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17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决定任命朱镕基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这一年朱镕基69岁。在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头发乌黑，穿黑色西装，白衬衣搭深色条纹领带，话语极具感染力。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提问、回答中，朱镕基自始至终显得轻松活泼，亲切自然。同时，朱镕基诙谐幽默的语言，则令现场的记者们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就是在这次记者会上，朱镕基留下了流传至今的名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在担任上海市长时曾这样评价自己，“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事实证明，朱镕基自始至终都是这样做的，他敢做、敢言、敢爱，敢恨，时而不怒自威，时而慈眉善目，充满魅力，国人至今对他充满敬意。

2000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询问朱镕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中国的总理，你希望中国人民在你卸任之后，最记得你的到底是哪些方面？”

朱镕基微微一笑，以无比诚恳又幽默的口吻回答道：“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充分体现朱镕基的为人处世。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主持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朱镕基重点提到了“转变政府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问题。

看着现场都是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朱镕基要求所有人要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决不能搞特殊。朱镕基语重心长地说：“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

听了朱镕基的发言，现场参会人员无不点头，不少人还用笔快速记录着。突然，所有人停住了笔，因为他们发现朱镕基点名了一个人。朱镕基说：“本届政府刘积斌同志算一个，为了发国债的问题他曾跟我争得一塌糊涂，当时我对他很有意见。”

要知道这是朱镕基面对现场近百名高级干部，而且还是朱镕基当选总理后首次主持召开重要会议。所有人内心都充满疑问，这个刘积斌是谁？刚当面跟总理吵架，谁给的胆子？那么刘积斌后来怎么样了？

刘积斌，1938年12月出生于山东龙口市，年少聪慧。1962年刘积斌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随即分配到国营松陵机械厂。刘积斌长期在航空工业部工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从1988年6月至1998年3月，刘积斌同志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主要分管预算、文教、卫生、行政、外事、国债和机关党建等方面的工作。一个人能分管如此之多领域的工作，足以说明刘积斌的贡献。

至于刘积斌和朱镕基的争论，就要从国债发行说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未来弥补财政赤字、平复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决定于1950年发行国债，当时名叫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随着三年恢复期结束后，国民经济进入了新的建设时期，国家又于1954年至1958年连续发行5次国债。考虑到国家经济持续转好，当债务清偿完成后，国债停发，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80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决定恢复国债发行，时间是1981年。1981年1月16日，国务院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

据公开资料显示，“1981年国债恢复发行之时，原定当年发行总额为40亿元的国库券只面向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发行，但各地群众出于爱国想法，纷纷要求购买，国债发行最终完成48亿元，其中1000多万元为居民个人所购买。”

当时国债发行的方式比较简单，国务院确定发行利率、面额和发行价格，至于分配的方式则更为简单，标准是各省的GDP和人均收入。通俗来说，就是哪个省份富裕一点就多分配一些，哪个省份贫穷一点就少分配一点。

从1991年开始，国债发行的方式发生变化，主要方式为承购包销。通俗来说就是，国债发行从直接对个人发行过渡到直接对机构（一级自营商）发行，机构投资者再对外分销，这样能明显提高国债的发行效率。

以1992年为例，当年以承购包销方式发行的国库券占到90%以上，从零售转向批发市场。时间来到1998年，这是中国国债发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基本实现了“四化”的目标，即“发行市场化、品种多样化、券面无纸化、交易电脑化”。

看起来是不是很美好，可问题就出现在“发行市场化”，导致国务院跟财政部产生矛盾。刘积斌当时已经担任财政部副部，他认为让国债发行市场化，极易造成造成不良竞争，导致发行的渠道被垄断，进而影响整体发行效率。

朱镕基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刘积斌直接前往他的办公室，当面跟朱总理争论起来。两人有了如下的对话：

刘积斌大声说：“现在我们不搞票面利率，跑去搞市场化？这是一个老办法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使用！”朱镕基则直接反驳：“你想过没有，当时出现票面利率比银行利率还低，老百姓干嘛买国债，直接存银行好了！”

对于朱镕基的解释，刘积斌显然不同意，他反问道：“国债发行市场化就能保证利率逐渐稳步上升？”朱镕基则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来解释，他表示国债利率在发行过程中，确实会有一些上涨。

听了朱镕基这样说，刘积斌坐到椅子上沉默良久，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可你是不是忘记了一点，他们有经验，我们没有，特别是现在的监管制度和部门都不完善，我们刚刚开始搞市场化，一旦失控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又有谁能承担这个后果？”

刘积斌这番话发自肺腑，朱镕基也认为有一定的道理，两人都理科生，看待问题都很缜密。刘积斌最后拿出一张利率波动报表，指着上面的曲线说：“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如果国债发行的利率哄抬的比银行利率还要高的话，就会出现很多人从银行贷款来购买，投机倒把，从中牟取暴利！”

由于朱镕基和刘积斌两人争论不下，可谓针尖对麦芒，最终国家采取了折中的方案：将市场化的利率控制在了一定范围内，保进而证了国债的顺利发行。1996年1月深交所，国债做了第一笔正式的招标发行，招标对象为一年期贴现国债、1996年记帐式（一期）国库券，时任财政部刘积斌副部长到现场参观招标过程。

这件事看起来是两人争论，可丝毫没有影响两人的关系，朱镕基反而肯定刘积斌敢于直言。事实上，当朱镕基在就任总理后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除了点名刘积斌外，还给予他充分肯定。朱镕基说：

“刘积斌同志很正直，很有能力，我认为选拔积斌同志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是很适合的。所以，请同志们对我放心。我当时可能会跟你们发脾气，跟你们争，甚至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是不愿意改，而是改不了了。但是，我这辈子只是被人整，从来没整过人。”

在朱镕基看来刘积斌是一位好同志，他身上鲜明的特征就是不怕得罪人，敢于说真话。1998年3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发通知，免去刘积斌同志的财政部党组副书记职务。就在大家对此议论纷纷时，新的任命公布了：刘积斌出任国防科工委党组书记兼主任。

国防科工委全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成立于1982年5月，其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隶属于中央军委，其工作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双重领导。

1998年3月，国家对国防科工委进行改革，组建新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将原国防科工委管理国防工业的职能、国家计委国防司的职能以及各军工总公司承担的政府职能，统归新组建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管理。

通过这一系列的描述，就知道刘积斌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可说明了国家对他寄予厚望，也体现了朱镕基对他的信任。刘积斌也没有辜负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一上任他就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到我国航空和国防事业发展上，为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官方公布的资料，有这样的描述：

刘积斌对国防工业充分调研后，他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防科技工业改革脱困的决策部署，先后完成了十大军工集团组建，组织实施了“高新武器装备研制生产”和“国防科技工业改革调整脱困”两大攻坚战，使得军工行业总体上实现了扭亏脱困，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研制生产取得重大突破，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高，开创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崭新局面。

刘积斌非常重视民用中国自己的商用客机的发展。1998年，在刘积斌的直接领导下，国防部科工委组织了20多次的各种会议，经过多次激烈的讨论，最终于1999年6月形成《关于我国民用飞机发展思路的报告》，其目的是为了使中国能够生产出在国际上属于先进水平的商用飞机，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民机产业。

同时，刘积斌还非常关注我国先进战机的研发情况。2010年11月1日，刘积斌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刘积斌病危之际，当国防科工委的同志前来看望他时，刘积斌还在关心着我国五代机歼-20研发的情况。

纵观刘积斌的一生，真正诠释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体现了朱镕基的识人之明！一句话，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为敬爱的朱总理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