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师友”之徐芒耀,鲁虹画 2024年9月

按：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年——2019》出版之后，我所涉及的有关中国美术史的系列著作，实际上已经由1966年写到了2019年，因为，此前我已经出版《文革与后文革美术1966——1978》与《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年——1999》等著作。本来想接着撰写1949年——1965年的中国美术史，资料其实也收集得差不多了，可因一些客观上的原因，我决定暂时放下这一计划。那么，在今后相对空闲的写作时段，我该做些什么呢？这是我近期一直思考的问题，为此也征求过若干人的意见。由于我很同意一个朋友的建议，即借鉴意大利艺术史家乔治奥·瓦萨里的做法，将一些没有写进上述著作的重要材料，如一些艺术家、批评家、收藏家等关于艺术的趣闻轶事写出来，以为现在与往后的研究者提供补充性材料，于是我便由自己比较熟悉的师友开始了此一工作。起初，我也只是想运用文字的方式，后来又想到要以绘画的方式为每人画一幅肖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方力钧画相关作品的启示，结果就有了“图说师友”的专栏，只是三十多年没画画了，还是有点手生，相信画上一段时间，会有所恢复。后经与99艺术总编杨凯商议，拟每周发一期，文字会长短不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希望读者能喜欢。

——鲁虹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也正是为了做好相应的宣传工作，各地、各单位都成立了革命大批判组。比如，江城武汉就于当年夏天，在江汉路与中山大道口的交汇处，即原湖北省交通厅门口右侧的一面大墙上，推出了由武汉市革委会革命大批判组主办的革命大批判专栏。

稍稍了解武汉近代史的人无不知道，著名的江汉路始名于20世纪30年代，曾有人用“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的诗句来形容它。由于这里不仅遗留有一些西洋建筑，而且人流量特别大，故从“文革”爆发到1969年期间，顺理成章的成了各派群众组织张贴大字报的重要地方，而且，从早到晚总会出现许多群众围观大字报或激烈辩论的火爆场面。而我特别关注这个专栏，乃是由于其中以水粉绘制出来的宣传画与插图特别好。十分凑巧的是，我与同学王小宝其时亦在武汉八中的革命大批判小组做政治宣传“工作”，具体任务就是为定期张贴在四维路与中山大道口交汇处一家银行门口右侧大墙上的革命大批判专栏绘制刊头或插画。但因处在“停课闹革命”的特殊背景中，我们既无法得到美术方面的教育，也买不到此方面的教材，出于提高绘画技能之目的，我们只能靠自学，而到街上揣摩一些好的报头画便成了具体的方法，所以，我们经常要步行很远到省交通厅门口的大批判专栏前，挤在人头攒动的人群中反复观看与学习其中的画作……然后再想办法用在实践中，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不禁萌发了想拜此画者为师的想法，但我们很明白，在根本不知道画者姓名或他在那里工作的情况下，实现这个目的无疑就像赖蛤蟆想吃天鹅肉一样艰难！

1978年摄于汉口滨江公园左为蓝颖，中为鲁虹，右为徐芒耀

大约过了好几个月，我终于从本里弄一个喜欢画画的朋友那里得知： 在江汉路附近张贴的大批判专栏上画报头画的人姓徐名芒耀，出生在上海，于1967年从浙江美院附中毕业后分配到了武汉卫生防疫站做美工。 由于那位朋友很理解我的迫切心情，遂答应带我去拜见徐芒耀老师。记得是在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带着一些所谓绘画“作业”在他的带领之下去了武汉市卫生防疫站。当时，其就处在中山大道与岳飞街交界处的原法国巡捕房里办公——只可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一著名的历史建筑横遭拆除，虽然尚保留着大门前的三角草坪，但已是面目全非……

徐芒耀曾经工作过的武汉卫生防疫站

在原市防疫站，我们登上门前不太高的台阶就走进了大堂左侧的宣传科。一开始，我非常紧张，只是用颤抖的双手拿着绘画“作业”，并僵硬地坐在办公椅的一角上。

徐芒耀老师看上去个子并不高，头额却很宽大，两眼炯炯有神，显得特别能干，且精力充沛。他讲话快速而风趣，在简单聊过一会，他便接过我带去的绘画“作业”——几幅用铅笔临摹于哈定著作《怎样画铅笔画》中的“作业”或几幅用水粉临摹的政治宣传画——看了起来。然后，他用那上海式的普通话告诉我，学习绘画不能光靠临摹，必须先学好素描写生的基本功。他还说，你现在没有条件画石膏写生的几何体，可先画些静物素描，等有了一定基础，可再转向风景素描……见我一脸茫然，他大约知道了我不是太懂，便问我家住那里，我回答在附近的长青里。他说，这样吧，找机会我去你家帮你摆一组静物，结合实景讲一下你就明白了。过了数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带徐老师来到了我家，由于我们一家祖孙三代八口人挤住在一间二十二平方的房子里，他便在不影响大家走动的窗边定下了长背靠椅的位置，上挂一块浅色的麻布，并放了一个小坛子，一边讲解一边做起了示范……现在回想起来，那画面还历历在目，令我终身难以忘怀。

不过，因为我起初的作业不是很理想，徐老师让我暂且先画些单线素描，以解决造型的问题，继而又让我在不同的作业中遂步解决明暗的问题，质感的问题，远近的问题……就这样，我总算有了一点点进步。而与此相关联的是，在许多次与他的交往中，我也逐渐知道了一些中外大画家的故事，像俄罗斯的列宾、苏里柯夫、赛罗夫与中国的徐悲鸿、董希文等人从此深深刻印在了我的脑子里。而他那里的几本相关画册与苏联《星火》杂志也是我们经常要翻阅学习的，现在看到一些小孩学画的场景，我有时总难免会想起过去的经历，并深感到自己当初其实是中了人生的头彩，否则也不会有我后来的一切！

徐芒耀《江边写生》，水粉，1975

徐老师对绘画的热爱有如最虔诚的宗教教徒，事实上，在他的人生字典中，绘画总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尽管在那强调“政治挂帅”的特殊背景下，不仅所有专业机构，包括大学、中专都关闭了，而且许多专业画家或被送进了“牛棚”遭批斗，或被下派到了“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以致让人感到学习绘画并没有前途。但他却不随大流坚持提高自己，并深信：国家一定会步入正轨，绘画也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徐芒耀《我的梦系列之四》，布面油画，141 × 150 cm，1990

一方面，他是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对待上面派下来的各项宣传工作，即无论是借调到外面为各种政治主题的展览绘制宣传画，还是为本单位绘制卫生宣传画，他都以近乎艺术创作的方式认真加以处理。甚至在一些卫生宣传画中绘制若干特殊对象，包括苍蝇、蚊子或老鼠时，他也会不厌其烦地将其描绘得维妙维肖、精彩无比——这也使得我与一些学画者常常会对着徐老师的宣传画去临摹或学习；另一方面，他的大量业余时间，或用在了创作上，或用在了写生上。就前者而言，他与当时的所有参与者一样，为参加美术展览，他主要画些具有革命内含的主题性创作，但他并没有按照流行的“红光亮”模式处理画面，而是以异常感人的个性化方式成功改造了前苏联绘画的规范。因此在当时武汉举行的一些美术展览中，他的作品前总是围满了观众。例如他所创作的《女赤脚医生》就以极写实的手法表现了一位身背医药箱的女赤脚医生在丛林中采药的情境至今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就后者而言，即在面对不同的石膏像、人物或风景等对象时，他总会结合不同的感受与问题加以处理，其表达之精妙，技艺之高超，每每让我们称奇叫绝，流连忘返。也因了他的巨大影响力，没多久就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学画的青少年，这当中有后来是江汉大学教授的王小宝、武汉美术馆馆长的樊枫等人。

徐芒耀《雕塑工作室系列之三·上色》，布面油画，140 × 100 cm，1993

1972年4月17日，我和同学王小宝下放到了湖北蒲坼羊楼洞茶场，离汉的那一天，徐老师亲临汉口老火车站送别了我们，在嘈杂的人群中，他紧握着我们的手，一再叮嘱我们要抓紧时间坚持绘画，不负韶华。虽然此番下放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即没能参加后来由徐老师做主要辅导教师的市青少年宫美术训练班，但因为徐老师时常会给我们写信进行类似“函授”式的教育，故对于我们一直坚持绘画、且有一定长进起到了很大鼓励的作用，只可惜这些宝贵的信件没能保留下来。

送别，1978年摄于汉口，背影为送行的学生，远处为徐芒耀

1974年10月，我被抽调到了武汉一师美术班学习，王小宝亦于次年抽调到了这里，从此我们就与徐老师有了更多的接触，进而结识了一批参加过参加市青少年美术训练班的学员，如王祥林、宋克静、郭正善等——他们都住在汉口江汉路一带的巷子里，日后既是我在湖美读书的同学或朋友，也是湖北美院或各艺术机构的骨干人物。现在想来，那是一段非常有收获或值得终身纪念的日子，因为徐老师有时带领我们在人民剧院、武汉电影院的美工室画人像写生；有时则带领我们出外——到武汉的滨江边、解放公园或街头画风景写生。在绘画休息的片刻，大家总会迅速聚集在他的画前仔细品味与学习，而他也会对大家的作品逐一做点评。久而久之，我们也与徐老师成了忘年之交，令人感动的是，他总像兄长一样关心着我们，故每个人都愿意与他谈心里话，甚至包括我们谈恋爱的情况……

徐芒耀《维吾尔族干部》，布面油画，77 × 54 cm，1979

1975年，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徐老师用很大精力将他于1973年发表于《连环画报》上的黑白连环画《国境线上》改制成了彩色单行本。其脚本是由时任武汉一中老师胡海润根据作家黎汝德同名小说改编的。在绘制过程中，我们一群学生由于经常到访，不仅知道了他的具体创作方法，即如何理解脚本、如何构图，如何处理画面等等，也看到了他对待创作严肃认真的态度。此彩色单行本于1976年1月正式出版，并引发了很好的反响，相当有意思的是，此彩色单行本还为徐老师带来了一生美好的姻缘。原来，责任编辑陈贻福先生在与他的接触中，看中了他的才华与为人，便委托同事贺飞白老师做媒，欲将远在新疆非金属矿公司工作的侄女吴洪鸣老师许配于他，徐老师极为满意，还将此事告知了大家，后他们二人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顺利步入婚姻殿堂。

徐芒耀《伊利中学生》，纸板油画，26.5 × 41.5 cm，1979

那时的市防疫站与武汉许多单位一样，并不能为即将成家的青年职工提供像样的住房，所以当时有找住房比找女朋友更难的说法。好在市防疫站相关部门在机关楼内腾出了一间很小的房子让他们暂时过渡，于是他们也有了机会构筑“爱巢”。当时因“文革”中的停工闹革命导致物质十分匮乏，故使得做家具的三夹板在市面上很难买到，为此我特请前女友的父亲托人弄了十块，并借了一辆脚踩三轮车，从位于汉口古田四路的板材工厂运到了原市防疫站。与此同时，其他学生也是有力的出力，以帮徐老师排忧解难。说起来真不好意思，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学画的学生那样向徐老师送过什么礼物，更没有交过什么学费，所以大家都很想尽微薄之力，为徐老师做点什么。

徐老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无论来自生活生活上的，还是工作上的困难都没影响过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她的爱女冉冉出生后，一些家务很自然的落到了他身上，可他并没有因此影响自己的绘画事业。有一次傍晚，我与同伴去防疫站，看到他正在一楼水池旁昏暗的灯光下认真搓洗尿布，我们便上前围在了他四周，一边听他讲如何搓洗尿布的体会，如一洗、二搓、三烫等等；一边听他讲新近对绘画创作的体会。润物细无声，他努力协调事业与家庭的做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一生。

徐芒耀《我的梦》布面油画 ，1985

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重大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立即恢复高考。在得知了这一消息后，已过而立之年徐老师立即产生了考研的想法，他先是找到上浙美附中的同学莫大林，并在其带领下拜访了王德威先生——本来，他因自己没有上过本科直接考研有些胆怯，但王德威先生看了作品鼓励他说“你应该考！”，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于是他开始积极准备起来。也正是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大家都启动了考大学的步伐。在那几个月里，几乎所有业余时间，大家与徐老师或一道或画人物写生，或画风景写生，或准备文化课的考试……

摄于徐芒耀工作室，2022年，上海

功夫不负有心人，徐老师终于如愿考上了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的研究生，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亦分别接到了不同美术学院发来的入学通知。在徐老师到浙江报到前要先回上海的家一趟，为了留念，我们与徐老师特别选择在经常写生的地方——汉口滨江公园的江滩上拍摄了一些珍贵的合影，那一天，徐老师显得意气风发，特别开心，既暢谈了自己的宏伟打算，也勉励我们要不断的奋发向上，不虚此生。没隔几天，我们便在汉口民生路的客轮码头上送别了徐老师，当他站在轮船的栏杆后边我们频频招手致意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人生的全新阶段来到了。

徐芒耀《雕塑工作室系列之二》，布面油画 ，1991

1979年，也就是在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国画作品《在知识的海洋里》与徐老师的油画作品《开拓幸福路》一起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漫步在中国美术馆的大厅里，回首与徐老师相处的日子，更是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此后，我不断得知了他取得的众多成就，如1984年至1986年，他由国家文化部与中国美术学院选派赴法国巴黎国家高等美术学院深造；1987年，他的作品《我的梦》参加首届中国油画展，获金奖；1991年至1993年，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法国，在巴黎国家装饰艺术学院进行学术交流；1994年至今他的作品参加多个国内外重要大展，并出版多本画册、近年分别被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与中国美术学院绘画学院聘为油画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导师……2017年，徐老师与夫人来汉参加写实画派组织的学术活动，我特邀他们到我家做客，在长达数小时的交谈中我深深感到，如今他虽然是70多岁的人了，但仍保持着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观，同时还是那样纯真质朴，热情似火，而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我在艺术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2005年，于武汉左为为徐芒耀，右为鲁虹

徐芒耀 ，1945年出生，祖籍浙江桐乡市崇福镇。1978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文革后第一界艺术类研究生)，从师王德威与全山石教授。1980年毕业后留油画系任教。1984年由国家文化部与中国美术学院选派赴法国巴黎国家高等美术学院深造。入皮埃尔·伽洪教授(Prof·Pierre CARRON)工作室研习现代具像油画。1991年11月至1993年1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法国，在巴黎国家装饰艺术学院进行学术交流。1997年12月至1998年3月应法国CYAL色彩协会之邀前往进行学术研讨活动。1998年调离中国美术学院，任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院长。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大展，许多作品为国内外艺术机构收藏。

图文来源：鲁虹、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