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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莫斯科谈判：斯大林的战略与国民政府的选择

1945年6月27日，莫斯科的气氛异常紧张，大厅中的空气似乎都凝结了。在厚重的红木会议桌前，国民政府的代表们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坐定。房间内装饰典雅，墙上悬挂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深色的窗帘紧闭，只有桌上的台灯散发出柔和的光线，照亮每个人的面孔。

斯大林穿着他标志性的军装，面无表情地看着对面的国民政府代表团。谈判开始，他直截了当地提出条件：只要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将在那里增兵，并全力支援中国抗击日军。他的语气坚定，给人一种不容置疑的压力。

国民政府的代表团中，有人交换了忧心的眼神，但场面上保持了必要的礼节和沉默。斯大林继续详述他的提议，说明苏联增兵的具体计划以及这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潜在影响。他强调，外蒙古的独立不仅是苏联的长期政策，也是确保该地区稳定的关键。

会议桌上摆放着一份地图，上面标注了外蒙古与苏联的边界。斯大林起身，走到地图前，用手指轻轻敲打着地图上的外蒙古区域，解释这一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他声称，苏联的军队可以通过外蒙古，更有效地协助中国的东北抗日战场。

国民政府的代表们听后，面临艰难的选择。他们知道外蒙古的独立意味着中国领土的丧失，但同时，苏联的军事支援对当前抗日战场至关重要。会议室内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随着讨论的深入，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逐渐显现。

谈判过程中，双方进行了多轮的发言和反驳。国民政府的代表团尝试探讨其他可能的支援方式，试图绕开外蒙古独立这一敏感话题。然而，斯大林并不松动，他重申外蒙古独立的重要性，并明确表示这是苏联支援的前提条件。

最终，谈判未能在当日达成最终决议，但双方约定将继续商讨和评估提案。国民政府的代表团离开会议室时，虽然没有明确答复，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深思和担忧。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与外蒙独立

1945年8月14日，莫斯科再次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在苏联外交部的一个朴素但庄严的会议室内，国民政府的代表团与苏联的高级官员们围坐在一起，准备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墙壁上挂着沉重的红色绒布，而中央的桌子上摆放着即将被签署的文件和几支精致的钢笔。

随着文件的逐页翻阅，到了涉及外蒙古独立的部分，条款的措辞显得异常谨慎且含糊。文本仅简单提到，一旦外蒙古独立，“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这样的表述既没有具体阐明边界的细节，也未提及任何必要的地图或具体的划界工作。这种模糊的措辞使得文件在处理中蒙边界问题时显得过于笼统。

当代表们交换文档时，他们的动作都显得极为正式。签字仪式本身快速而程序化，苏联代表的表情严肃，他们按照既定的程序逐一在文件上签字。国民政府的代表在签署文件时手法稳健，每一笔都显得格外沉重。

斯大林本人并未出席签字仪式，但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事实上，就是在他的坚决政策推动下，外蒙古的独立议题才得以被纳入条约。尽管外蒙古的独立对于苏联而言是一个早已确定的战略目标，但它在条约中的体现却是通过一种较为含糊的表述来实现的。

随着条约的签署，外蒙古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正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然而，这一决定并未在条约中得到详尽的阐述，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未来关于中蒙边界的争议和复杂性。

美国的立场与蒋介石的盘算

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的同时，美国政府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的立场表现出显著的谨慎和模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策略是维持一种平衡状态，尽量不在敏感的国际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在莫斯科，美国大使哈里曼收到了来自华盛顿的明确指示，这些指示要求他在任何公共或私下会议中都避免对外蒙古的政治现状发表明确意见。

这段时间内，哈里曼频繁出席由苏联官员和其他盟国代表参加的会议。在这些场合中，若有提及雅尔塔协定中关于远东的条款，他总是谨慎地避开直接评论，转而强调美国政府对持续的和平进程和国际合作的一般支持。他经常使用的一种说法是，“美国致力于支持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合作，而不是单方面解释复杂的地区协议。”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国内面对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时，虽然表面上显示出不满，但他的实际操作则显得更加务实。在多次内部会议中，他与其顾问团讨论了外蒙古的独立对中国的长远影响。蒋介石明白，外蒙古虽然名义上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自1911年以来实际上已经处于俄罗斯的影响之下。他认为，若能通过放弃对外蒙古的直接控制，换取苏联在抗日战争末期的支持，这将是一种可接受的策略。

国共内战与苏联的角色

国共内战在1946年爆发后，国民政府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在东北和新疆的局势方面。东北作为抗战胜利后的重要战略地区，原本被视为国民政府恢复主权和扩展影响力的关键区域。然而，苏联的存在和策略却极大地复杂化了这一进程。

在东北，苏联军队在战后并未如期撤离，而是继续驻扎并控制了大片地区，这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接管计划。更为复杂的是，苏联不仅未撤军，还被发现在秘密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包括提供军事装备和训练。这种行为迅速加剧了地区的军事对抗，给国民政府带来了直接的军事压力。

在新疆，情况同样严峻。这一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关键性，长期以来就是大国博弈的焦点。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同样显著，他们通过支持地方势力和少数民族领袖，尝试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些行动使得国民政府在尝试巩固对新疆的控制时遭遇了重重阻碍，经常出现与地方势力的冲突，这些冲突往往得到了苏联方面的背后支持。

面对这些外部的挑战和内部的动荡，国民政府在多个会议和内部通讯中明确指出，他们认为苏联没有遵守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承诺，而是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反抗。这种行为被视为背信弃义，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对苏联的信任，也削弱了他们在内战中的战略位置。

联合国的介入与历史的评价

1949年8月，在内战的背景下，国民政府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局势，决定向国际社会提出强烈的抗议，这就是所谓的“控苏案”。这一行动旨在揭示苏联在东北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问题上的违约行为，特别是违背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承诺。国民政府将这一案件提交给了联合国大会，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力量来压制苏联的干预行为。

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起初，很多国家对国民政府提出的控诉持观望态度，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及冷战时期各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然而，经过几年的外交努力和持续的陈述，1952年，国民政府终于在联合国大会中获得了足够的支持，使“505号决议”得以通过。该决议正式谴责苏联在东北问题以及支持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行为，认为这些行为违背了先前的国际协定。

蒋介石当局对于这一外交胜利感到某种程度的满意，蒋介石曾说败退台湾不后悔，但对于当初信任斯大林的承诺感到悔恨。在内部会议和公开发言中，蒋介石多次表达了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苏联未遵守条约承诺的失望。他宣布该条约及其所有相关协定为无效，并强调不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状态，尽管这一立场在实际的国际政治中难以有实质性影响。

此时，国民政府已经撤退到台湾，虽然在台湾成功建立了稳定的政权，但对于外蒙古及其他失去的领土，他们已无力回天。1961年10月，外蒙古在苏联的强力支持下，成功加入了联合国，成为其正式成员国

对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而言，外蒙古的联合国成员国地位的确认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不仅象征着他们对这一地区影响力的彻底丧失，也是对1945年以来外交决策的一种讽刺。在台湾，尽管国民政府继续主张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外蒙古的问题仍是一个无法愈合的伤疤，提醒着他们过去的外交策略和国际博弈中的失利。

参考资料：[1]朱昭华.论蒋介石与中苏外蒙古问题交涉[J].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3):6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