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玉
编辑|子昂
斐洛的行文风格颇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通过阅读他的作品，不难发现他对于荷马等希腊诗人是十分欣赏的。
但斐洛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犹太信仰，所以他对于希腊诗歌的看法是矛盾的，在衡量之后的取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采用了希腊诗人和诗歌的元素作为自己寓意解经的辅证。
斐洛与希腊教育从而在斐洛的行文风格中我们看到了希腊诗歌式的语言与犹太律法式的道理首先达成了巧妙的融合。
这自然离不开斐洛接受的希腊教育的助力。
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作为主流文化辐射至诸多地区，改变了不少民族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这只是表面上的同化，那么希腊教育无疑是渗透到了这些民族的文化深处，使他们的传统文化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虽然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教育情况在现存的资料中并不多见，所幸斐洛是典型的受过希腊教育的犹太人。
他的个人经历和作品可以说是“填补了后来基督教关于希腊教育资料的空白，并且弥合了新约在这个话题上沉默的鸿沟。”
这意味着斐洛的作品不仅仅是对犹太文化单方面思考的产物，更是有他所接受的希腊教育的影子。
格里高利·斯特林认为，斐洛开办了一所高级的释经学校，可能是在家里，也可能在私人拥有的建筑中，犹太社区潜在的领袖通过这一形式成为了他的学生。
所以即便斐洛可能以一个孤立的个体出现，但他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展到了犹太会堂和亚历山大里亚更广泛的犹太环境中。
斐洛就曾通过著作《论预备性学习》将他对这类通识教育的看法基本表达出来。
他认为这些学习是预备性质的，为真正的智慧铺平了道路，并且用许多类比证实了他的观点。
他把通识教育比作:“城市的郊区”、“通向美德目标的道路”等。
这些比喻让人毫不怀疑斐洛在通识教育上的立场：它们是重要的，但仍然是从属的，为将来更重要的目标，即美德铺平了道路。
学校教育是为真正的教育或个人发展做准备的，对有些人来说，这是包含修辞、语法、逻辑等在内的“希腊七艺”的学习，但主要是哲学和美德。
斐洛在他的《关于<创世纪>的寓意解释》一文中就阐述了美德和希腊文化教育之间的亲密关系。
他斐洛在这里又加上了《创世记》中雅各依靠手里的杖渡过约旦河的例子，意在说明学校教育对于灵魂的影响就如同手中的杖，能帮助人们跨越冲动、邪恶和激情。
另外犹太圣经中还提到过摩西为了获取法老的信任，把他的杖扔在地上，杖就变成了一条蛇。
所以斐洛认为这预示着一个普遍的真理：“义人的行为，是倚靠训诲，如同杖，能安定和平息人心的骚动。”
斐洛在这里接受了一种教育观，即一种真正的德性生活只是属于少数精英的，他们通过教育对人心欲望产生了一定的约束。
因而在斐洛的认知中，他的分层依次是通识教育，而后是哲学或智慧（即美德）的学习，最后是托拉（即至高的德性）。
当然斐洛并没有把这些知识对立起来，他假定它们之间既有连贯性又有发展性，简而言之，教育是美奏，是一种循序渐进的等级关系。
斐洛声称这一关系得到了摩西本人的支持，据说，摩西在埃及的时候曾就读于通识教育的学校，有来自各地的教师将广泛的知识传给他。
因此，摩西树立了一个榜样，使犹太人进入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学校合理化。
参与通识教育是控制欲望和快乐，按照美德生活，从而将哲学付诸实践的起点。
斐洛似乎认为学校教育是美德的必要准备：“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接受美德的浸染，除非我们首先与她的女仆交往，而智慧的女仆则是那些从学校课程的初步学习中获得的文化。”
此外斐洛在他的文字中将那些原本属于希腊文学的语言进行熟练地引用或是创造性地加工都显示出斐洛对于希腊文化并不陌生，而这份熟悉度和认同感正是希腊教育带给他的。
并且希腊文化中探讨的德育与犹太教推崇的德性是有相通之处的，所以斐洛在相当多的段落中谈到了诗人在希腊人和野蛮人的道德教育中所起的作用。
比如说在《论耕作》一文中，斐洛解释说，他将从灵魂中清除所有的激情和放纵倾向，取而代之的是植入“勤奋地寻找智慧诗人所写的东西”。
在他看来，通过学校教育可以感受到诗人的魅力：诗人作为智慧和道德导师对公众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
如果诗人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为什么不听呢，他们是我们一生的教育者，就像父母在私人生活中教导孩子智慧一样，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也教导城市中的居民。
同样，如果不是为了获得美德，至少对于公民道德生活来说，让人们从古老而久远的思想中汲取灵感，去追寻高尚事迹传统。
这无疑是有价值的，历史学家和所有诗人们都把这一传统留在了他们自己和后代的记忆中。
希腊诗人的德育者角色所以希腊诗人承担了希腊文化中德育者的角色，他们既是希腊道德体系的构建者又是传播者。
与此同时，诗歌也可以作为一种道德补救，通过希腊诗人的价值研究，斐洛意在说明族群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道德界线，希腊人和其他族群之间在道德上的差距是可以弥补的。
希腊文化最具特色的是希腊的哲学，这在人类整个智力活动中占据了较高地位。
在斐洛看来，对于希腊诗人的研究可以说是进入希腊哲学世界的一个先决条件，尽管如此，对斐洛来说，哲学的顶峰是摩西律法所教导的生活准则，并且只有通过柏拉图的观念“见上帝”才能实现。
如斐洛所说，所有的智慧都是通过把学校里的知识和上帝给予的知识结合起来而获得的。
古希腊智者们也曾探讨过“美德是否可教”，斐洛对希腊教育的看法似乎也是基于这个经典辩论，得出的结论也颇为相似：通过了解律法可知真正的美德是一个神圣的礼物。
由此可见不同族群对美德（即智慧）的叩问和追求是相像的，斐洛就利用这一点对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进行调和。
简言之，将希腊教育归为预备性学习，用于掌控欲望，为获得美德铺路。
希腊式的通识教育是最基本的，更是以希腊文化为主的希腊城市的一部分。
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想要融入这座城市，融入当地居民之中，有必要熟悉并参与这一传统。
至于犹太人接受这一预备性教育的方式，斐洛认为对希腊诗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因为语法教我们学习文学中的诗人和历史学家，并将因此产生智慧和丰富的知识。”
尽管斐洛对希腊教育大加赞赏，但并不是全部的犹太人都有接受希腊教育的机会，只有少数和他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犹太人才能参与其中。
但是斐洛作为犹太社区的领袖，他对希腊教育的看法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犹太社区中的普罗大众。
斐洛的教育观念体现出了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的衔接递进关系，也是两种文化的一种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