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的相关事迹被上海《文汇月刊》报道。

他思索再三后，决定将这本杂志寄给远在广东海丰县（今汕尾市红海湾区田乾镇）的老母亲，虽然这篇文章全文以“黄总工程师”代称，但他相信自己的母亲会明白的。

果然不出黄旭华所料，当老人和其他的子女不明所以的打开没有署名的信封，翻开这本杂志被折起的内容之后，一家人的心情是又惊又喜。

当老人明白过来这是中断联系30年的三儿子黄旭华寄来的之后，老人不禁与其他的子女们抱头痛哭。

此前她一直对这个三十年不回家的儿子颇有怨言，如今一切水落石出才知道，原来自己疼爱的好儿子并非不孝子，而是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只见她百感交集，红着眼眶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他是三儿，是我们的三儿。”

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的妇产科医院里，此时她的母亲33岁，而他是这个家里的第三个孩子。

说起来，黄氏夫妻俩算是当时的高知人才，他们都在汕尾福音医院工作，是为数不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在当地有良好的口碑。

出生在医学世家的黄旭华由于家底殷实，再加上父母从小就想把孩子们往医生的方向培养，所以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获得读书的机会。

不过，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之下，黄旭华是众多的儿女中最聪明好学的一个。

上小学时，他就立志要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因为当时正值抗战时期，很多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饱受枪林弹雨的轰炸，而他希望用自己的双手为父老乡亲减轻痛苦，自此立下报国之愿。

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和孙中山先生也曾有过这样的志向，只是看到国家的现状已经病入膏肓时，他们继而走向了另一条道路，黄旭华也是如此。

起初，由于日本人的飞机不断轰炸各大港口城市，各地医校都深受战争的影响而迁往各地，黄旭华也不得不就此离开故乡。

为了找到合适的医学院安稳读书，他整天翻看报纸，四处找亲戚朋友打听外面的情况，终于找到了当时有名的医学院聿怀中学。虽然学校的各种设施都很简陋，但他的心里这里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课堂了。

高中毕业后，黄旭华目睹了家乡的山河破碎，意识到落后就要被欺凌、被挨打，于是他决定弃医从工，“科学救国”四个字成为了他的新志向。

紧接着收到国立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系的录取通知书后，他决定秉承科学求是的精神，以先进的手段维护民族与国家的尊严，也开启了与潜艇一生的缘分。

值得一提的是，黄旭华原名黄绍强，后来为了提醒自己保持反抗侵略的意识，他给自己改名为“旭华”，这两个字饱含着他对民族崛起的向往，寓意中华民族必定如旭日东升一般崛起。

全面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新中国成立了，他也从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艰辛中悟出了革命道理，最终选择在194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强大作出贡献。

当得知某个超级大国不断对我们施加核威慑时，黄旭华也在冥冥之中埋下了和核潜艇结缘的伏笔。

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后，黄旭华曾在上海军管会船舶建造处、上海招商局（海运局）、上海港务局等处工作，几番辗转岗位也为年轻的他积累了不少经验。

当他被调到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设计二处潜艇科时，他便意识到自己的个人命运从此就与国家和时代的命运紧紧相连了。

1958年6月，毛泽东主席批准了一份《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两个月后，黄旭华突然接到通知，出于国防安全形势需要，他得去北京出差一趟。

黄旭华原本就是个工作起来就不管不顾的人，想着任务紧急，于是他没跟父母打招呼就踏上了未知的旅程，甚至连行李都没有带就动身了。

得知中国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而他之后的任务就是参与新中国核潜艇研制后，黄旭华的内心激动万分，因为他又离自己的目标近了一点。

黄旭华知道美国和苏联先后都有核潜艇下水，而新中国也需要核潜艇为国家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不过核潜艇研制是一项绝密任务，作为最早研制核潜艇的29人之一，他既不能辜负党和国家的信任，也要时刻肩负着保护核武器和实现二次核打击的保密任务，在没成功之前要一辈子做无名英雄。

说起来容易的事情往往做起来很难，此时的国家一穷二白，虽然有29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骨干人才，但我们整体的技术力量十分还是十分薄弱的。

在核潜艇自主研制初期，黄旭华进驻了自然环境恶劣、物质极为匮乏的荒岛展开工作，虽然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人亲眼见过真正的核潜艇，造船技术研究室里甚至现成的图纸和模型，但他们依旧对未来充满希望。

无奈造化弄人，苏联很快宣布撤回援华专家，而黄旭华和同事们不仅面临着巨大的研究压力，还要克服三年困难时期下的物资匮乏。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造不出核潜艇，我死不瞑目。”

可能常人无法想象到，进行这项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国防科研有多困难。

事实上，面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我们的包围和封锁，黄旭华和同事们只能从相关资料的只言片语中进行设想。

核潜艇技术复杂，要求高，他们就反复拆装美国的核潜艇玩具模型，从而走完了西方国家几十年的研发之路。

即便对内部结构一无所知，只能用算盘和计算尺计算数据，但是他逐渐练习到可以用手日夜不停地计算。

有些部件配重需要不断调整、修改、完善，甚至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他们用最“土”的办法和各种创新思维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

比如用一台磅秤一个个零件进行称重，最终使核潜艇下水后的数值和设计值吻合。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要运用三角函数、对数等各种复杂和高难度的运算公式和模型，所以在漫长的岁月中，正是黄旭华和同事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最终他们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最为重大的一系列关键技术，使我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事实上，在1957年一直到1986年的这30年间，由于严格的保密制度及紧张的工作安排，黄旭华就像“人间蒸发”一样突然消失在了家人的世界。

他既不能向亲友透露自己的实际工作，也没有告知家里自己要去哪里、去多久，甚至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他一面。

直到1987年，荣誉等身的黄旭华才有机会为自己“澄清”，他不是那个对妻子不管不顾的“负心汉”，也不是父母姐妹口中杳无音讯的那个“不孝子”。

虽然父亲至死也不知道儿子的工作性质，但黄旭华相信九泉之下的他一定会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欣慰。

直到1987年，黄旭华及其团队的艰苦奋斗、不懈努力才被公之于众，《文汇月刊》发表长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就是黄旭华。

作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因为黄旭华的工作任务还没有完全完成，所以这篇报道只说明了他隐姓埋名30年造核潜艇的事迹，处于保密等安全需要，只向外界透露了“他的妻子李世英”。

黄旭华自知在做一件有关国家命运走向的大事，所以只是默默地将这本杂志寄回了海丰老家，希望母亲和兄弟姐妹能够谅解他不得已的苦衷。

说实话，看完报道的一家人才恍然大悟：原来黄旭华忙的不着家的工作竟然是研制核潜艇，看来大家都误解他不赡养亲生父母的不孝行为。

自此，于是，90多高龄的母亲曾慎其再也没有一句责怪，而是教育其他的孩子，要全力理解黄旭华的工作。

正所谓“家门可以不入，舰艇不能不登”。

在核潜艇研究任务最困难、最艰巨、最关键的时候，黄旭华获得了家人的理解后感觉浑身轻松了不少，于是62岁的他再一次扎进了1988年的南海作深潜试验工作中。

这次工作同样是九死一生，稍有差池就会造成艇废人亡的后果。原本黄旭华在指挥艇上坐镇指挥就可以了，但他还是坚持上艇与大家一起下潜，最终出色完成任务。

实话实说，这次壮举给了当时的参与人员很大的激励，两鬓斑白的他也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位参与极限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

如今新中国的国防力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们依旧铭记着为国之重器舍弃“小家”的国家栋梁，他的品质和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