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初，料峭的寒冬转眼间被暖春和煦的微风替代，街边、院落的枯木也抽出了新的嫩绿枝芽。

已经年过八旬的毛主席侧卧在半开着的窗边，一丝暖阳照耀在他的身上，倍感惬意。

“主席，周总理送来了一封信，您现在要看吗？”

伴随着一阵轻轻的推门声，机要秘书张玉凤却已出现在身旁，她的手中还拿着一个棕色的信封。

毛主席笑着点了点头，示意她将信封先放在桌子上，自己稍后就看。

毕竟，对这位相处了几十年的老战友，毛主席是十分了解的。眼下周总理的身体情况很是不好，如果不是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他是不会亲自写信、并且直接送给自己。

待张玉凤离开之后，毛主席随即拿起那个信封，打开之后这才发现、里面其实有两封信：一封是周恩来写的，另一封则是贺捷生写的。

逮到毛主席认真看过这两封信件之后，发出来长长的叹息：“贺老总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绝不能让他的家人寒心呐”。

贺捷生，正是贺龙元帅的女儿。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毛主席再次把张玉凤叫了进来，他将两封信紧紧捂在胸口、一边喃喃地说道：“对于贺捷生提出的这个要求，我看就按照周总理的意见去办吧”。

那么，贺捷生在那封给毛主席的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为何毛主席在看过那封信件之后，第一时间竟然说出“决不能让贺老总家人心寒”这样的话呢？

1969年6月9日，身为新中国开国元帅的贺龙与世长辞。

在那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因为贺龙元帅身份的特殊性，再加上“别有用心之人”的有意诬陷，贺龙元帅去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强加在身上的冤屈一直没能洗刷。

直到5年之后，也就是1974年9月29日，经过周恩来提议、毛主席批准后，中央终于发布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也正是靠着毛主席、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信任与支持，贺龙元帅终于得以沉冤昭雪。

得知组织上终于为父亲恢复了名誉，贺捷生尤为激动：“一直以来，我和父亲聚少离多，但我知道他是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而不得已舍小家、顾大局，现在他恢复了名誉，我想父亲的英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1935年11月1日，贺捷生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

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贺捷生是贺龙元帅的长女。其实在此之前，贺龙元帅与妻子蹇先任曾有过一个孩子。

1929年的时候，刚刚领导发动了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的贺龙，带领部队来到了湖北、湖南交界地，创立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不久之后，刚刚年满20岁的女学生蹇先任投笔从戎、参加了工农红军，在湘鄂边区参加革命运动，先后在部队里担任文化教员、前敌委员会文书等职务。

正是因为从军的经历，让蹇先任与贺龙结识，两人很快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结成一对革命夫妻。

婚后的第二年，蹇先任便生下了一个女儿。当时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贺龙喜极而泣，再也无法克制心中的喜悦。

毕竟，当时他已34岁，与那些刚刚成年就结婚生子的人比起来，年纪确实已经不小了。而对于贺龙来说，人生最令人振奋的，大抵就是中年得女。

很快，贺龙元帅就为女儿取好了名字“红红”。

毕竟他们的队伍，是为中国劳苦大众而战的红军队伍，“红红”这个名字，对于刚出生的女儿来说，的确非常合适。

不久之后，贺龙接到组织上的命令，要他火速带领军队前往洪湖一带、在那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作为一名军人，贺龙自知要严格服从命令，临别之际他不舍地拉着妻子蹇先任的手，深情地说道：“我这次带队伍去洪湖，可能要很长时间。眼下局势不安定，你和孩子还是暂时就在湘西吧”。

面对离别，蹇先任表现得十分坚强，她反复地叮嘱：“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和孩子等你回来。”

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贺龙走后的那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进入了湘西，开始四处抓捕共产党人。

蹇先任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躲进了深山中，奈何当时天寒地冻、气温极低，婴儿的免疫力又极差，没过几天红红就染上了风寒、高烧不退。

最终，不到一岁的红红就病死在了深山中。

丧女之痛对于贺龙和蹇先任来说，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但为了革命的胜利，夫妻二人还是叫紧牙关，将个人的悲痛抛之脑后。

时间来到1935年，贺龙带领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区与敌人展开反“围剿”作战，连续取得了龙家寨、十万坪、中堡等数次战役的胜利。

就在他和部队干部们商量接下来的军事部署的时候，年轻的警卫员突然闯了进来，扰乱了众人的思绪。

贺龙见他大口喘着粗气，通红的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兴奋，当即皱眉问道：“咱们部队里是不是有规定、进作战会议室的时候要打报告？”

可谁知，这名小战士完全没有理会这句问话，他使劲咽了一口唾沫后，激动地嚷道：“贺总指挥，您的夫人生了个女儿，这是王委员亲自发来的喜报”。

贺龙赶紧接过电报，上面的的确确写着蹇先任刚刚诞下一女，请贺龙取个名字。

最后的署名，正是留在湘鄂川黔边区后方组织工作的王震。

红红的离世，对于贺龙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虽然这几年来、他一如既往地指挥军队频频取得大捷，但内心的痛苦只有他自己明白。

而现在，已经40岁的贺龙再得千金，其中的喜悦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可是欣喜过后，贺龙却再度犯了难。

虽然他指挥军队所向披靡，可是在给孩子取名这件事上，却一直犹豫不决。

“该取什么名字好呢？”

接下来的几天里，贺龙只有空闲下来，便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满脑子考虑着这个问题。

当身为副总指挥的萧克看到这一幕后，连忙笑道：“取个名字，就把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随后，他稍加思索便接着说道：“既然咱们刚打完胜仗，孩子就出生了，不如就叫‘捷生’，你看怎么样？”

闻听此言，贺龙当即拍手叫好，给新出生的女儿取名为贺捷生。

1935年11月中旬，也就是贺捷生出生不过半个月的时间，贺龙再次接到命令，要他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参加长征。

按照当时红军的规定，部队里不准带孩子。

那个时候，很多部队的领导人为了遵守这一规定，只好将子女托付给亲戚、或者是同乡照顾。

就拿毛主席来说，他就把几个孩子托付给弟弟毛泽民、毛泽覃等人照顾。

在红二、红六军团即将踏上长征之路前，贺龙也打算将女儿交给老乡代为扶养。那名老乡本来表示要回去和家人商量，可过连等了几天都没有消息。

贺龙考虑到，毕竟贺捷生是红军将领的女儿，那名老乡怕是担心给自己招惹来麻烦，索性一咬牙做出了个大胆的决定：要带着女儿一起长征。

于是，他找到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商量，大家也表示支持贺龙的这个决定。

正因如此，贺捷生成为长征队伍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贺龙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0师师长，率主力部队东渡黄河、开辟晋西北抗日革命根据地。

这是贺龙与女儿的第一次分别，在当时那个前途未卜的抗日局势下，老将军临行前不舍地捏了捏贺捷生稚嫩的脸蛋。

女儿才2岁，贺龙就要离开她奔赴前线，再度相见不知是何年何月、又或者说是否还能再见？

那份不舍是寻常人难以理解的。

克制好内心的情绪后，贺龙对着蹇先任再三交代：

女儿长大后一定要读书，不接受教育是不行的。另外，孩子以后可以跟你姓，但“捷生”这个名字一定不能改！

从那以后，父女分别的时间持续了12年之久，直到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久未谋面的贺龙与贺捷生才再度相见。

当贺捷生被接到重庆之后，终于见到了她日思夜想的父亲。

那个时候，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但西南边陲却仍旧动荡落后，反动派的残余部队和土匪时不时扰乱当地的老百姓。

为了消除匪患、建设大西南，中央委任贺龙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等诸多职务，配合刘伯承搞好哪里的军政工作。

此时的贺龙被委以重任，变得比之前更加忙碌了，当他看到贺捷生第一眼的时候，竟然迟疑了很久。

还是贺捷生率先打破了这份尴尬，她扑向贺龙的怀中，声泪俱下道：“爸爸，我想念您”。

此时，贺龙终于能够确定，眼前这个小姑娘正是自己的女儿。

他微微颤抖地说道：“捷生，是捷生吗？这么多年不见长这么大了，爸爸都认不出你了”。

虽然那个时候，贺龙元帅膝下又有了一儿一女，但他对于贺捷生的疼爱丝毫没有减少。

毕竟在过去的12年时间里，他为了革命事业、对贺捷生亏欠得太多，再度重逢之后，必定要把这些补偿给她。

在贺捷生的印象中，父亲对她最多的嘱咐就是：“你要多读书，多学习文化知识，要为咱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出一份力”。

而贺捷生，也是按照父亲的叮嘱做的，她经过多年的努力学习，终于在1955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大学4年时光很快过去，临近毕业时，贺捷生听说西北建设需要大量人才，于是自作主张报名去了青海支教。

等到贺捷生拿个已经盖过公章的登记表回家时，贺龙元帅的脸上满是不舍。

然而，虽然他的心中有一万个不愿意，但女儿做出的决定，他还是完全支持。

贺龙明白，孩子总是要长大的，而自己不可能永远陪在她的身边，让她尽早地去面对一些生活上的磨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送别女儿时，贺龙忍着悲痛说道：“女儿啊，你要自立自强，不管以后家里发生什么事、爸爸妈妈以后会怎样，你都要坚强”。

贺捷生听在耳中、记在心里，重重地点了点头。

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自己与父亲的最后一次对话。

1969年6月9日，贺龙元帅病逝，享年73岁。

当远在青海的贺捷生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犹如晴天霹雳。然而更令她感到难过的是，父亲去世之后，因为一些特殊原因，竟然无法举办葬礼和追悼会，就连骨灰竟然也被“别有用心之人”偷偷藏匿了起来。

贺捷生本想请求组织上为父亲恢复名誉，可是思来想去之后、还是觉得不妥。

毕竟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年事已高，身体情况也非常差，自己怎么忍心再去劳烦两位老人呢。

直到1974年底，在毛主席、周恩来等老同志的关怀下，中央办公厅终于发布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贺龙元帅去世5年之后，身上背负的冤屈终于得以洗刷。

然而，由于当时仍处于比较混乱的特殊时期，中央对于贺龙元帅的后事问题也十分谨慎，要求不久之后的骨灰安放仪式一切从简：对外保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

面对这样的结果，贺捷生终于决定，给周总理写一封信。在这封信上，她是这样说的：“如果按照原来的方案办，我将不参加这一仪式”。

几天之后，身在病房中的周恩来接到了这封千里之外的来信，他看完之后、眼眶红润，自然能理解贺捷生对于父亲后事的殷切关心。

于是，他喊来妻子邓颖超，自己口述、由妻子执笔，准备写一封信呈交给毛主席。

“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

随后，周恩来让妻子将这封刚写好的信、连同贺捷生的来信一并装入信封，托人送到了丰泽园。

当毛主席接连看完这两封信之后，内心深处颇为气愤：“岂有此理！贺老总的后事，怎么能办得如此简单？”

作为机要秘书的张玉凤，站在一旁不知该说什么，这还是她第一次见毛主席发这么大的火气。

过了半晌之后，毛主席这才叹息道：“贺老总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绝不能让他的家人寒心呐”。

“对于贺捷生提出的这个要求，我看就按照周总理的意见去办吧”

1975年6月9日，也就是贺龙元帅逝世6周年的日子，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骨灰安放仪式。

伴随着一声声低沉肃穆的哀歌旋律，贺龙元帅的骨灰被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安置在了骨灰堂一室。

更值得令人注意的是，在原定的计划里，周恩来因为身体原因、是不前往八宝山公墓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

然而，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当天上午，面色苍白的周恩来、竟然拖着病重的身体来到了现场，满含热泪地向逝去的这位老战友深深地鞠了7次躬。

这足以看出，经过战争年代千锤百炼的革命情谊，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抹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