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思想方法。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呢？必须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在党的诸多领导人中，毛泽东堪称调查研究的典范。学生时代，他数次游学，开调查研究之先风。其后一生，虽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但调查研究始终未辍，从而为准确把握国情、正确制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基础。
毛主席询问当地农民
在长期的调查研究实践中，毛泽东留下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文稿，形成了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成为我党理论宝库的重要内容。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他的这一思想，对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一生的调查研究实践可以分为五个历史时期，而且每个时期的调查研究不论是对他个人的思想成熟，还是对当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 “一师”时期的游学对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了促进作用。1918年，毛泽东到了北京，开始接触李大钊等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插图]那么是什么促使他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呢，或者说他自身具有的什么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共鸣呢？要弄明白这个问题，不能不考察毛泽东在“一师”时期（1913—1918）的思想与实践。
据毛泽东自己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我憧憬 ‘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关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有研究者认为，他非常重视精神的作用和个性解放，同时又强调实践。在哲学思想上基本上还是个二元论者，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是唯心主义的，在认识论方面却有了唯物主义的基础，同时有了明显的辩证法的思想，并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如此强调精神、哲学的作用，正是一个负责的思想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经之路，不经过这条路，倒是很奇怪的”。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推动下，毛泽东在“一师”的最后两年，进行了三次颇具规模的游学，分别是：第一次，从1917年7月中旬至8月16日，他邀萧子升同游，身无分文，历时一个多月，途径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步行近千里，记下了许多笔记和心得，返校后在同学中广为传阅。第二次，1917年寒假，他步行至浏阳文家市，在铁炉冲陈赞周家住了几天，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晚上，同附近农民谈心，还到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晶家走访。
毛主席
第三次，1918年春，由于学校驻兵，学校被迫停课，他同蔡和森徒步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情况。关于这三次游学，没有太多资料，但可以推测的是毛泽东在游学中充分了解了农民的生活状况、贫富的差距、土地的占有状况以及农民的思想状况等。
如果说此时的思想“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游学的收获则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直观的实践素材，推动了这一进程。可以想象，当他在北京接触马克思主义时，从游学中所获得的那些印象和资料既使他有着强烈的印证感，也使那些丰富而杂乱的收获一下子明晰起来，从而初步确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2．大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使毛泽东确信“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建党初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认识并不充分，甚至当恽代英1923年向他建议“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时，他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当时几乎全党的工作重点都是国共合作和工人运动，毛泽东也不例外。1924年毛泽东离沪回乡，在家期间，“看望他的乡亲也不少，他和杨开慧也四处串门……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调查研究”。
这些调查研究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转变：“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到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他“发动了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1925年11月，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1926年1月，他又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同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他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插图]同年9月，他在广州填写的一份《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的“学业”一栏中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毛泽东注意力的这种转向和思想的转变，无疑得益于在韶山的那段调查。此后，他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所长期间，亲自教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并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订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等36个调查项目，要求学员认真调查填写，为研究中国农民运动积累了大量资料。
1926年9月，毛泽东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写出《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文章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插图]这个认识击中了中国革命的要害，揭示了此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也为他后来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奠定了基础。
3．土地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的根据地政策提供了素材和证据。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井冈山。1929年年初，又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后发展为“中央苏区”。这个时期，党和红军的几乎每一项政策都是开创性的，不能不通过实践来积累经验，因此，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作社会调查，一边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
毛主席
所以，他这一时期的调查最多，仅1927—1934年，就有宁冈调查、永新调查、仁凤山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六村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三次塘边村调查、蛟洋调查、长汀调查、三次才溪乡调查等，留下了许多调查文稿，其中以寻乌、长冈、才溪调查文稿最为详细。从留下的文稿看，上述调查使毛泽东基本了解了根据地的政治区划、行政、地理环境、交通运输、工商业、人口成分、阶级构成、土地占有及受剥削程度、土地山林池塘房屋的分配及斗争、地租税收、苏维埃组织建设、农村军事组织及斗争、民主建设以及生产、文化、卫生、社会救济、革命宣传等情况，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加深了对城市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例如，他曾亲口说，“我做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地主和富农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贫农和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插图]在寻乌调查后，他倡议：“倘能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不断修正和改进根据地建设中的土地、税收、阶级、军队、城市等各项政策，并开始阐述中国革命崭新的道路理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从1928年年底到1934年长征前，他先后撰写了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初步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军队建设、经济政策、党的建设、阶级划分等重大问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4．解放战争时期的调查研究为纠正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左”右倾错误奠定了基础。1947年秋，挫败胡宗南对陕北的进攻后，中央和军委决定前往西柏坡。这一时期，毛泽东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947年10月17日，他到佳县县城，当晚在住处召集县领导干部谈话，了解当地土改情况。18日中午到达谭家坪，参观峪口纸厂，详细了解了纸的生产情况。
1948年3月26日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27—29日，同周恩来、任弼时听取贺龙、李井泉汇报晋绥边区战争、土改、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情况，并先后召开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等的座谈会，详细调查农村中各阶级比例、土地占有情况、土改工作团怎样发动群众等情况。4月4日到达岢岚县城，当晚听取县委书记丛一平关于土地改革、整党情况的报告。4月6日又在代县听取县委书记兼县长苏黎和土地改革工作团副团长、晋绥日报社社长郝德青的汇报。4月7日在繁峙县伯强村又邀请村党支部书记、村长、贫农团长等干部，座谈村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
毛主席
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毛泽东基本掌握了解放区的土改、整党、整军、阶级斗争、政策宣传、民主政权建设、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方法、工农业生产、党的各项政策的实施等情况，发现并纠正了上述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倾向。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文件和讲话。
在这些文件和讲话中，他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解放区土改、整党、整军、保护和鼓励发展中小工商业、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巨大胜利，批评了各地各种工作中的错误倾向，总结了将近一年来各种工作中反对右的和“左”的倾向的经验，指明了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和任务，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以及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些经验和政策有效地确保了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了新中国的顺利成立和新政权的巩固。
5. 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查研究为部分地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供了可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工农业生产锐减，尤其是农业，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61年1月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小组，分别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任组长，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时间为10—15天，然后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再转入广州市调查，时间一个月。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大区和省的负责人等都积极展开调查研究。调查的资料使毛泽东在不久之后的广州南三区会议上开始提醒大家注意平均主义和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会议期间，他还印发了30年代初写的《关于调查研究》一文，并要求领导干部“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强调各级书记要亲自作调查研究。他认为“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作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
南三区会议刚结束，他又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研究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继续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一时期，毛泽东为了解决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还审阅了中央调查组和许多省区的调查材料，并和前来参加两会的同志进行了认真讨论。在3月2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我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调查呢？……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
同一天，经毛泽东提议并亲自修改补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集思广益，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毛主席
该条例规定了实行按劳分配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大队为基础，鼓励发展家庭副业，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任何人不得侵犯等原则。稍后又加入以生产队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否办公共食堂由社员决定、取消分配上的部分供给制、社员的口粮分配到户等措施。这些措施纠正了当时农村公社中的主要错误，解决了当时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紧迫问题，从而起到了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积极作用，使全国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逐渐走出困境。
综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伟大的一生，也是深入调查研究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