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韩国是发达国家，因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

但是我们还知道，韩国还是个财阀当道的腐败国家，因为在这里盛行着“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极端拜金主义”，甚至有些年轻人还认为“如果贿赂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就要爽快地送礼”。

在这样充满着腐败气息的环境下，即使韩国的经济再发达，贫富悬殊的差异也只会越来越大，基层人们在社会上的生存压力也跟着变大，处于一片水深火热当中。

在韩国，其实政府及社会防止腐败的法律法规都是相当完备的，而且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也很重。

从1993年起，韩国就开始实行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并且由公务员伦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公布。

再加上早在2002年2月的金大中政府时期，韩国就建立了直属总统府的反腐败委员会。

到了2004年底，反腐败委会员还改名为“国家清廉委员会”，并且开始进行每年一次的“韩国社会清廉指数”颁布。

为了加强落实对腐败的惩罚，在2008年4月，韩国政府还颁布了《腐败公务员处罚强化政策》，规定对惩戒公务员的种类有罢免、解任、降级、停职、减薪以及训斥等六种形式。

但是即使这样，韩国的腐败现状依然严重，即使有前国家总统李明博领头建立公正社会。

对偷逃税、逃避服兵役、房地产投机、非法转籍（为了各种目的多次更换户口所在地）、招工招生中走后门、强势阶层欺压弱势阶层、论文剽窃抄袭或者重复发表、炫耀财富等行为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压，但是也无法忽视韩国年轻一代的道德缺失现状。

他们对于腐败和利益概念越来越模糊，尤其是韩国几大财阀的社会地位依然稳如泰山，无法动摇的情况下，要想改变韩国的腐败现状，简直是难于登天。

如今的韩国人都说，一生有几件大事，那就是“生老病死进三星”，可想而知，财阀企业在韩国的社会影响力有多大。

与欧洲的寡头经济不同，因为韩国大大小小的财阀企业支撑着韩国的经济主体。

而且韩国在二战以后，作为主要战场，基本上只剩下一片废墟，但是韩国的财阀就像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一样，硬是发展了起来，并且带动整个韩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因此，可以说，没有财阀企业，就没有如今如此发达的韩国经济。

尤其是在韩国首屈一指的三星企业集团，其下属的三星物产公司就有3家国内分公司，48家海外企业，其经营领域从电子、飞机制造到金融、新闻，几乎跨越了所有行业，其产品更是包罗万象、数不胜数。

而且，韩国的三星企业集团，旗下的员工数量达到25万多人，创造了韩国每年近1/4的GDP总值！

再加上韩国财阀企业的不断壮大，对于韩国当局的影响力也只大不少。

尤其是在四大集团之一的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在1992年跻身韩国政界，成为韩国三位总统候选人之一以后，这种“官商合一”的情况更是使得韩国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越发明显地被掌握在少数人的控制下。

在这样的经济龙头下，韩国政府即使想对一些明显存在腐败问题的财阀企业进行整改，也是有心无力的。

曾经，在1993年2月到1995年6月，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在韩国掀起了被称为“不流血的革命”的反腐运动，当时受到惩处的官员多达3635人，其中就有642人被免职。

当时最著名的被赶下台的立法和政府高官就有韩国国会议长朴俊生、汉城特别市市长金尚哲和国家法务部长官扑喜朴太，其中扑喜朴太是因其子女升学作弊而被牵连的。

由此可见，在韩国，对于参与腐败的官员的惩处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韩国政府为了反腐败，甚至对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进行调查，后来两人还因为受贿赂金额高达9亿美元而被判重刑，可见韩国“执法必严”的反腐决心。

虽然韩国政府严格打压腐败贿赂现象，但是却依然无法消灭腐败贿赂的痕迹。

在2019年3月23日，根据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有JTBC电视台的记者于当地时间22日晚，在机场发现一名戴着口罩的男人，疑似是韩国前法务部副部长金学义，其身后还跟着一名身形差不多，同样戴着墨镜、围脖和帽子，做了“全副武装”的男性。

在多人的陪同下从国际出发大厅走出来，这架势完全就是想要模仿电影桥段里的“金蝉脱壳”，出逃韩国。

要知道在不久前的3月18日，韩国总统文在寅才刚刚下令要彻查包括前法务部副部长金学义接受性贿赂事件在内的所有涉警腐败案件。

虽然案件还没有正式立案，涉案的金学义本人也未被韩国检方正式指定为监察对象，但是身为嫌疑人的金学义却在这个时间点离开韩国，实在是有点太过“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了。

尤其是金学义如此精心设计的出逃，却在登机前5分钟，突然收到来自韩国法务部对他紧急签发的“禁止出国令”，更加让他这次“有备而行”变得更加可笑。

虽然最后金学义为了“自澄”提交了辞职申请，仅做了6天的法务部副部长，也让这一起“金学义案”早早落下了帷幕，让其成为了一起悬案。

但是，其实像这起“金学义案”这样的悬案，在众多的韩国官场悬案里，本应该是一点也不起眼的小案而已，但是特别的是，这起“金学义案”涉及的不仅是贿赂贪污，还涉及到性贿赂。

与权财交易、权物交易不同，性贿赂是以权谋色、权色交易。而在这场悬案当中，金学义本身所代表的，就是韩国政治的不公正性，财阀、高官，财富和权利，已经在韩国国内纠缠捆绑。

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性贿赂作为一种没有直接涉及财物的特殊贿赂，并且还涉及到道德层面的问题，要怎么以刑法理论来处理，一直困扰着实务部门，对于性贿赂能否作为贿赂犯罪处理问题持续成为贿赂犯罪刑法适用的重点疑难问题。

再加上，要对性贿赂进行入罪量刑也是十分困难的。

首先，一般性贿赂的进行都十分隐秘，性贿赂的当事双方在进行性行为的时候都是自愿发生关系的，并且双方都不想让外界知道。

所以进行性贿赂的场所基本上都是经过精心挑选，极其具有隐蔽性，事发现场也会在性行为结束后被谨慎处理，十分干净，基本上不会留下犯罪痕迹。

因此，在性贿赂案件中很少能取到犯罪现场的相关证据，除了当事人的供述，很难再有其他证据佐以支持，更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链。

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对性贿赂案件做出有效的打击，可想而知是有多难。

而金学义作为未立案的性贿赂案件嫌疑人，其实只要他一口咬定否认犯罪，即使有一方证词对其不利，依然是无法对其进行任何刑事问责的。

但是金学义却在这个风头浪尖的时候，再用如此引人遐想的方式离开韩国，更想是“自投罗网”的感觉，让人更加好奇他在案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即使要付出大量的司法资源才能打击性贿赂，其实也是值得的。

如今，性贿赂作为一种严重危害社会、影响公务廉洁性的行为，正在以另一种不一样的姿态腐蚀着国家。

自古以来，用于贿赂的东西大多都是财物，而用来进行性贿赂的却并不是财物，而是人，因此如果要对性贿赂犯罪采取计赃论罪的原则的话，实在是无从下手。

而且对于性受贿者来说，虽然他们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财物，只是享受了免费的性服务，如果因此而对其苛以刑罚处罚的话，又显得有点太过分，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

再加上，很多国家也不想把性贿赂犯罪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不想让涉及道德谴责这一类的行为有可能会动摇到刑事制裁的理性法治。

但是，如果不对性贿赂进行处罚的话，毋庸置疑的是，任由权色交易式的性贿赂继续发酵下去，只会产生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性贿赂不仅直接侵犯公职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和纯洁性，从而导致公权力滥用，损害政府威信和公共利益、极大地败坏社会风气。

而且与财物贿赂相比，性贿赂相对比较隐蔽、难以查处，不管是行贿者还是受贿者都比较容易逃避罪责追究，其诱惑力和危害性甚至还会超过一般的财物贿赂。

像金学义，作为韩国前法务部副部长，可以说是对韩国法律相当的熟悉，因此，如果他真的与性贿赂有关，那么绝对不是意外。

因为在财物交易面前，性交易作为一种更加容易隐蔽的贿赂手段，十分符合金学义这等高官的要求——风险低。

另外，一些性贿赂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根本就无法进行刑事问责，最多予以道德谴责而已。

这样的处理方式，对于那些通过职务便利而获得其他利益的人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而且由于“性”的特殊性质，本身就不容易成为讨论的话题中心，是性贿赂的天然保护屏障，参与性贿赂的人往往都会以个人隐私为借口，让法律调整“无从下手”。

其实，殊不知，“性”早已被人们进行了商品化改造，成为了人们之间进行各种各样权力交易的砝码，并且悄然的对社会产生了远比道德问题更加严重的影响。

而这个影响对于法治社会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

为了预防性贿赂进一步扩大腐蚀社会，只有通过打击与性有关的各种交易活动，不管是性交易还是性贿赂，必须严格杜绝，必要的时候甚至还要以相对合法的的刑事处罚去其他进行打击和处罚，从而达到有效预防犯罪的基本目的。

尤其是像这位韩国前法务部副部长金学义这样的公职人员，只有从源头上去进行阻止，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水平，才能阻止性贿赂的滋生和蔓延。

毕竟性贿赂作为一种影响社会风气的新型贪腐现象，如果能用道德、党纪、政纪或者民事行政法律来调整和约束的话，就可以避开将这种行为在刑法中加以规定或者动用刑罚了。

如今在社会日常生活当中，性贿赂往往与一些“生活作风不好”、“腐化堕落”、“道德败坏”以及“性泛滥”等腐败分子交织在一起，像这种涉及伦理、道德、情感、隐私、纪律以及法律等多个方面因素的不良行为，如果真的上升到犯罪层面量刑的话，对于当下的法律体系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性贿赂一旦入罪，必然会面临道德与法律而且是最严厉的刑法交织与碰撞，而性贿赂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连结，就是性犯罪。

这些对于我们的法治社会来说，无不是足以引起巨浪的海啸。

因此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对于性贿赂的量刑和处罚，无疑又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像这样违背法律法规的异常行为，是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处罚，而这些所谓的韩国高官，最终的归宿只会是铁窗泪。

而韩国如今所面临的政治困境，能否在将来有所改变，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