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30日，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一个年轻男子得知自己被判死刑的消息时淡然一笑，被狱警拉拽着走向刑场。

24岁的他因揭露国民党的罪恶而遭受杀身之祸，可一抹微笑在这肃杀冷峻的刑场中显得如此可贵，甚至昂首挺胸、含笑赴死的这一幕让围观群众不禁泪流满面，就连负责执行死刑的刽子手都有些动容……

亲眼看着这个男人生死关头迸发出非凡的勇敢与坚韧，刽子手握枪的手也不忍不住发抖，此时人们不知道行刑者心里在想些什么，但可以看出，行刑者头三枪居然都没打中他的要害。

以下是一组《大公报》记者拍摄的照片，图中含笑赴死的年轻男子叫王孝和，这是他慷慨就义的最后时刻。

王孝和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他于1924年出生于上海一个船工家庭，一家人靠着父亲在外商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上当司炉工的薪水紧衣缩食的过日子。

据悉，王孝和原本有7个兄弟姐妹，但凭借父亲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这么多人的衣食住行，因此最后只有王孝和和2个弟弟平安长大成人。

王孝和从小就对先进知识有着求知若渴的向往，童年时期，他在宁波同乡会的一所小学读书，不仅在学校的成绩非常优异，而且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随和的性格。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随母回乡后，虽然当时的形势并不乐观，但他还是坚持在乡间读完了小学，有了一定的识文断字的能力。

虽然一家人挤在汉口路一个只有五六平米的房子里，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生活环境的艰苦，并在1938年考进励志英文专科学校读书。期间他暗暗下了决心，要向全校功课最好的同学许统权（中共党员）学习。

许统权十分欣赏王孝和不因贫困而破罐子破摔的性格，于是经常找王孝和谈心，两人在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向往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穷苦的少年逐渐有了一个清晰的奋斗目标，并在许统权的引导下踏进了一个全新的红色世界，无形之中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

如果说这所学校教给了王孝和谋生的技能，那么进步青年许统权对王孝和的影响，则是将他带入了一个更高层面的精神境界，原来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也要关心国家大事。

从许统权的口中，他逐渐知道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和为什么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那些日子里，他们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经常一起讨论如何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看着许统权每每谈到侵略者恨得咬牙切齿的样子，他意识到对方很有可能就是书中描写的共产党员。

事实上，他们所在的学校就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个重要阵地。

当王孝和并坚决地表示：“我也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经过地下党组织的考察，最终他于1941年5月4日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局势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因父亲生病被外国老板辞退，王孝和不得不替父亲挑起家庭的重担，勉强靠助学金读了一学期后就放弃了学业。

幸运的是，正巧邮局和上海电力公司招考，王孝和成功进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火力发电厂（今杨树浦发电厂）工作，这也是党组织经过多方面考虑后所作出的一致决定，王孝和也欣然配合。

从1943年1月开始，王孝和一边在杨树浦发电厂当抄表员，一边以地下党员身份秘密活动，厂里的工人称赞他为人厚道，乐于助人。

很快，王孝和开始在党组织的授意下从事地下活动，暗中向工友们传播进步和革命思想，号召大家一起抗日救国。

1946年1月，因无法忍受国民党的「欺骗」「高压」所摧残，上海电力公司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大罢工，工人们的反抗情绪都很高涨。

在8天9夜的斗争中，无数工人开始控诉这个不断榨取人民血汗的庞大 “抽血机”，其中王孝和就是那个一马当先的领头人。

原本王孝和就负责工会文宣和组织工作，得知工人们就因物价飞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生活困难后，面对资本家奸猾蛮横的工资制度，王孝和说

“我是工人选出来的。凡对工人有利的事，我都有责任去做”。

很快，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人们纷纷响应王孝和的罢工提议，跟随着这位共产党员一起积极维权，针对薪酬制度来进行谈判，开展斗争。

由于王孝和表现突出，成为了不少工人眼中的英雄人物，后被当选为上电工会杨树浦发电厂支会干事，并借机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被国民党当局急欲除之而后快。

也是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发生大罢工的这一年，22岁的王孝和在父母的催促下，和自小结了娃娃亲的农村妇女忻玉英成婚了。

据忻玉英讲述，两个人是青梅竹马，她家和王孝和的外婆家是十几年的邻居，王孝和的母亲见忻玉英乖巧可爱，于是撮合双方家长订下了亲，希望两个孩子长大后能结为连理。

起初，身为进步青年王孝和并不想把自己的婚姻大事全权交给父母做主，因此对这桩“娃娃亲”表现出了极大的抗拒。更何况，王孝和对方家庭情况的了解也比较熟悉，并不想把一个单纯的女孩牵扯到他所进行的危险活动中。

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王孝和还是和忻玉英在双方家长的安排下见了一次面。

原本他还不太了解这个未来媳妇的品性，但亲眼见到朴实清纯的忻玉英之后，他仿佛有了心动的感觉，开始幻想和眼前的女孩结婚之后的幸福场景。

与此同时，眼前的少年让忻玉英也非常吃惊，由于自己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文化教育，所以看到英俊风趣，谈吐不凡的王孝和之后不免红了脸。

就这样，两个性格大相径庭的人都对久别重逢的青梅竹马暗生情愫。

由于当时的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很大，忻玉英从小就被亲戚朋友视作是王孝和名义上的妻子，所以她一直留在家中帮母亲织布，美其名曰：给自己攒嫁妆。

王孝和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女孩非常心疼，因为他一旦悔婚，那么就相当于毁了忻玉英的名声，即便她是个好姑娘，但社会舆论还是将所有的脏水泼到她身上。

联想到这些，王致和不禁有些心软了，他很怕村里人随意给忻玉英编排一些难听的话。

在短暂相处的那几天，王孝和带着她见识了大上海的繁华，忻玉英也会跟他闲聊起乡下的局势，随后他又试探地问过了忻玉英对国民党的看法，没想到原本和颜悦色的女孩义愤填膺地说国民党很坏。

忻玉英虽然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但她却知道国民党对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做了许多坏事，他们仗着自己手里的权力欺负老百姓，是不折不扣的坏人。

直到王孝和牺牲后，忻玉英才明白为什么他会在约会的时候问这些，原来这些问题都是组织让他问的，原来共产党员恋爱结婚也要通过组织的考验。

不过也正是这句回答让王孝和和党组织确信她是一个好女孩，未来也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地下党员妻子。

在王孝和犹豫要不要和忻玉英结婚时，党组织的一番话让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不识字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结婚后，可以培养她协助搞地下工作，让你们家成为地下组织的一个联络站。”

此后，王孝和时不时和忻玉英聊天见面，并很快确定了结婚的日期，两家人都沉浸在喜乐融融的氛围中，虽然他们没有举办一场像样的婚礼，但拍完结婚照就算成了家。

直到1948年的上海发生了著名的“申九惨案”，当时正值风雨飘摇之际，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的七千余名工人把反饥饿、求生存斗争推向了高潮。

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勇敢地发声抗议，要求获得身为一个劳动者应得的报酬与合适的待遇，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国民党统治当局。

据悉，当时淞沪警备司令出动了一千多名军警镇压罢工的队伍，有关部门还迅速制定了一项对工人实施武装镇压的方案，甚至使用了装甲车、催泪弹这些武器。

随着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愈演愈烈，有三名女工被军警活活打死，并借机恐吓、威胁、利诱、欺骗工人，还有200多名工人被无理由逮捕关押，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严刑拷打。

1948年4月，国民党以“妨碍戡乱治安”的罪名，将王孝和抓到国民党反动派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对他轮番使用老虎凳、磨排骨、辣椒水和电刑等酷刑，但他依旧对革命工作只字不提，没有泄露一字一句的机密。

9月30日，王孝和同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绝境，在从看守所被押往刑场的过程中，他依旧表现出的工人阶级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并在沿途高喊：“特刑庭不讲理，乱杀人，冤枉！”。

在刑场上，他表现出了一种超越生死的从容和淡定，向围观记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的迫害，以及特刑庭秘密开庭、无理判罪的无耻行径，其中他伤痕累累的前胸就是铁证。

在执行枪决时，王孝和同志依然微笑着走向刑场，他昂首挺立，视死如归，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他英勇就义的那一年年仅24岁，而他妻子当时还怀有身孕。

直到今天，但王孝和的事迹已经成为了鼓励青年一代的巨大精神力量，他奋起自卫、坚持斗争的壮举激励着我们团结起来，为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赴汤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