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书法与精神

——谈河北美术学院的书法教育

文/王伟

我在几年前听说河北美术学院的书法专业，惊异于它独树一帜的培养方式——学生入学的一年级先练习大草，之后再选择其他字体。而国内近乎所有美术院校的书法培养，学生都从学习楷书或篆隶开始，可见河北美术学院在书法人才培养方面的独辟蹊径。这种培养方式取得的成就也备受瞩目，数量众多的河北美术学院学子在校期间就入选了各类国家级书法展览，甚至形成了创作上的“河北美院现象”。

▲ 孙鹏飞 山西长治 周朴《登福州南涧寺》 365cm×124cm

可以说，河北美术学院的培养方式为书法的学院教育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路径。清末民初之际，学院教育成为书法近代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书法人才的培养，既不再是中古时期世家大族的“私相授受”，也不是近世以来士人书家的个体探索，而是在书写的技术、知识、观念和审美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形成专业化、职业化和群体化的培养模式，由此推进了书法在技术和观念两方面的现代变革。同时，伴随着书写工具、文字媒介和价值系统的巨变，书法试图摆脱日常书写的功用性束缚，不断向着艺术化的审美高度迈进。然而，正如陈振濂指出的，近代书法的发展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依然囿于实用、复古和尚法，既缺乏时代文化的新意识，也罕见书法家的主体精神，更缺少现代意义上书法本体的形式探索和审美追求。

▲ 宋靖 甘肃天水 节录 王文治《快雨堂题跋》 70cm×70cm

我们可以从教育体系中的习字次序这一细微之处发现其中的保守主义倾向，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布《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其“学科程度章第二”规定：“习字，先教楷书，次教行书，次教小篆”。事实上，这种以楷书为基，次之行书，次之篆书的学书程序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元代郑杓的《衍极》还是明代丰坊的《童学书程》，两书中的“学书次第图”都遵循着“楷书—行草—篆隶”的学习程序。

▲ 徐浩然 山东兖州 节录 苏轼《东坡题跋》 246cm×96cm

以何种字体为书法学习的入门之基，关系着书法教育者和学习者对书法本身，甚至是书法史的理解和认知，也指向了教育者以培养何种书法人才为目的。近代《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中的“先教楷书”，表明楷书在课程设计者的观念中居于基础位置，强调的是书写的法度和规范，以培养日常的书写者为目的，其着眼点还是在书法的实用性，书法在此为工具而非目的。但放宽认知视野，我们将今日之书法从实用领域扩展到艺术领域，它就不但应当以自身为目的，更要成为人自我塑造的手段，以便在书写中显示出人的本质力量。当书法教育者对书法的认知发生调整时，也就不必然以楷书作为书法人才培养的入门书体，草书以其高度自由的特质开启着新的书法学习历程，并与人的个体意志、现代精神联系在一起，足可以成为书法教育的另类资源。

▲ 董强 甘肃陇西 节录 赵孟頫《松雪斋题跋》 245cm×124cm

由此，我们认识到河北美术学院以大草作为开端的书法培养体系的重要价值，它既破除掉了学生在观念和技法上所受到的固定之“法”的束缚，也唤起书写者将个体的自由精神展露出来，并在此后的学习中借助篆隶或魏碑来强化线质，最终以行草的方式获得全面展示。从入门到创作，从临摹到创作，贯穿其中的是对书写学习者主体精神的不断激发，正如董其昌所言，“欲造极处，使精神不可磨没，所谓神品，以吾神所着故也”，而对自由精神的强调正是现代艺术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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