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说法可以说是中国人民都知道，不光是中国人民都知道，相信全球华人也都不陌生。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管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普通人的直觉都是这两种说法的意思都一样，就是号召国家的每一个成员好好干，努力努力再努力，加油加油再加油。说白了就是，作为一个老百姓，千万要争气，老百姓争气，国家就争气；老百姓不争气，国家就危险。有没有感受到一股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澎湃着的热乎乎的文风扑面而来？“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心潮澎湃的你请接收我一瓢凉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说法说不通，有语病，更不合实情。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被公认是顾炎武的名言，其实是梁启超或者麦孟华的变相发明，跟顾炎武没关系，要是顾炎武能穿越到今天表态的话，他肯定会义正词严地说：“我没说过这样的名言！”

梁启超或者麦孟华要是以个人身份向外界呼吁“强国保种，匹夫有责”，或者“振兴中华，匹夫有责”，或者“中国崛起，匹夫有责”，或者“国家富强，匹夫有责”，等等，这都没问题。这几种说法从语法上分析，都是先提出目的，再提出由谁来达到目的，具体说就是：

“我们要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需要每一个老百姓尽到各自的责任”；

“我们要达到中华振兴的目的，需要每一个老百姓尽到各自的责任”；

“我们要达到中国崛起的目的，需要每一个老百姓尽到各自的责任”；

“我们要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需要每一个老百姓尽到各自的责任”。

这样的呼吁没有谁会唱反调。但是，梁启超或者麦孟华偏声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提炼顾炎武的意思，这就不合实情了。

第一是顾炎武从来没有表达过这个意思。因为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得很明白，“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翻译成白话就是：“怎么区别亡国跟亡天下呢？答案是：龙椅上的人被外部势力暴力取代了，国号被强行改变了，这是亡国；正气上不来，邪气满天飞，社会秩序乱套了，道德伦理崩溃了，亲人互相迫害，朋友互相出卖，师生反目为仇，夫妻互相监视，人跟人像禽兽一样分外眼红，斗成一锅粥，这是亡天下。”

顾炎武这里说的“天下”应该引申成“天理”，“天道”，“天伦”，或者“人道”，“人伦”，“世道人心”，“纲常礼教”。历史学家陈垣就在《日知录校注》中解释过：“亭林（就是顾炎武）以亡一姓为亡国，亡礼教为亡天下。”

有亡国、亡天下，就有保国、保天下。保国跟保天下有什么区别？顾炎武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翻译成白话就是：“保住龙椅上的人不被外部势力暴力取代，是朝廷里那帮人以及所有吃官饭的人的责任；捍卫社会道德规范正常运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不能置身事外，都要承担义务。”

所以说，梁启超或者麦孟华声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作权属于顾炎武，根本没道理，说严重些涉嫌曲解顾炎武。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说法把“天下”窄化成“国家”，完全背离了顾炎武用“天下”指代“社会道德规范”的本意。“人人都有责任保国（朝廷）”，这不是公然跟顾炎武唱反调吗？

第二，就算梁启超或者麦孟华解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属于借题发挥，属于与时俱进地改造顾炎武的言论，这么改也有语病。

前面说过，这种呼吁形式的口号，都是先提出目的，再提出由谁来达到目的。“天下兴亡”能是目的吗？目的就要确定、唯一，可以说“天下兴旺，匹夫有责”，“天下太平，匹夫有责”，这里“有责”可以解释成“需要尽到责任”；甚至可以说“国家衰亡，匹夫有责”，“天理不存，匹夫有责”，这里的“有责”可以解释成“承担责任”。总之，要么（实现）“兴”，要么（避免）“亡”，目的都符合“确定、唯一”的标准，这才是呼吁；“兴”和“亡”合成“兴亡”，到底在呼吁什么？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古今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20页）里的解释是：“对于国家兴亡，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有一份责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古今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32页）里的解释是：“国家的兴盛或衰亡，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什么意思？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有责任实现（保持）国家兴盛，这不难理解，难道还有责任实现国家衰亡？

有人可能会解释说，这两种说法的意思就是：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尽到责任了，国家就兴盛；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没尽到责任，国家就衰亡。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国家是兴盛还是衰亡，责任在每一个普通老百姓。这就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啥难理解的？！

好，这种解释符合梁启超的一贯观点。不妨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统一改成“国家兴亡，责在匹夫”。其实按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表达的观点，完全可以总结出属于他自己的名言——“中国兴亡，责在少年”，根本不需要跟顾炎武扯上关系，况且梁启超发出的呼吁跟顾炎武南辕北辙。不过既然已经这样了，就不好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改得面目全非，统一成“国家兴亡，责在匹夫”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国家兴亡，责在匹夫”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能不能成立？说得通说不通？合不合实情？

在以往，几乎所有人——特别是读书人——都认为这种说法没毛病，能激励每一个人的责任心、爱国心，能激发每一个人的冲天干劲。

但是，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认识主观了，一厢情愿了，事与愿违了。

实事求是说，老百姓有没有冲天干劲，不是国家兴盛还是衰亡的原因。

有一本书叫《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就用大量的历史证据证明了国家兴亡的决定因素——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制度不对路，匹夫个个发挥出战天斗地的冲天干劲，也是南辕北辙，不但改变不了国家一穷二白的状况，甚至会倒退。

古往今来，部分读书人以为匹夫有力量，匹夫创造历史，匹夫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匹夫决定国家兴盛还是衰亡，所以，眼睛紧盯匹夫，推出一套套方案对匹夫进行规划、设计、缔造、治理，从《商君书》到《新民说》到《大同书》，等等。

应该说，在一亩三分地的农业时代，读书人有这种认识可以理解，靠着发挥匹夫人多力量大的优势，的确能满足自给自足的社会需求，甚至能创造人间奇迹——比如长城就是个证明。但是，要靠匹夫迈步进入工商业时代是不现实的。匹夫可以维持一个原地踏步的旧世界，但是无法开创一个日新月异的新世界。要开创新世界，就需要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去西天取经，然后改革旧世界。

所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类农业时代的呼吁口号到今天完全应该放下了。读书人在缺乏经济学知识的时代，不懂得运用经济学思维思考世界，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表现可以理解，但是在今天经济学知识已经成为人生必备常识的时代，要是还迷信“国家兴亡，责在匹夫”，就不可原谅了。

现在已经不是匹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时代了，现在是国家跟国家竞争的全球化时代，制度优势才是力争上游的保障。

国富民强，制度为王。国家是兴盛还是衰亡，责任在有权确定制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