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之争是指1912年民国之初，南方革命党与北方北洋派围绕中华民国定都北京或是南京出现的一系列论战，最终以南方革命派的妥协告终，首都选在北京。

定都之争的背后是北洋政府对南方革命党的全面夺权。

虽然南方派是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引领者，但内部派系林立，缺少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没有可靠的军事力量。

与南方派一盘散沙相对应的是北洋派在袁世凯的铁腕统治下能够做到振臂一呼，进退自如，北京军更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北洋派的强大压迫下，南方革命党几乎失去任何抵抗能力，而袁世凯也凭借北洋军队的支持，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把国家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1911年10月10日，南方革命党发动武昌起义，打响反清统治第一枪，清廷迅速发出剿灭革命党的上谕，四天后征召“足疾”在家的袁世凯出山镇压革命党。

当然，清廷此举也是迫于无奈，因为当时唯一可倚仗的北洋新军是袁世凯一手带出来的，只听袁世凯的，满洲将领根本指挥不动。

袁世凯假装犹豫再三，才“勉为其难”的接受委派，袁世凯出山后，效果果然立竿见影。

10月18日革命军与北洋军在汉口爆发了10余天的汉口争夺战。

革命军虽然空有一腔热血，但缺乏统一指挥调度、士兵军事素养差、武器装备落后，很快就被北洋军打败。

汉阳不久失陷，革命党被迫转入御守武昌阶段，袁世凯作为一名野心家，他可不想一根筋结束战斗。

如果轻松扑灭革命党，最终不过是个湖广总督，他要的远不止这些，而且武昌革命军虽然羸弱，但革命之火已遍布南方各省。

到11月，长江以南几乎全部宣布独立，革命党也把政权中心转移至南京，清王朝这边几乎呈土崩瓦解之势，袁世凯是不会为了清廷担负如此之大的政治和战争成本。

于是他向革命党抛出橄榄枝请求招安，其实是和谈，而此时革命军政府首脑黎元洪也在等待着机会。

他本身就是被动推举上来的，明知南方革命党是一盘散沙，不是北洋新军的对手，对袁世凯的议和，他是百分之百的赞成。

而且暗地里表示如果袁世凯支持革命，便推举他为大总统，袁世凯内心自然是乐开了花。

不过他作为清朝官员，如果听从革命党要求，自己岂不是历史上的乱臣贼子，这个锅他不愿意背。

袁世凯的意见是君主立宪制，毕竟他现在已经是内阁总理大臣，有军队在手，再收降革命党，把溥仪小皇帝变成个虚位君主简直易如反掌。

于是开始与革命党就政体问题展开谈判，双方争执不休，一晃到了年底，由于袁世凯对实行共和制没有明确表态，而革命党又不能坐视新政权无人主持。

恰巧孙中山回国填补了这个权力空白，毕竟孙中山革命工作干了多年，不管是资历还是声望都是众望所归，孙中山本人也几乎是全票通过，当选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的当选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感觉被耍的袁世凯公开质问道“选举总统是何用意”，并摩拳擦掌准备与革命党开战。

对于袁世凯的强硬措施，革命党显然没有应对把握，孙中山只能妥协，并公开表示:

“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在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袁世凯也顾不得吃相难看，于1912年2月12日逼迫清帝溥仪退位，一改往日坚持君主立宪的态度，称:“共和为最良国体，永不使君主正体再行于中国。”

2月15日，袁世凯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总统之位作为南北势力妥协的结果，从一开始就交织着割裂、算计和斗争，这就为后来的定都之争埋下伏笔。

同年2月，临时参议院开始商议定都，经过投票选择在了北京，这一结果大大出乎孙中山的意料。

要知道参议院中革命党占据大多数席位，原以为定都南京并无多大异议，可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在经过一番摸底，发现投票给北京的原因如下:一是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帝都，底蕴深厚、首都配套设施健全，不再需要为办公机关大兴土木；

二是北京复辟和专制守旧力量较强，如果将首都选在南京，对北京的影响鞭长莫及，一旦帝制派死灰复燃，后果不堪设想；

三是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对满蒙地区虎视眈眈，定都北京有利于中央政府控制蒙古和东北，维护国家统一。

民国时期北京城

这样的理由看似有道理，但仍遭到孙中山的反对，孙中山给出的理由有两个:

一是南京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它具有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革命记忆。

昔有明太祖朱元璋扫荡胡元，驱逐鞑虏，定鼎金陵，恢复中华，近有太平天国运动割据江宁，对抗满清。

如今革命党再现五百年前驱逐鞑虏之目标，彪炳千古，定都南京可谓是无尚光荣的政治象征；

二是袁世凯虽然帮助革命党推翻帝制，但很显然其对革命的忠诚度是值得怀疑的。

北京是袁世凯的老巢，北洋势力根深蒂固，一旦定都北京，新政权如同羊入虎口，革命党根本无法控制未来国家走向，而南京是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将袁世凯置于此地有助于革命党把持政权。

民国时期南京城

综合上述考虑，孙中山坚决反对将首都设在北京，在他的强力干预下，参议院决定复议再行表决。

为了让表决通过南京为首都，孙中山四处奔走呼吁，一边博取革命党内部理解，另一边争取舆论支持。

在黄兴等革命核心成员的支持下，参议院表决结果发生逆转，南京作为首都的表决议案成功获得通过。

同时，为了更好的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孙中山还领导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原来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把本来属于总统的行政权剥离给内阁总理，以此架空总统。

这就意味着袁世凯不仅必须离开他北方的政治基地，而且权力还要受到《临时约法》的约束。

1912年2月下旬，孙中山致信袁世凯，敦促其尽快到南京就职。

同时解释了定都南京的原因是新的首都代表国家的门面，北京作为帝制的象征不具备这一条件，而且定都南京是南北议和都有的共识。

且不说这一共识有没有，单就孙中山给出的理由就不可信，袁世凯在清末政坛摸爬滚打三十年，历经各种大风大浪，岂能识不出孙中山的手段。

定都南京也好，责任内阁也罢，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袁世凯当务之急就是制造借口，迫使南京方面接受他在北京就职。

2月27日，南京方面派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汪精卫为专员，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使团抵达之时，北京全城遍悬五色国旗，袁世凯更是打开平日只供皇帝出行的中华门迎接使团，规格之隆重让蔡元培等人震撼不已。

在欢迎宴会上，袁世凯信誓旦旦的表示:“一俟北京局势稳定，立即南下就职。”

事情似乎朝着既定方向顺利的发展，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六点北京城突发兵变。

北洋六镇中曹锟管辖的第三镇下属的炮兵部队在朝阳门发生哗变，然后一路毁坏民居，烧杀劫掠。

发生这么大的事，袁世凯其他北洋五镇亲信并未阻止，北京执法处不干预，警察局也被传令全城一律撤岗。

就这样，乱军一路西进，到晚上九点多逼至专使团居处，蔡元培等人吓得避入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才能幸免，而使团住所却被洗劫一空。

下半夜北京西城、北城也发生骚乱，一些土匪和巡警也加入抢劫中来，北京城顿时陷入一片火海。

城内商铺民宅遭抢劫的四千余家，京奉、京汉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三家银行以及制币厂也遭劫掠，损失白银九百多万两。

正当南京专使团惊魂未定之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驻华公使根据《辛丑条约》，纷纷调集军队入京保护使馆安全，并威胁袁世凯尽快稳定局面，否则将派遣更大规模军队前来。

一时间北京政局大有内忧外患双临并至之势，同时商界及北洋将领均呼吁袁世凯勿要南下，务必在北京主持大局。

兵变的消息传回南京，临时政府及参议院一片哗然，此次兵变非同小可，一旦袁世凯南下，京城必然失控。

如果哗变士兵进入紫禁城杀掉宣统和隆裕太后，清帝退位的诏书自然失效，届时袁世凯再联合北方的保皇反动势力和南京临时政府相抗争，后果必将不堪设想。

在万分危急情况下，南方革命党选择让步，孙中山被迫同意定都北京。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之争最终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获胜而告终。

吊诡的是这场兵变也无声无息的消失了，虽然无证据证明是袁世凯主导的这场兵变，但据后来的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回忆。

当时蔡元培专使团找他与袁世凯商讨，他到袁世凯家时，正好曹锟前来报告称:

“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

袁世凯指其胡说，并将曹锟赶走，当然，这只是唐绍仪一面之词，真实性未可知。

但从事件结果来看，袁世凯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成功在北京就职，为以后独裁复辟帝制做好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