、门炳岳军从陕北向绥远方向移动，监视傅军。此时，他命令两军加快行军速度。
可蒋介石怎么也没料到，两军人马还在大同至集宁道上奔波时，傅作义又挑起了新的事端——惨败后的伪军退入锡拉木楞庙(大庙)集结。田中隆古为了挽回颓势，命令王英军副司令雷中田率五千伪军反扑百灵庙。守庙的傅军营长景彦清自感兵力单薄，主张焚庙撤守，被傅作义当下怒声喝斥，并命令孙兰峰率二一一旅于十二月二日进庙防守。翌日晨，反扑的伪军才赶到，从黎明起，双方在百灵庙四周逐个山头地展开激战，打到上午九时，傅军已击毙伪副司令雷中田等五百余人，其余的伪军裹着日本顾问，如山崩一般，抱头鼠窜而去。
针对蒋介石息事宁人、苟且偷安的想法，傅作义又毅然地采取了极端措施:战败的王英军旅长金宪章、石玉山，感到再与王英鬼混下去毫无出路，派人前来通过三十五军副军长、前线总指挥曾延毅联络反正。傅作义当下以万金相许，并提出先决条件:必须逮捕所有的日本顾问加以枪决。这一条体既是对反正伪军自此脱离敌人怀抱、义无反顾的要求;就枪杀战俘一事，又是傅作义破釜沉舟，对日军不妥协的宣战，更是对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最有力的反抗。这意味着将使事态进一步扩大。
果然，石、金二人率四千名部下分别于十二月七日、八日夜倒戈一击，逮捕小滨大佐以下二十九名日本顾问全部枪决，并彻底歼灭了伪七师残部。起义部队开出后，改编为新编第二师。
九日，傅作义下令进攻大庙，残余的伪军在傅军的猛烈攻击下纷纷溃逃，傅军乘胜收复了这一失地。与此同时，孙长胜骑兵师探明王英的二千骑兵驻在小北号，傅作义下令发挥骑兵特长，长途奔袭，将敌人包围解决。傅军缴获敌军车辆、马匹、枪炮无数，匪酋王英仅带卫队百余人向北方草地落荒而逃。
急于剿共的蒋介石见战火越烧越大,就指使邵力子先向《大公报》记者透露，随后写下手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地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无奈时不饶人，这道意在剥夺傅作义兵权的指令尚未发出，西安事变骤起。傅作义明知自己即将被置于中央军的牵制之下，趁此突变，他一面高喊着“领袖被围，主持无人,不能不维持现状”,一面于十二月十四日强令汤恩伯、门炳岳军挺进到绥东前线南壕堑一带，迫使王英的另外两旅长安华亭、王子修率部两千余人反正。
此时的傅作义还计划乘胜夺回商都，遂由阎锡山派驻绥远的联络参谋贾毓芝电阎请示，阎复电制止，并另派中校参谋赵世珍赴绥密告傅作义:“商都不属晋绥管辖，与百灵庙原属绥远不同，我们若攻商都，恐日方有所借口，会对晋绥不利。”傅作义只好暂作罢论。可是,他仍命令董其武秣马厉兵对着商都。“七七事变”爆发，他立即命令董其武攻下德王的老巢化德、商都，打得德王屁滚尿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