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齐平

回老家收拾一下旧物件，忽然从抽屉里发现了一个记录本，仔细一看，原来是父亲担任生产队会计时的记账本，里面是1973年度全队收入支出情况，包括农作物种植计划，每家每户分配各种粮食数量，上交公粮任务数量以及全年决算等等，大约有100多页，都写得密密麻麻、满满当当。

虽然笔记本纸张有些发黄，但父亲的字迹清清楚楚，简单浏览了一遍，我从里面找出几个数据：1973年全生产队151口人，分配小麦共计9060斤，平均每人60斤。分配地瓜12.7595万斤，平均每人845斤。按照地瓜四斤能晒一斤地瓜干计算，大约每人210多斤地瓜干。再加上谷子、高粱等少量杂粮，每人全年口粮应该能达到300多斤，吃饱是没问题的。只是以地瓜面粗粮为主，白面细粮只能过年过节吃几顿，这与当年的记忆是相符的。

1973年完成上交公粮任务：小麦2321.5斤，谷子分三次共上交4083斤，地瓜干2550斤。粗略计算一下，各种作物上交公粮占总产量的20%~26%左右。

这些数据，也许对回忆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有所帮助，但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对父亲的怀念。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多年，这个记录本大约是他留在世上的唯一笔迹了。虽然他写的毛笔字比钢笔字更好，但却没有保存下来任何的作品。我常常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让父亲写幅字装裱起来留作纪念。

睹物思人，不禁想起父亲的一生。父亲1925年出生在农村一个小康家庭，因而读了私塾，有文化，能写一笔好字。上世纪40年代他加入了国军队伍参加了抗日战争。被安排在军队电台，学会了电台报务技术，很快就成了军官。母亲曾跟随他先后在济宁、兖州、济南居住，被老家人视为官太太。其实因为年轻，父亲的级别不会很高，应该是基层军官，大约是上尉吧。父亲曾对我说，当年是他通过电台抄收到德国投降的消息。算算时间，那时他才20岁。

抗战胜利后就是解放战争，父亲所在部被解放军收编，军官士兵可以选择留下或者回家。当时由于祖父病逝，祖母已多次催促父亲回家，父亲便趁这时机回了老家。谈起这段经历，父亲也是后悔的，后悔当初不应该回来。和他一个部队的有本村一位战友，当时的职务不如父亲高。这位战友选择了留部队，后来在北京某大建筑公司任党委书记，级别为正厅级。这位书记90年代曾回县里，住在县宾馆。当时父亲在县城给我看孩子，被邀请去陪这位书记吃饭。此时已经是京城厅级干部与老家普通农民的区别。父亲吃完饭回来没有多说话，我想还是有些失落感吧。

后来父亲曾经闯过关东，并在哈尔滨铁路上当了工人。三年自然灾害时，许多职工下放回原籍，父亲也再次回到老家。从此当上生产队会计，一当就是二十多年，一直到1982年取消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按父亲的文化水平，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人才，但只是当了一个生产队会计，连大队干部都不是。不过，以父亲曾在国军的经历，家庭成份又是中农，在特殊年代能够不受影响，过自己的安稳日子。已经算是不错了。村里成份不好的“四类分子”，每天都要早起扫大街，大队开大会就会揪到台上批斗一番，甚至有人想不开寻了短见。

多年后我曾看到父亲写的一份材料，交代自己当兵时在电台的经历，时间是七十年代初，才知道当年父亲也曾有被批斗的危险，之所以平安无事，大抵是因为父亲平时为人谨慎，不得罪人，做事认真没什么把柄吧。

父亲当会计二十多年，不但自己不贪不占，还经常干吃亏的事。当年社员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饭后要到生产队办公处去记工分。每人报一下当天做的什么活。应该记多少工分。父亲便负责记工分，母亲觉得自己应该不用去报，父亲应该主动给记上。哪知到了年底进行核算，在粮食分配上工分占有一定比例，却没有母亲出工的记录。原来，母亲没去报。父亲就没给她记。这件事母亲说了很多年。

父亲有文化，能教我们兄弟姐妹识字，哥哥姐姐学习都很好，但都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好在到了我读高中那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得以考上高中中专，成为恢复高考后全村第一个大中专生。那段时间，父亲特别高兴。

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母亲经常觉得委屈了父亲，经常说：“你大这一辈子，瞎了（浪费）他认识的那么多字儿”。除了当生产队会计以外，父亲的文化能施展一下的时候，就是过春节为街坊邻居写对联。每年一直到大年三十那天才能写完。虽然累的腰酸胳膊疼，还搭着笔墨，但父亲从不推辞。看着家家户户贴着父亲那潇洒字体的春联，我们也感觉自豪和高兴。

父亲2001年去世，看到了新时代国家的初步繁荣富强。记得1997年香港回归，他还专程去县城一趟，说要看看县里有没有庆祝活动。2015年，国家向抗战老兵发放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可惜他没有活到那时候，不然他作为一个曾经参加抗战的老兵，也有资格获得一枚纪念章。

如果父亲还活着，今年他虚岁100岁。谨以此文，纪念父亲百岁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